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荒”年代的上海讀書記憶：為買到一本名著通宵排隊

在“書荒”的年代里，一本本名著滋潤著人們的心靈，一本好書是可以讓人回味無窮、受用一生的。有人說，與書結緣、有書相伴，人生不會寂寞。在書籍的世界里，我們不僅可以更好地審視自己，還能與各路名人名家溝通靈魂。

艱難歲月里與名著相伴

每個星期四的早上，上海五里橋街道的老年讀書會都會準時進行，大家聚集到一起，每次討論一個主題，每次都由一位讀書會的成員來講解。

上海市民吳畏畢業于第四軍醫大學，她說自己學生時代為了應付考試，讀的多是一些專業書，很少有機會去看文學作品。等到快畢業時，“文革”卻開始了，那個時候，想要讀到中外名著就非常困難了。有一次，吳畏偶爾經過學校圖書館，意外地發現圖書館底樓的角落里堆了一堆書，她如獲至寶，就在書堆當中一本一本地翻看。

后來吳畏跟隨丈夫來到了上海，在一個醫務室里當醫生，在那里她又碰上了讀到名著的機會。吳畏是一個很和氣的醫生，服務態度又好，所以很多病人都喜歡她。在她服務的病人中有一位正在接受勞動改造的干部，負責打掃圖書館的衛生。他為了表示對吳畏的友好，每次來看病的時候總會悄悄地塞一本書給她，在這位干部的悄悄“輸送”下，吳畏看了很多名著，像《苦難的歷程》《戰爭與和平》都是在那一時期看完的。

不過，從小酷愛讀書的沈嘉祿就沒那么幸運了。20世紀60年代，他要用餓肚子的代價去換取精神食糧。資深媒體人沈嘉祿回憶說，那時候社會上沒有什么書可讀，精神生活十分貧瘠。后來，他了解到學校圖書館的大量藏書都堆放在了庫房里，對此他無比憧憬，班里幾個比較調皮搗蛋的同學跟他說，他們能把書拿出來借給他，但代價是一本書借給他一天需要付1角錢。沈嘉祿說，當時兩個大餅、一根油條也是1角錢，于是他就只好把吃早飯的錢省下來給了那幾位同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把巴爾扎克的十幾本小說都看完了。

沈嘉祿就這樣在精神饑渴的年代里艱難地讀著一本本來之不易的名著，終于有一天，他在表哥那里挖到了寶。回想起那次的經歷，沈嘉祿仍然覺得又好笑又臉紅，他說：“表哥的一位同學來看望他，給他帶了一些書，其中有一本是《魯迅詩歌集》。當時我看到后也非常激動，在我的再三請求下，表哥答應把書借給我，讓我帶回去抄。當時我比較著急，眼看著還書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我就把詩歌集里內容比較多的幾頁撕了下來，放在家里慢慢地抄，結果被表哥發現了，因為這事，我被他狠狠地訓了一頓。”

看書時，只要是沈嘉祿覺得精彩的部分就會把它們都抄下來。在沈嘉祿的抄書生涯當中，有海涅、萊蒙托夫的詩，有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的小說，他最瘋狂的舉動就是把整本手記本的《茶花女》抄了下來。一本《茶花女》大概有20萬字，而手記本也有5萬字，當沈嘉祿看了幾頁手抄本后非常激動，想跟同學多借幾天，卻被拒絕了。沒有辦法，沈嘉祿只得趕時間，為此他還大著膽子把手抄本帶進了課堂，當他抄到最后一頁，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時，門被推開了，幾個工宣隊員沖了進來……這些事情如今看來很不可思議，卻是沈嘉祿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歷。后來隨著藏書積累到一定程度，他索性辦了一個“私人圖書館”。后來沈嘉祿發現，同學借去的書時常有去無回，為此他專門還刻了個圖章，上面刻了一個字—

“還”，把這個字印在書上，提醒同學按時歸還。

想盡辦法找書看

借書不還可能是很多人經歷過的事情，曾經是沈嘉祿同事又是朋友的胡展奮就坦然承認當年自己是個“雅賊”。回憶起那時候“偷書”的經歷，胡展奮還有點不好意思。他說：“很多人偷了我的書，我也偷了不少人的書，比如說我的書被他卡住了，那么我只能卡住他的書，再拿他的書去和別人做交換。我覺得我們當時的讀書人都是‘雅賊’，沒有讀書人敢說自己的書本本來歷都是清清白白的，總有一本是曖昧的。”

