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千年　徽州村落史的魅力

《傳統村落尚村》，方靜 徐彬 編著，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版

一

千年徽州，百年徽學。徽州文化異彩紛呈，徽學研究方興未艾。作為一名徽學研究者，真切感受到徽學研究的活力與生機，每一份研究成果，每一位同仁的付出，都讓我肅然起敬，受益良多。關于徽學的學科特征，許多方家都發表了頗具啟發意義的論述，都利于徽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這是首先要肯定的。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我認為徽學的基礎和主學科是史學，還是應該要遵循的。

一是探尋歷史發展規律，當是徽學研究的首要任務。徽學的研究地位之所以得到學界認可，源于其反映的徽州社會在宋元以后，特別是明清時期所具有的典型性，為傳統社會留下了較為完整的范本。這種典型性的范本，為總結中國傳統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史實依據。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從徽商的發展與徽州文化之間的互動可以得到證實。又如區域史的研究容易受到英雄史觀的影響，對人民的創造力和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關注不夠，而徽州社會的特質則是民眾共同參與的結果。

二是講清徽州與中國歷史的關系，是徽學研究的重點任務。徽州歷史的演進，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環節，對認識中國歷史的變遷具有重要價值。徽州文化的價值，不僅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對主流文化的守護，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文化建設的自覺、自動和自信，這是中國文化主體性的表現。又如徽商的興起，是徽州的社會環境、徽人的精神使然，但更是明代中國賦役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產物，同時這種變化還與生產力的進步、世界市場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唯此才不會陷入環境決定論的窠臼之中。

三是認清徽州眾多文化現象的史學屬性，當是徽學研究的基礎。徽州文化內涵豐富，表現形式多樣，素以商成幫、學成派而聞名，引起不同學科學者的關注，這也是徽學被稱為綜合學科的原因。不過從中國史學傳統來看，徽州文化諸現象依然是史學范疇。《隋書·經籍志》 將史部細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雜史、別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劉知幾在 《史通》 中不僅指出史學的“六家二體”，更在 《雜述》 篇中說：“史氏流別，殊途并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至明代王世貞直稱“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由此可知，徽州文化中的諸現象本質上是史學的不同類別，這也表明徽學研究亦應遵從史學的基本規范。

基于上述認識和理解，我以為徽學研究就是要將眾多的徽州文化元素，放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去考察，進而尋找其發展的規律，而其中最為典型的研究對象無疑是徽州村落。

二

不了解明代的徽州，就不能真正把握徽州的歷史；不深耕徽州村落，就不能真正理解徽州社會。這是我時常與方靜先生聊起的話題，也是我研究明代徽州鄉村的原因。我一直和他有約，靜下心來，回歸徽州古村研究，“深耕”“吃透”地理與人文，做幾本厚厚的通史類“村史”。《傳統村落尚村》 就是一部“村史”。翻閱這部書，一眼千年，穿越時空的徽州村落撲面而來。

一眼，徽州傳統村落的千年歷史躍然紙上。尚村近千年的演進史，是徽州鄉村文明之花靜靜盛開的典范，千百年來時光仿佛一下就到了今天，但又是一個實在的歷史存在。尚村的歷史從宋代許氏已經有了明確的記載，但從相關史料看，其歷史甚至更為久遠，雖然記載時斷時續，但馬頭墻、石板路，無聲而直觀地構筑了千年的印跡。

一眼，徽州傳統村落的宗族印跡便入眼簾。“聚族而居”，已然是徽州村落的標簽。趙吉士 《寄園寄所寄》 更是說“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加深了徽州以單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格局認知。但徽州人地關系緊張的局面在歷史上也是一個不斷加劇的過程，必然會導致多姓宗族共居的局面。尚村即是一個由“十姓九祠”構建而成的傳統徽州村落，這里依然是宗族社會，但卻是一個多姓整合的鄉村共同體。尚村的宗族發展史，豐富了徽州“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態。

一眼，徽州傳統村落的商業氣息撲面而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徽） 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從徽州村落走向商海已是人所共知的歷史現象。以往提起徽商，讓人聯想的是鹽商、茶商、木商等主要行業，其實在徽州現實生活中固然有不少從事販運的商人，但從事手工業的商人也不在少數。尚村歷史上百匠的繁榮，以及興起于杭州的章姓糕餅大師，為世人展現了一幅生動的、以普通商人為主體的商業圖景。

