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重申“公眾人物的容忍義務”，很有必要

近日，周杰倫起訴網易旗下某游戲不正當競爭案，等來了二審判決。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原判，駁回了周杰倫的上訴請求。

2022年7月，周杰倫發布新專輯，之后網易在推廣某游戲時，將其新專輯的元素制作成游戲道具，并舉辦轉發抽獎活動。終審法院認為，周杰倫新專輯相關的熱搜話題、詞條、宣傳報道極為普遍，游戲的抽獎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法院還特別提到：周杰倫作為知名度極高的公眾人物，應當對網絡上提及其的話題有一定容忍義務。

不去細究本案涉及的復雜的競爭法規則，法院重申“公眾人物的容忍義務”這一原則，很有必要，是對互聯網傳播環境下言論表達和公眾人物人格權的再平衡，也是對一些明星“過度維權”的精準糾正。

眾所周知，我們法律一直保護公民的名譽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利，但法律也同樣保護公民的表達權利。對于公眾人物來說，對批評要承擔更高的容忍義務，這是保護公眾知情權、維護社會輿論秩序的必然要求。

因為像明星這樣的主動進入公眾視野中的公眾人物，其收入來源是依托于公眾對其高度關注和海量傳播；對其評價，也往往與其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參與的公共事件有關。權利和義務是相匹配的，明星的財富來自于公眾的關注，那么應有相應的容忍義務。否則，就會導致普通網友在提到公眾人物時動輒得咎，也不能正常批評電影、電視劇等公共文化產品了。

近年來，受飯圈“控評”文化影響、輿論場的表達極化，以及《民法典》對名譽權實施更嚴格保護等的共同影響，“公眾人物的容忍義務”在相當多個案中被淡化。很多公眾人物面對正當的批評、輿論場里的正常提及，動輒祭出律師函警告、舉報乃至起訴。有的公眾人物不允許網民正常批評其文藝作品，有的不許網友使用自己的劇照、頭像、動態圖，甚至還委托律師大規模起訴網民、自媒體。這樣的維權是否過界了呢？

要看到，公眾人物的人格權利和公眾的表達權，不可偏廢，應該基于法律實施再平衡。我國《民法典》第1025條明確，“行為人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影響他人名譽的，不承擔民事責任”，這是為公民的正當批評，特別是為媒體的監督報道保駕護航。但是，《民法典》同時也規定了“除外”情形，包括捏造、歪曲事實；對他人提供的嚴重失實內容未盡到合理核實義務；使用侮辱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這些行為超出了正常的言論邊界，將承擔民事責任。

我國《民法典》事實上引進了“實質性惡意”原則來厘定批評公眾人物的邊界。公眾人物在享有社會資源的同時，應接受社會大眾對其合理限度的評論、批評、監督。正如多家法院所明確的裁判規則：針對公眾人物的網絡言論，其陳述的事實基本屬實，甚或用詞稍許尖銳，偶有偏頗，也不宜認定為侵犯名譽權。相反，如果惡意造謠，或者“揣著明白裝糊涂”惡意傳播謠言，也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重申“公眾人物的容忍義務”，是有必要的，因為明星人格權保護標準不能混同于普通人，要為公民的正常表達留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