紀念｜作家憶聶華苓，永遠是第一個大笑的人

10月21日，著名美籍華裔作家、翻譯家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家中去世，享年99歲。她的女兒王曉藍發布消息，稱母親“走得很安詳，沒有太多痛苦。”

這陣子，王曉藍恰好來北京。10月14日離開愛荷華之前，她上樓坐在媽媽床邊，對她說：“媽媽，你一定要等我回來。”聶華苓說：“我當然會等你。”王曉藍又親了媽媽的臉，說“我愛你”，然后聶華苓說：“我也愛你。”

“有人說她選擇我不在的時候離去，因為她怕我傷心。”媽媽離開后，王曉藍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聶華苓與丈夫保羅·安格爾

一生，一棵大樹

對于自己的一生，聶華苓曾形容：“我是一棵大樹，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1925年生于武漢，1948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外文系，同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49年與家人到臺灣，1964年旅居美國，任教于愛荷華大學，代表作有小說《桑青與桃紅》、回憶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輩子》等。

1967年，聶華苓與其先生、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基礎上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每年在世界范圍內邀請作家前往。至今，“國家寫作計劃”已邀請來自100多個國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愛荷華進行創作與交流。世界各地作家齊聚一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奧爾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謝默斯·希尼、托妮·莫里森都曾參加過這一計劃。聶華苓也因此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青年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李浴洋詳細梳理過“國際寫作計劃”的發展歷程：1967年創辦后，不同國家、種族與文化立場的作家在這里相聚，借用聶華苓的話說，他們“交流”而非“交鋒”。在20世紀后半葉充滿對峙與斗爭的國際關系格局中，“國際寫作計劃”發揮的作用尤為引人關注。

聶華苓

1978年，聶華苓訪問中國大陸。次年，她與安格爾在“國家寫作計劃”中發起了“中國周末”活動，邀請中國大陸作家陸續赴美。

通過“國際寫作計劃”，蕭乾、艾青、王蒙、丁玲、茹志鵑、王安憶、諶容、徐遲、馮驥才、張賢亮、阿城、古華、汪曾祺、北島、殘雪、蘇童、西川、李銳、蔣韻、余華、唐穎、陳丹燕、莫言、劉恒、遲子建、畢飛宇、胡續冬、格非、韓博、徐則臣、金仁順、阿來、王家新、張悅然、周嘉寧、笛安、石一楓、索耳、王占黑等幾代中國大陸作家都來過愛荷華。

她是快樂的源泉

在許多作家的印象里，聶老師特別愛笑，經常大笑。日漸衰老的軀體，并不能關住一顆一直生動的心靈。

“她的家在山坡上，太多作家去過她家了，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信仰。”畢飛宇于2006年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他記得那一年一共有26個作家，來自24個國家。大家每天都在一起，吵吵鬧鬧的，“那三個月無限珍貴。”

畢飛宇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聶華苓是一個擁有無限能量的人，熱情，特別熱心于助人。當然，她也有脾氣，幾乎不掩藏。“我和聶老師之間有過許多美好的時光，我時常回憶起我們在一起的時刻。”

在愛荷華，畢飛宇記得聶華苓一直在請吃飯。“她對所有去愛荷華的中國作家都這樣，不停地請大家吃飯。她家里有一張橢圓形的餐桌，像一個微型的足球場。這個家的主人顯然知道家里會來許多客人，餐桌就比一般的餐桌大一些。所有的客人來了之后，都會在這張桌子的周邊，海闊天空。”

“她是快樂的源泉，大嗓門，同時對快樂的反應也格外敏捷。她永遠是第一個大笑的人。聽她的笑聲，你以為她是一個大塊頭，實際上聶老師身量很小，但她能量充沛。”

蘇童、聶華苓、遲子建、畢飛宇

畢飛宇說，聶華苓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在開車，就開著車帶他到處逛。等到2017年——“國際寫作計劃”50周年，他第二次來到愛荷華，聶華苓已經年過90歲。“她失去了心愛的駕照，很失落，不止一次對我說，沒有了車，就失去了自由。”

“我最后一次見到聶老師就是2017年，分別時痖弦也在，還有他的兩個寶貝女兒。我們就圍坐在那張桌邊，足足有兩天的時光。除了睡覺，我們都在一起。我猜，聶老師和痖弦都知道，那是他倆最后一次見面了。現如今，他們都走了，我格外懷念那個小小的足球場。”

