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

2024年8月10日至11日，“中國‘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來自海內外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和出版界、期刊界、媒體界同仁共150余人出席會議。大會匯集了歷史學、政治學、法學、哲學、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多學科領域從40后到90后的優秀學者，旨在秉持古今貫通、學科交叉、世界眼光和經世情懷的精神，對古代“大一統觀”的源起與實踐過程、“大一統觀”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及其轉化機制、“大一統觀”與世界國家形態理念的比較等重大問題進行全方位研討。

研討會合影

10日上午，會議開幕式在世紀館北大廳舉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軼代表學校向與會者致以誠摯歡迎。他指出中國悠久的“大一統”傳統，既具有古典意義，又兼具現代價值，構成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對“大一統觀”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認為“大一統觀”研究可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發掘“大一統”等中國古典概念的學術意義，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二是推動“大一統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作出新的貢獻；三是貫通古今與中西視域，深入探索“大一統”與現代中國的關系。他鼓勵與會學者暢所欲言，共同將“大一統觀”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開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胡恒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軼致辭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胡恒主持

主旨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部主任、明德書院院長黃興濤教授和胡恒分別主持。9位資深學者先后發表精彩演講。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從封建制與郡縣制的持續緊張切入，解析由漢代迄清代“大一統”治理模式的選擇、調適與演變過程；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通過南方各地“社稷壇”的“原始”形態，認識其標準化的演變邏輯與不同形態“社稷壇”背后所共享的深層文化觀念，從而理解“社稷”這個文化標簽的多種樣態如何構成“大一統”的基礎；朱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圍繞歷代“大一統”的愿景、措施、過程及其對現代國家治理的影響展開討論，指出“大一統”作為一個整合性的概念，對歷代王朝開展人才選拔、災害應對等國家治理形式具有塑造作用，并持續影響著當代中國“舉國體制”的運作和發展；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從比較視域出發，闡釋“大一統”如何構成了一種有別于西方經驗的獨特國家形態理論，指出“大一統觀”根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社會，既有操作層面的內容，亦有深刻的宇宙論基礎，直到近代中國面臨全球性的挑戰，“大一統”的理念和實踐仍被內化于中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的建構之中；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維系“大一統”所面臨的巨大制度成本及其化解之道，并以“疏放型行政”理解“大一統”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相互依賴的復雜樣態，呼吁在兩者的動態關系中理解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內在機制；唐曉峰（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從地理學的角度指出，山脈本有分割地理區域的作用，但中國的山脈很早就被統治者用以加強區域控制和國家整合，“三山五岳”等山名也逐漸被人文化與神圣化，成為九州同貫、華夏一統的穩固地理坐標與政治文化標志；李治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從宏觀的視域透視秦漢的“中國一統”、元代“華夷混一”、明清“華夷一統”的曲折與發展成熟過程，并指出由于元明清“華夷一統”的演進，復合式共同體的中國由“小”變 “大”，多民族統一國家、中華文明結構及傳統王朝序列在新的時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應的完善；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立足于二里頭遺址的研究，詮釋東亞大陸從“古國時代”滿天星斗的文化格局發展成具有中心的多元一統文明的漫長歷史過程，從而將早期中國與“大一統”源起的討論延伸至更為悠遠的時空譜系當中；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指出，“大一統觀”不僅在中國歷朝統治合法性的建立、疆域拓展、社會治理、文化意識形態構造等方面持續發揮著統攝作用，而且在近代以來與西方思想發生碰撞交融，逐步演化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建設的重要傳統資源，對“大一統”的觀察應當兼顧“統治”與“治理”的區別和聯系，挖掘“大一統”在觀念和實踐上的復雜層次與意義。

