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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了哪些改革信號
7月19日,中共中央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和解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
根據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部長級)唐方裕的介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共15個部分、60條,分三大板塊。其中,第二板塊是分論,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部署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決定》共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都是涉及體制、機制、制度層面的內容。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介紹了《決定》對經濟和民生領域改革作出的部署。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韓文秀介紹,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要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國有企業要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要推進能源、鐵路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
中國企業聯合會特約高級研究員劉興國對澎湃新聞表示,會議再次肯定了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總基調,并且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三大目標——做優做強做大,增強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提出了幾個改革的重點領域,未來一段時間內,國資國企改革應當是圍繞這些方面著重推進。
劉興國指出,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主要目的在于推動國有企業重視新增價值的創造,即要推進價值創造能力的提升,引導國有企業實現有質量的發展。
“能源、鐵路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應該是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壟斷環節與競爭性領域的分離,二是競爭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劉興國說,兩個領域的分離,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接下來將會著手落實自然壟斷領域的基礎網絡設施與相關服務性業務的有效分離,明確哪些是基礎網絡業務、哪些是市場化服務業務。然后,針對市場化服務業務,首先將在現有基礎上引入市場化機制,開展市場化經營;后續則會放開社會化資本的進入限制,在競爭性領域實現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共同發展,并借助市場化競爭來促進國有經濟的更好發展,以及推動自然壟斷行業的高質量發展。
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
韓文秀表示,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規范涉民營企業行政檢查。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要制定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決定》強調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這是對各類經營主體的共同要求。
韓文秀還指出,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是一項重大改革任務。《決定》明確了三方面關鍵改革舉措:一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包括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統一規范、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體系,一體銜接的流通規則和標準,全國統一電力市場等。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三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包括完善產權保護、信息披露、市場準入、破產退出、信用監管等制度。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決定》特別提出,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
中金公司研究部認為,在逆全球化時代,傳統政治意義上的大國更容易發揮規模經濟的新優勢,有充足的人才和資源投入支持創新,并有更大的市場規模以及多樣化的應用場景來攤薄創新初始高額的研發費用,而統一大市場有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更好發揮規模經濟新優勢。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澎湃新聞表示,考慮到民營經濟對經濟增長、稅收、就業等的重要貢獻,民營經濟所使用的生產要素,比如信貸資源的使用、所得到的重大項目的招標份額等,應該也跟其貢獻相匹配,或者至少不低于一定比例,相信后續應該有更具體的落實措施,這點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滕泰認為,無論在政府采購、還是一些基礎設施項目等招標過程中,應該強調平等競爭,按照技術、市場化的能力競爭,不能夠有所歧視。
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韓文秀介紹,《決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完善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決定》強調要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強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些都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韓文秀還表示,按照三中全會《決定》作出的部署,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大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形成一批新興支柱產業,不斷增強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上升,是認識本次三中全會的重要背景。”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指出,2008年之前的一段時間是中國人口數量紅利突出的時期,出口與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而2009-2018年左右是中國金融周期快速上行的時期,信貸和房價相互加強推動經濟增長。在當前金融周期下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斷上升,而制度改革和科技進步則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抓手。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與傳統生產力相比,新質生產力更加重視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和智力資源等對生產方式、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的全面提升,具有技術創新導向,是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的重要標志。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表示,強化“因地制宜”的導向,避免同質化競爭,可能是未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著力點之一,“東部地區經濟基礎較好,可以鼓勵其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發展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但中西部地區資源稟賦各異,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就要鼓勵其穩住傳統產業的大盤,發展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例如現代化農業、生態旅游等等。相應地,對地方政府考核機制也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調整。”
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面,韓文秀介紹,針對地方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決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要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連平認為,在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中央謀劃推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有助于健全和完善中國式現代財政制度,充實地方財力,有效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充分調動地方政府促進經濟、社會、民生等各項事業均衡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羅志恒分析稱,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重塑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可能著力點之一,包括,一是中央政府上收部分事權與支出責任,減少并規范共同事權,切實減輕地方政府支出責任,二是完善以共享稅為主的地方稅收體系,構建地方財政收入體系,三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中金公司研究部認為,考慮到當前中國宏觀稅負并不高,未來稅收制度的完善或更多是結構性改革,同時財政與其他宏觀政策的協同有望進一步提升。再者,財政對民生和創新等領域的支出力度有望進一步提升。
“財政貨幣的協同可能成為宏觀經濟治理改革中的重要方向。”中金公司研究部指出,隨著金融周期下行,信貸減速,房地產與債務風險釋放,原有的貨幣投放方式發生較大變化。中國的貨幣投放伴隨著經濟增長模式的切換而進入一個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內,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但迎來了經濟與金融結構調整的寶貴機會,需要財政在貨幣投放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財政投放貨幣,既適應逆周期調節的要求,也順應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需要。財政投放貨幣對投資回報率的影響跟資金流向有很大關系,也是公共債務是否可持續的關鍵,高效的財政擴張將是市場友好型的,除了繼續直接大力支持科技創新,支持居民消費也可以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
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一靠政策給力,二靠改革發力
韓文秀在發布會上還談到了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他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保持回升向好態勢,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主要宏觀指標符合預期,同時也面臨一些困難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一些地方財政困難,表明我國經濟恢復還不夠強勁,不同地區、行業、企業之間存在分化現象。
“下一步要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實現更為均衡、普惠、包容的發展,一靠政策給力,二靠改革發力。”韓文秀說。
“政策給力和改革發力,兩者互相支持、并不矛盾。”滕泰說,政策給力,主要是逆周期的調控政策,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關鍵在于結構調整,從之前更多是基礎設施投資,到以后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促進消費,“逆周期政策里的財政政策,關鍵不在總量,而在于結構。”
滕泰指出,逆周期政策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貨幣政策要加大降息和數量寬松的力度,貨幣政策應該把更多目標用來支持經濟增長、支持充分就業、支持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在面對通貨緊縮風險的背景下,也要推動物價水平的溫和回升,才有利于促進消費。人民幣匯率,對于大國經濟而言,其優先次序應該排在內部經濟目標之后,應該執行以我為主、靈活多變的匯率政策,短期可以適當貶值,長期依靠經濟增長來支持升值。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改革是互補的關系。”滕泰強調,如果把改革比喻成“動手術”,逆周期政策就相當于“輸血”、“輸液”,配合“手術”的進行,所以短期更多依靠逆周期政策來推動經濟回升,長期要靠深化經濟改革。
滕泰表示,通過改革,釋放經濟的增長動力,讓各種財富源泉充分涌流,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潛在增長率,而逆周期調控政策,是使實際增長率盡量接近潛在增長率,兩者互相補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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