一眼，徽州傳統村落的契約精神悄然呈現。徽州社會遺存下大量的文書，每一張紙片都滲透著徽州人對契約精神的追求。契約，成為徽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尚村的民眾將契約上升為自治的內容，他們制定 《積谷會規約》，以規范缺糧處理措施，這一危及生存的事項便以契約的形式得以妥善解決。這是多么好的歷史素材，從契約到自治，傳統基層社會的秩序如此直觀而形象地展現出來。

一眼，徽州傳統村落的生活圖景鋪陳開來。尚村的書聲、小橋流水聲、水碓轟鳴聲……村頭的古樹、祠堂、哪吒廟……描寫尚村的詩、敘說尚村的文，還有尚村人深情的回憶……這是尚村的訴說，也是徽州村落的千年訴說。

三

一眼千年，是 《傳統村落尚村》 給讀者的第一印象。除此之外，我們還希望帶給讀者獨特的審美視角和溫潤的深情敘說。

一是在故紙文書中搜集生活細節。徽州村落就是一本沉甸甸的立體史書。這些偏僻的山村猶如世外桃源，聚族而居，“千年譜系不亂，千年宗族不散”，自生自治自滅。這里沒有強烈的朝代更替概念，只有一年一度的春冬祭祀。這里沒有行政概念的“王朝律法”，只有民間“契約春秋”。我們必須從故紙堆中找歷史痕跡，找人的繁衍記錄——族譜，找人的生存軌跡——契約，找村落地理擴張收縮——遺存與新界。《傳統村落尚村》，除了十姓宗族手寫的數十種譜牒，還有 300 余份契約，以及流水賬本、合同、禁約、日記、會議資料、祖容像等。發現尚村最早的一份文書是明萬歷二十三年許洪 《賣契》。最有意思的是，如清道光年間 《燒灰合議書》，民國五年 《三公塘香水股配水合同》、民國 《十五都屠宰議約》《曾祖細毛拼山圖》，最有價值的是民國三十四年 《積谷會規約》，光緒三十四年及民國十一年的 《禁約》 二份，以及 《祖父高板鳳分家鬮單》《愛字號次子獻琪鬮執》 等。

二是在族譜家史訪談中找生存主脈。徽州歷史悠久，村落主人大多數是平常百姓，士民百工。我們先后采訪村中 30 余人，有男有女，有老年者有青年者，近距離而深入地接觸、聆聽了埋藏在他們心底的故事和心聲，找回了早已淡出的辛勞經歷和曾經耳聞目睹的那些有趣的歷史記憶。其實，許多生活細節、歷史狀態往往在口述者脫口而出的故事里。在訪談過程中，許多文書資料被“發現”，許多祖宗族譜和文書契約從一家一戶抽屜櫥柜中被“翻出來”，還有信件、期票、合同、牌匾、碑刻、老照片等。

三是在村落遺痕中還原生活場景。《傳統村落尚村》 把村落的發展放在歷史長河里來考察，以村落三次更名為歷史發展主線，深入改名節點背后探究宗族遷徙原因。這些資料公布于世，再現了村落先人往昔的生活場景，有的甚至填補了歷史記憶空白，厘清了一些歷史謎團，重寫或改寫了一些村落發展的歷史進程。

四是在調查統計中發現規律。方靜先生整理的 《尚村現存主要明清古民居一覽表》《尚村水碓一覽表》《當代尚村工匠名單》《1977年紅旗公社尚村初中班初二年級學生名單》《尚村外出務工人員名單》 等資料都是十分重要的統計學資料。《1949 年前尚村外出經商人員名單》《當代尚村工匠名單》，反映了尚村人生存的一種模式，而 《1977年紅旗公社尚村初中班初二年級學生名單》，則反映了 20 世紀 70 年代人口與子女就學、政府辦學的一種狀態。尤其是 2023年底統計的 《尚村外出務工人員名單》，相對穩定就業的計有 210人，這一數據與村留守人員占比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方靜先生對尚村情有獨鐘，更有對徽州歷史文化的精深研究，我和他對徽學研究前景的探討還在繼續。一部尚村史，提供的不僅是一村之史，更是一種探索，是對史料的重新認識，是對徽州歷史地位的重新思考，我們有理由相信，徽州村落史將是徽學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重要領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