主旨發言人：羅志田、劉志偉、朱蘇力

主旨發言人：汪暉、周雪光、唐曉峰

主旨發言人：李治安、許宏、楊念群

8月10日下午至8月11日上午，16組分論壇報告分別進行，以下根據主題展開紀要。

分論壇1圍繞“大一統觀”與早期中國的形成展開討論。羅新慧（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提出，華夏共同體的形成與周人對“四方”的經營密不可分，周人不僅以政治、文化手段治理“西土”，而且用天授大命的思想營造出有助于“統一”傾向的氛圍，提高了周朝的族群凝聚力；陳赟（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指出，“大一統”指向連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秩序問題，在天道與人道分殊的“天下時代”，孔子修作《春秋》，不僅將政教結構從“天下”轉變到“國”，而且將“王跡”終結的時代轉換為新紀元的開端，實現了“天下”內涵的轉移；孫聞博（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同樣以“天下”概念為中心，討論了東周至秦漢時期從“分天下”到“并天下”的政治演替過程，展現出“大一統觀”的肇始與“天下觀”的聯系；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從秦朝實現版圖、制度統一，卻缺乏思想統一路線和貫通天人之道的多重背景出發，討論了漢代“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與實踐過程；趙永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認為，隋朝的《開皇禮》實為兼融漢魏傳統與攀附“周制”的新制為一體的華夏禮儀，蘊藏著隋朝承繼宇文周和姬周的雙重正統性。恰恰是通過承繼南北皇帝禮儀的雙重遺產，隋朝在南北統一的前夜創造出了禮儀一統的理想禮典。

分論壇2聚焦儒家經典與“大一統觀”。陳蘇鎮（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指出，董仲舒等漢儒在秦代經驗的基礎上，主張用“王道”取代“霸道”、用德教輔助法治，使公羊家的“大一統”學說得到新的發展，并成為帝制王朝“大一統”理論的基本藍圖；陳壁生（清華大學哲學系）對“大一統”進行了經學溯源，點明“大一統”最初表現為一個有中心的、自內向外拓展的德性秩序，而“夷夏”進退觀念與三世異辭的結合，又使夷夏的種族意義得到消解，轉變成文明普遍性的問題；趙令志（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認為，清代統治者對儒家經典的翻譯有力推動了“大一統”的發展，今后有必要關注歷代民族政權翻譯和刊行儒家經典的實踐，深入解析非漢人接受儒家思想的路徑與多元互動過程；吳仰湘（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梳理了百余年來與王闿運、廖平學術傳承相關的傳聞和誤說，指出廖平由訓詁、考據轉而“專事求大義”，進而走向分別今古、尊今抑古，是其自身學思發展的結果。

分論壇3關注“大一統觀”與歷代“正統論”的互動關系。江湄（首都師范大學）指出，金元之際的“中州士”借助義理化的蜀漢正統論，使“中國”成為一種貫通中國歷史的崇高政教理想和精神原則，并試圖以之指導和轉化“征服王朝”，借此理解所謂“征服王朝”的歷史如何被轉化為中國文明傳統的一個連續性環節；邱靖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解析了金朝開國史的重構過程，指出熙宗朝修成的《太祖實錄》通過追記“收國”年號、改寫建國年代、詮釋“大金”國號等方式，展現出女真起兵之初的法統來源，這種做法與遼人建構契丹開國史一脈相承，反映出華夏史學傳統的潛在影響；孟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認為，宋明正統論不僅是評判政權合法性的外部標準，而且是一種理解政治如何展開、國家如何成立的政治理論，關注的是如何根據內在心性和宇宙秩序之“道”實現自發的人心聚合與國家建構；高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圍繞王朝、道統和運數討論清人如何在特定歷史時期定位清朝的歷史地位，揭示出清人從清初到乾嘉時期“以元擬清”、集兩千年運數之大成和超越三代論的認知演替過程；張翔（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從東西方文化論戰期間有關中國長期一統的爭論切入，重新發現中國的文字系統和“超國家主義”政治傳統對維系大一統的意義。