無畏、透明和光華

作家遲子建一直記得初見聶華苓時的場景。那是2005年，她和劉恒受“國際寫作計劃”之邀去美國展開為期三個月的交流和訪問。抵達愛荷華時已是深夜十一時許，八十歲的聶華苓一直在家等著，一見面就熱情地擁抱遲子建和劉恒，叫著：“你們能平安到，太好了！”

在《一個人和三個時代》一文里，遲子建回憶了當時的許多細節：“一上樓，我就聞到了濃濃的香味，她說煲了雞湯，要為我們下接風面。她在廚房忙碌的時候，我站在對面看著，她忽然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笑著說：‘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我笑了。其實，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樣！有一種麗人，在經過歲月的滄桑洗禮和美好愛情的滋潤后，會呈現出一種從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輝的氣質，她正是啊。”

那年在“國際寫作計劃”的最后一夜也給遲子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漸漸黑了，大家生起火，圍爐喝酒談天。談著談著，聶華苓忽然放下酒杯，引大家來到臥室，拉開衣櫥，取出一套做工考究的中式緞子衣服，斜襟，帶扣襻的，銀粉色，質地極佳。聶華苓舉著披掛在衣架上的那身衣服，笑吟吟地說：“我已經囑咐兩個女兒了，我走的那天，就穿這套衣服！怎么樣？”那套衣服出水芙蓉般的鮮潤明媚，遲子建說：“穿上后像個新娘！”

“她大笑著，我也笑著，但我的眼睛濕了。沒有哪個女人，會像她一樣，活得這么無畏、透明和光華！”

石一楓第一次見到聶華苓是在去年中秋，他和索耳、王占黑一起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因為疫情，這一場見面遲到了三年。

“我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面條，曉藍老師做的牛肉面。那會聶老師記憶力已經不太好了，她就問我來這之前，見過哪些來過愛荷華的中國作家，我說見過畢飛宇老師，遲子建老師，他們都向你問好，然后沒吃幾口，她又開始問我見過哪些作家，反反復復的。但其實我很感動，一個老人，記憶力已經不好了，但還是那么記掛中國的作家朋友們。”

石一楓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那時聶華苓已經年近百歲，身體沒有太多力量，但他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坦蕩與熱情。“她很愛笑，特慈祥，一直都是笑呵呵的。”聶華苓還和石一楓說起他一本書的題目，說會起這么個題目，可見是會寫東西的一個人。

“那天我們離開聶老師家里的時候，正好紅房子上是一輪圓月，聶老師就在門口和我們告別。現在想想那個景象，挺美的，也挺有感觸的。”石一楓說。

《三生影像》

她不僅是“伯樂”，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馬”

在石一楓看來，在“國際寫作計劃”，有兩點彌足珍貴，一是開闊了視野，二是能真正去了解世界各地的作家們都在關心什么。

得知聶華苓去世的消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任Chris Merrill給王曉藍發去這樣一段話：“對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作家來說，這是多么悲傷的一天。能認識她，愛她，對我來說是多么大的幸運。她會永遠留在文學史上。我們會盡我們所能，維護她的愿景。”

李浴洋注意到，作為國際性的作家交流平臺，“國際寫作計劃”雖然也邀請功成名就的作家參加，但他們所占的比重其實很低，大部分名額留給了尚在成長中的年輕作家。而幾乎所有中國當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嶄露頭角時，便都會進入聶華苓與安格爾的視野并得到她的幫助。因此，聶華苓與安格爾受到了國際文壇的高度評價與普遍尊重。

《桑青與桃紅》

但在李浴洋看來，閱讀聶華苓，不應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動與內在的人生的接榫之處，除卻一樁樁文學因緣，還有她一部部文學創作。早在1959年還在《自由中國》雜志社擔任編輯時，聶華苓就已經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翡翠貓》。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此后的《桑青與桃紅》更是奠定了她作為華語文學經典作家的地位。繼而，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說集與長篇小說問世。

“她是創作、翻譯、評論與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說創作與翻譯見長。換言之，她不僅是‘伯樂’，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馬’。只不過日后作為‘伯樂’聲名日隆，以至掩過了她的作家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