生于50年代的胡展奮從小就喜歡讀書，他少年時代，大量的名著都是在一位小伙伴家的亭子間里讀完的。那時候，他住在江寧路五福里的石庫門房子里，他有個鄰居叫陳巍，他倆天天在一起玩，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當陳巍看到胡展奮成天躲在閣樓昏黃的燈光下看書時，終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告訴胡展奮，說他父親的書比他的多得多了。陳巍的父母親都是做老師的，家里接待外人也比較謹慎，但出于小伙伴之間的友情，他向胡展奮打開了他家的書櫥。在那個“書荒”的年代里，胡展奮在小伙伴家如饑似渴地讀著那些外面極難看到的名著。

當時，想要借到一本名著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為了能得到一本好書，會想盡各種辦法。市民杜金海回想起自己當年讀名著的情景也感觸頗多，她一位同學的父親早年在印制廠工作，“文革”期間被抄家，大部分的書都被抄走了。然而，放在廚房一個角落的書卻幸好沒有被發現，杜金海為了能讀這些書，就給她的同學織毛衣，以此來聯絡感情。那時候，有些書借給別人看還要偷偷摸摸的，杜金海的同學為了防止被別人察覺到什么，不僅把書包裹起來，還在上面覆蓋上《毛澤東選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杜金海如饑似渴地讀完了《紅與黑》《簡 · 愛》《呼嘯山莊》等世界名著。

資深媒體人秦來來回憶起那段“偷偷摸摸”讀名著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因為私底下交流各種名著而建立起來的信任感。如今，回首那段歲月，秦來來把名著閱讀總結為三個階段，他說：“‘文革’之前我們到處借書讀；‘文革’當中我們覓書讀；‘文革’以后我們可以買書讀。在‘文革’這一特殊時期，有些書是不能公開的，借書就像搞地下工作，當時流傳的手抄本，就是由某個人創作的，別人若覺得好，就抄寫下來，一傳十，十傳百，就這樣流傳出去了，當時比較有名的有《第二次握手》《一雙繡花鞋》《三下江南》。”

在很難找到原著來讀的時候，那就只好自己動手去抄手抄本。在上海音像資料館工作的石左虎很早就掌握了四國語言，業余時間還翻譯了幾本外國著作，當年他初學英語的時候居然想動手抄英漢詞典。那時，石左虎還是初中生，他幾乎跑遍了上海市內的所有新華書店，卻找不到一本英漢詞典。后來，石左虎的老師聽說了他的經歷，便悄悄地把英漢詞典贈給了他。

與書結緣的美好經歷

那時不僅家里珍藏著幾本名著的人很吃香，就連看名著看得多的章麗瓊也因為哥哥、姐姐總有辦法弄來幾本書而使得她變成了小姐妹里的紅人。章麗瓊的一幫小姐妹天天圍著她，讓她講故事，于是章麗瓊就把《悲慘世界》《紅與黑》《安娜 · 卡列尼娜》《復活》中的故事說了一遍又一遍。章麗瓊不僅因為讀名著而擁有了很多朋友，而且還為她帶來了甜蜜的愛情。她的丈夫當年知道她愛讀書，所以想盡一切辦法找來各種她想要看的書。章麗瓊的丈夫原先是她的中學語文老師，當他得知章麗瓊最崇拜的是斯巴達克斯，特別想看小說《斯巴達克斯》后，就千方百計地借到這本書，以家訪的名義把書帶給了她，回想起這段往事，章麗瓊至今仍感到十分有意思。

曾經是“振興中華讀書會”主要參與者之一的陳振民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那時陳振民還居住在老式的里弄房子里，躲在陰涼的地方看書是他童年暑假里最美好的事。白天，隨著太陽的移動，屋內的陰處也在移動，于是陳振民就不斷地跟著太陽轉移位置讀書。到了傍晚，陳振民就在滾燙的地上灑上水，然后就是一把躺椅、一杯水、一把蒲扇、一本書的休閑時光了。陳振民曾任上海市精神文明辦副主任，他記得，兒時“少年之家”圖書館也是他吸取養分的好地方，那里有幾千冊的藏書，《苦菜花》《迎春花》《朝陽花》《呂梁英雄傳》《草原烽火》等，都是在那里讀到的。