分論壇4圍繞“大一統觀”下的“禮儀”運作展開。劉永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指出，“急公”一詞在清代由寬泛涵義轉為特指“完糧當差”，官方對“急公奉上”與“庶人之忠”的關聯性建構可以借助圣諭宣講文本向下滲透，展現出了清朝君民關系的新型內涵與教化途徑；孔勇（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則嘗試將孔尚任從傳統的文學史脈絡里拉出，重新將其置于清初政治史的論說空間之內，探討孔尚任親身參與的圣君形象之塑造，以及士林風向之重構的歷史；陳晨（東華大學人文學院）認為，清代的宗廟祭祀體系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使得滿洲傳統與中原禮制、古禮與今宜相交織，共同塑造了清代前期宗廟祭祀體系的復雜形態與多元內涵；姚春敏（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則將視野落到基層的佾生群體，揭示了清代佾生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其運作的基本狀況。

分論壇5關注帝王維系“大一統”時采取的各類政治策略。孫立天（獨立學者）發現，康熙帝建構了包括包衣奴才與傳教士在內的私人通訊網絡，借此繞開朝廷事務系統，形成點對點的溝通傳遞和事務處理機制，從而奠定了此后軍機處建立的基礎；江曉成（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從“本朝無名臣”論出發，系統考察康雍乾三帝批評與整肅“名臣”的理念與實踐，并關注其發展趨勢和策略差異，借此管窺盛清時期帝王的治術問題及其影響；陳兆肆（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分析了乾隆帝對岳飛特加推崇的背景、表現、原因與影響，認為乾隆帝推崇岳飛既規訓臣子忠君，又維護著清朝的疆域一統與正統性，最終讓岳飛的形象得以再生，成為重要的民族符號；張一弛（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則重點關注清朝如何在漸趨中衰之際承繼“大一統”的遺產，他以嘉慶朝東巡的相關建構為中心，探討了嘉慶帝欲圖振興“大一統”政治文化的策略與難題；王敬雅（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認為，清朝官員升遷的壅滯現象是由于入仕人數過多、階梯結構不合理、考查制度不清晰、獎勵制度設計不當等因素所致。該問題對吏治存在消極影響，且加重了政府的負擔，但終清一代始終未能將其徹底解決。

分論壇6側重于探討“大一統觀”在政治變動中的表現與重構。馬子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回歸晚明清初的政治語境，考察士大夫對良好秩序的設想，探討他們在何種程度上以道統自任、其君權批判是否具有普遍性、清初的治道合一論是否只是君權單方面攘奪道統，并以此窺探明清之際的思想觀念與政治文化變遷；馮賢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指出，清初在明末秩序崩潰的短暫過渡后，很快重建了自朝廷到地方的垂直控制系統和治理體系。從地方政治或社會控制的層面，可以更好地窺察“大一統”的論說及其實踐，特別是明清鼎革之際正統論與王朝忠誠的變化；姜金順（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聚焦于清初的“兩議”案件與“經史之爭”，指出“理學真偽論”可被視為康熙帝應對各種治理分歧的學術解決方案，對于清代中期的學術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李文杰（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認為，1907年邊疆普遍建省是“大一統”的完全落地，其動力與思想主要是外源的。盡管歷史未給清末改革留足時日，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繼承此一政策，維系了“大一統”建構的延續性。

分論壇7圍繞“大一統觀”與地方治理展開。劉文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指出，在國家正項之外，不同區域驛站體系的經費籌措、夫役攤派的機制也各不相同，連行會、幫會、市場等民間勢力也被卷入其中，動態運轉的驛站體系在全國范圍內不斷汲取民間資源，為“大一統”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琚小飛（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同樣關注清代的驛站管理與運行機制，他指出，清代的驛站體系沿襲明代又有所發展，形成了完善、流暢的管理運作系統，有效保障了中央與地方的信息溝通和大一統國家的治理能力；郭宇昕（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發現，清代馬政體系綜合了前代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政權馬政的特色，并伴隨清前中期軍事活動的開展而不斷完善，有力保障了盛清時的軍事活動與疆域一統；胡英澤（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關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如何被落實到具體的地方治理實踐當中。他從地籍管理史的角度探討了為民制產與禮儀教化、王道政治的關系，以及戶籍管理與王朝禮制的制度化過程。

分論壇8聚焦于清代“大一統”在東南海疆的治理實踐。李細珠（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同治年間牡丹社事件為節點，將清朝治理臺灣的政策演變過程分為“三節四段”，指出清代臺灣完成了與大陸的一體化過程，海峽兩岸成為了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李國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雍正年間頻繁出現的“臺灣是緊要地方”這一話語出發，考察雍正帝的各項治臺策略如何推動臺灣的穩定與發展；伍媛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則重點關注清朝在臺灣的文教活動。她認為，清朝通過社學將儒家教化深入地方，使臺灣土著在文化心理與國家認同層面產生了歸化的效果，實現了臺灣原住民群體對于大一統清朝的依歸；張小也（深圳大學人文學院）結合檔案文獻與田野調查，討論鴉片戰爭前澳門葡萄牙勢力在香山縣的拓展過程及其與當地民眾產生的摩擦，進而揭示望廈村民的訴訟活動如何構成清朝官府與列強抗爭的基礎。

分論壇9關注“大一統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夏明方（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以“非線性中國化”的概念對中國歷史進行貫通式、整體性的理解。他指出，歷史上的“中國化”具有多向度、多層次、多主體、多效應、多過程的特征。考察“中國化”的問題時，應重視以“心史”為代表的漢人“小中國”與多民族“大中國”兩種政治話語及其實踐的互動關系；張廣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傳統在周代便通過宗法制融入了中華文明，后來秦漢王朝開辟了“以國家兼天下”的帝制大一統，并延續兩千多年。近代以來，傳統大一統國家面臨危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重構了多民族大一統國家，實現了“舊邦新命”；關凱（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認為，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特征是祛除教權，進而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政治秩序，亦即具有包容性、非征服性與文明共同性的“天下秩序”。在西方現代民族觀念傳入后，原先“天下秩序”下的“天下之人”自然轉變為“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可視作是大一統政治文明的歷史遺產；何永智、霍達正卿（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通過“燕行錄”的他者視野指出，清代京師多民族“混融無間”的互嵌格局，為各民族跨族際通婚與跨族群、跨區域經濟往來提供了廣闊的互動空間，彰顯出各民族在不斷交往交融中形成的強大內聚力；謝曉輝（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則以自下而上的視角探討了湘西北地區土著族類由“多”到“一”的轉變過程與整合機制，指出“中華之民”的觀念與認同早在清中葉推廣“大一統”的過程中就已融入當地人群，進而反駁了“中華民族”是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結果等說法。

分論壇10圍繞“大一統觀”與邊疆治理觀念展開。趙現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總結了中國古代北部邊疆結合部政權所具有的經濟、軍事、文化及尚武精神等特質，認為邊疆結合部政權在中國歷史的統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是中華文明內聚性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祁美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對學界使用“藩部”概念時存在的誤區進行了辨正，認為“藩部”不等同于清代的“邊疆”，清朝的“邊疆”遠大于“藩部”治理的范圍，如新疆是清朝的“邊疆”地區，但不是整個新疆都是“藩部”，也不是所有的“回部”地區都是“藩部”，因此需要在研究中加以辨析；成一農（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認為，清朝并沒有現代意義的“邊”和“邊疆”，清人使用的“邊疆”是“天下秩序”的反映，其在本質上首先是不同文化之間的“邊疆”，然后才是與之對應的地理和政治單元的“邊疆”；袁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張，今后應關注清代“大一統”話語內部的圈層結構，以及邊疆區域關系變遷與“大一統”理念的調適等問題，從而對清代邊疆區域間的關系以及中心與邊疆的關系作出合理解釋。