可是到了“文革”開始后，這些名著對陳振民他們這代人關上了大門。那時，陳振民只有14歲，無所事事的他總喜歡和同學到學校里溜溜轉轉，有一天，他發現了一個門口貼著封條的地下室，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們揭開了封條走了進去，卻意外地發現了難以計數的好書。他們像搜索寶貝似的在書堆里翻尋，陳振民當時就帶走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還有很多蘇聯時期的文學作品，比如高爾基的《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至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時常回蕩在他的腦海里，讓他受益無窮——“當你回憶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愧”成為他這一生的座右銘。

陳振民的父親當時在出版行業工作，所以家里也有很多藏書，但在那個非常時期，那些書很可能會成為“定時炸彈”。為了免去后顧之憂，父親讓陳振民去廢品回收站把書賣掉，當時，陳振民是含著眼淚把這些書帶到長春路上的廢品回收站的。他記得，有一位中年人就站在那里，看當他到陳振民的書后，當即表示愿意出高價買下，那是一位儒雅的讀書人，出于對書的愛護，陳振民就答應了他。

五里橋老年讀書會成員陳晶龍老人是讀書活動的積極分子，年輕時曾經兩次被評為“振興中華讀書會”的先進個人。說起讀名著的經歷，陳晶龍說：“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時候我們還是青年，有這樣一個英雄人物作為我們的榜樣是很好的。到1959年，國家剛剛進行大規模的建設，我響應國家的號召，到上海一個鐵路建設工地去支援工作，那時是冬天，天氣特別的冷，我想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保爾在鐵路工地工作時也是冷天，那時候我覺得保爾能挺過來，我也可以，是保爾的精神鼓勵了我。”陳晶龍老人前年生了一場大病，在困難的時刻，又是這本書給了老人巨大的信念，支撐他與病魔作斗爭，他覺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了他的一生。

對于杜金海來說，也有一本名著在他最艱難的日子里成為他心中最大的精神支柱，那就是《簡 · 愛》。回憶起那時的艱苦歲月，杜金海深情地說：“我們這一代在生活上碰到的坎坷還是蠻多的，但每當我碰到坎坷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想到簡 · 愛，她在寄人籬下的環境里還能頑強地生活，所以我一直用這個故事鼓舞自己。”

那些瘋狂買書的記憶

“文革”的結束使思想被禁錮了將近十年的人們一下子升騰起了對讀書的渴望。38年前，張建平走進上海譯文出版社報到，38年后，他戀戀不舍地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了。張建平記得，改革開放不久，文化部決定恢復外國文學的出版工作，當時在全國只有兩家出版社能夠出版外國文學著作，一家是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另一家就是上海譯文出版社。得到文化部的指示后，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外國文學名著《斯巴達克斯》。讓出版社全體員工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一上市，就立馬遭到了瘋搶。經歷了“書荒”年代的人們一聽說有文學名著要上市，總會在新華書店門前排起長隊，有時甚至要排通宵。

那時，就連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的張建平想要買到一本《斯巴達克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天，張建平和幾個朋友相約來到淮海中路的新華書店買書，可沒過多久，店員就把大門關上了，原來是加印的《斯巴達克斯》到貨了。于是，被關在里面的讀者幸運降臨，每人都可以購買一本《斯巴達克斯》，等買到書以后，店員讓張建平等從后門悄悄出去。當時，張建平還想再買一本《斯巴達克斯》，于是他也只得加入長長的排隊買書的隊伍之中。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年里，新華書店的門口經常排著見首不見尾的長隊，那時，秦來來就曾經為了買到名著天還沒亮就去排隊，由于當時供給每個新華書店的圖書數量有限，這對讀者來說更加造成了一種緊張的感覺。秦來來記得那天排隊的人實在太多了，就連豫園派出所民警也來到現場維持秩序。這樣的場面，秦來來現在回想起來記憶猶新：“這是我這一生當中或者我們這一代人的讀書活動的一個高潮啊。”人們爭先恐后地買書、看書，用閱讀來充實自己，這一不可再復制的場景在當時來說，卻是再普通不過。

當時上海譯文出版社精選了35本中外經典小說，一版再版，總共發行了150萬冊。在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購書的讀者最多的一天就有1.6萬人，有的人買起書來不是一本一本地買，而是一疊一疊地買，而張建平也成了這套書出版發行的見證者。