分論壇11主要從法律史的角度探討“大一統觀”在司法上的實踐與變動。不同于其他學者多將清代的治藏成就歸功于乾隆朝，林乾（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關注到雍正朝在西藏管理方面的多項制度化成就，包括用直接行政管理取代委托管理，實行政教分治，規范藏傳佛教傳承系統等，肯定了其對西藏歷史產生的諸多重要影響；胡祥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注意到了清代京師審判體系的特殊之處，以及由此引發的刑部與其他審判機構發生的“抵牾”現象，借此探討京師審判機構中的異常權力關系及其運作實情；李典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從巡臺御史與司法審判的角度切入，管窺清朝御史巡視地方職能的萎縮趨勢，進而對“清承明制”與“信息渠道”視野下的國家治理問題提出新理解；魏淑民（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以清代的省例為中心，并將視線延伸至當代，貫通地分析了設立地方性法規、地方立法權與央地關系演變的歷史。

分論壇12重點關注“大一統觀”與邊疆治理的具體舉措。柳岳武（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探討了漠北地區的商貿往來與商民管理問題，他指出，清廷的制度設計和運作推動了該地的發展與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但清廷在“確保蒙旗生計”與“依賴內地商民”之間猶豫不決，以致對此后漠北地區的長遠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蔡偉杰（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探討了下嫁蒙古王公之清朝公主的收支與財務管理問題，發現清朝公主一方面是皇帝撫綏蒙古政策的延伸，一方面又會造成蒙古平民的損失與反感，在清朝的蒙古邊政治理中產生了雙重作用；張心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從蒙古地區的監獄制度入手，考察了該制度的構建過程、蒙漢法律交融的特點，以及內地化遷移等問題，認為蒙古監獄制度體現著清朝“大一統”國家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的邊疆治理策略；張伯國（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圍繞晚清新疆與內地文化的一體化構建，深入考察了文教治疆理念的興起、目標、實踐及其在重塑清朝國家認同等方面的影響，借此檢視晚清應對新疆治理危機、尋求變革治疆方式的積極探索。

分論壇13將“大一統觀”的實踐納入廣闊的比較視域下。林少陽（澳門大學歷史系）嘗試在理論上詮釋前現代實踐于以東亞為主體的朝貢禮儀，他認為，儒學的論述及其相關的禮儀長期為中國產生了強大的道德與文化資本，有助于中國在朝貢禮儀上形成“強制性主導地位”；李恭忠（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指出，鴉片戰爭前，清朝基于“天下觀”，試圖將英國等歐洲國家納入“朝貢體制”以維系“大一統”格局，但最終反被英國拉進“世界”格局當中；鐘焓（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將視域轉入西域，他指出，清代西域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始終將清朝皇帝視作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君主而予以認同，其根源足以上溯至喀喇汗王朝興起之際，從而詮釋了新疆地區的歷史演變從未偏離中國認同的發展大趨勢；曹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結合中外史料，解讀19世紀上半葉清朝與中亞諸部間的宗藩關系如何在俄、英、浩罕等諸方勢力的攪動下發生變化，進而分析清朝的因應舉措與效果。

分論壇14從歷史書寫的視角觀察“大一統觀”的實踐。張俊峰、李杰（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梳理了唐代以來南詔“五岳”的地方塑造與歷史書寫的演變，認為其代表著國家的進場，是云南融入王朝大一統秩序的象征；惠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從清代蒙古人對清廷“大一統”的理解和書寫切入，指出蒙古人逐漸與清廷在“大一統”的議題上同頻共振，體現出大一統政治向內的凝聚性；謝宏維（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指出，在晚清大變局時代，地方志深受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成為清朝穩定社會秩序、重構國家認同的政治工具與文化資源；庾向芳（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從情感史的視角考察了民國時期不同史家對清朝正統地位的褒貶態度，嘗試為民國清史學研究和近代史學轉型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與典型案例。

分論壇15兼具政治學、歷史學的交叉視野，圍繞“大一統觀”與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實踐展開。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引入中西方學界對國家形態理論的闡釋，提出“中心統合主義”作為大一統國家的一個理論概括。他將大一統的中心構建視為由中心性價值系統（治道）、中心性制度系統（治法）和中心政治主體（治人）統合形成的體系性范疇，并將其置于秦漢之變的歷史中加以分析論證；胡恒（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從超大規模與有限政府這一對結構性矛盾入手，分析國家規模如何影響了清朝的制度設計及其內在機制，例如垂直統治空間上的縣級以下政權建設、橫向空間上的“廳”的設置，政區的等級化和官僚資源的合理分配等，以解決超大規模這一治理難題；災害應對同樣是國家治理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周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指出，清初的災賑實踐及文化建構是清王朝建構“大一統”合法性的基礎，體現在災賑機制的建立、災賑文化的形成、災害書寫、民間宗教信仰等多個方面。在災賑文化建構與“大一統觀”的互動中，民族共同體的潛在理念也隨之得到奠定；王日根、徐婧宜（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認為，由經、權、道構成的經權思想遠超儒家思想的范疇，重經、行權、合道三者循環統一、相輔相成，構成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國“大一統”思維方式與社會團結一心的重要價值方法。

分論壇16同樣融匯了政治學與歷史學的交叉視野，并將研究時段下延至當代，探討“大一統觀”在現代國家建設中的延續與變化。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指出，清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最后的“自在”階段，在多民族交流及頻繁的國際互動中，清朝自覺確立了“中國人”的身份，且逐漸形成并強化了“主權意識”，從而在“大一統”王朝和民族國家之間建立了聯系；景躍進（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反思了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的兩個核心概念及其局限，主張將“大一統”引入現代國家建設的話語當中，思考人們如何在維持大一統版圖的前提下從事現代國家建設，并在大一統加集權制度的選擇下處理好諸多結構性的問題；沈潔（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追溯了“迷信”“封建迷信”等表述、指向、態度與目標如何在“現代中國”興起的脈絡中出現，并成為國族建構的象征性障礙物，進而揭示破除迷信與現代政治之間如何形成一種“互文”的態勢；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認為，古代“大一統”的四個構成性要件是皇帝、士大夫兩大主體與郡縣制和儒教兩大基本制度，中國之所以能長期維系大一統，是因始終存在一個自覺維護并具有重建大一統秩序之能力的能動性思想與政治主體，中國共產黨便是承繼前代，成為創造性發展大一統秩序的強大能動主體。

分論壇現場

會議閉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李光偉主持。清史研究所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楊念群指出，本次會議將“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置于多學科交叉的背景下，深入探討了其歷史演化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家認同、民族關系、思想文化、社會結構、地方治理等核心議題，受到廣泛關注并獲得了積極反響。今后仍應打造多學科互動的研討平臺，持續推進對“大一統觀”及其連帶課題的深入探索；歷史學院院長朱滸指出，“大一統”是從古典文獻中提煉出的可作為現代學科分析工具的核心概念，既可作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有益資源，又提供了與西方歷史及其國家形態理論相比照的有力抓手，今后仍應結合上述方面推進“大一統”研究持續走深、走實。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總結發言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朱滸教授致謝

本次研討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平臺。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各自的理念出發，共同譜寫出中國“大一統”歷史的前世今生及其多元復雜的結構圖景，既深化了大一統研究的內核，又擴展了其外延，發表了許多建設性的見解。本次會議在古與今、中與西和跨學科的多重視域之間，將“大一統”的史實與理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展現出當下學界探討“大一統”問題的前沿成果，也為今后歷史學、政治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理解與關懷。

（本文圖片由陳路、陶志鑫、趙文博、曹宇嫣、何千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