他介紹說，這35本中外經典小說叫“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直到現在這套書在網上的舊書店里還賣得挺火。當時，這套書的名氣很大，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書荒”。那時候由于大家都在搶購這些中外名著，使得市場上的供應已經遠遠滿足不了大眾的需求，甚至連印刷的紙張都成了緊俏物品，用“洛陽紙貴”來形容，真是一點也不為過。由于當時出的書少，看的人多，因此，愛書人中間還自發形成了一個換書市場。

沈嘉祿介紹說：“上海人蠻聰明的，他會利用自己有限的資源實現了共享，書店門口會自發地形成一個交換市場，大家拿著自己看過的書，在那里交換。我有一本書，交換之后就可能看了五六本書了，我覺得這一幕非常溫馨，上海人讀書讀到這個程度，應該說也是空前絕后的。”

從十年“文革”里走來的那一代青年人，當他們走到改革開放的門口就像走出茫茫沙漠一樣，把書店當成了生命的綠洲。那時候，如果誰有在新華書店工作的親戚朋友也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秦來來兒時就有一個小伙伴的母親是延安路新華書店的營業員，因此他就經常托小伙伴的母親買書。

閱讀使人終身受益

20世紀80年代，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在上海拍攝了一條新聞，記錄的是那些年的每個清晨，上海圖書館還沒開門時，門口就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的情景。因為到新華書店買書不易，再加上買書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所以上海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也就成了很多愛讀名著的人們熱衷去的地方。

當時在徐匯女中旁邊的校辦工廠工作的胡展奮就在身邊找到了這樣一個讀名著的好地方。工廠負責人知道胡展奮喜歡看書，就讓他中午去圖書館休息，當時“文革”剛結束，來圖書館的人還不多，于是胡展奮就自得其樂地看了很多好書。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當年是在恢復高考后的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復旦的圖書館對于他來說簡直就是一座知識的寶庫、文學的寶庫。金光耀在考入復旦前，并沒有看過什么文學名著，進入大學后，在研讀大量專業書的同時，他還沒日沒夜地看了很多文學名著。回想起那段經歷，金光耀說：“我們對知識的渴望實際上和我們成長過程中的知識饑渴是聯系在一起的。”

1981年，孫嘉明從黃山茶林場回到上海，同年考上了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他的讀書欲望也是在大學校園和書店里得到滿足的。那時候，他經常去福州路買書，收集書籍成為他的一大愛好。經過了30多年的積累，孫嘉明擁有了自己豐富的藏書，最近他正在整理這些書，打算把它們全部捐獻出來，送給有需要的老師和同學。孫嘉明教授是這樣說的：“我現在的主要工作地點在美國，接觸的也是英文，而且這些書分量很重，我沒有辦法把它們帶去美國。我想把這些很有價值的書分享給我的同事、同行，讓它們在合適的人手里，再一次煥發出它們的生命力。”

在一批批的中外名著重新走進人們的讀書生活之后，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出版了一套用于收藏的精裝本世界名著—“外國文學名著珍藏本”。這套書一經推出就廣受好評，它不僅滿足了人們閱讀和收藏的需要，更成為當時贈送給朋友的最佳禮品。

千里姻緣一書牽

當年，“文學墻”的出現是一個新生事物，文學青年可以在這個園地談名著、聊文學，因為到這里來的大部分是青年人，所以還有一部分人也在這里找到了愛情。胡展奮有一位朋友很喜歡詩歌，有一次，他把英國詩人濟慈的詩抄下來，貼在了“文學墻”上，有一位女孩子看到后就堵住了他，向他要濟慈的詩來讀，這樣一來二去的，很自然地就有了浪漫的愛情故事。

七八十年代上海興起的這股讀書熱的確影響到正在談婚論嫁的男女青年們。那時候的年輕人結婚講究的是“三十六條腿”，而從小就愛讀名著的盧其芬對丈夫的要求居然是要有一張書桌和一盞臺燈。她渴望結婚后能在書桌旁安安靜靜地看書，而她的愛人也實現了她的夢想。沈嘉祿和他的太太也是在一套名著的牽引下開始走上愛情道路的，《戰爭與和平》成了他們之間永恒的信物。陳振民也是如此，正是因為他把一部名著里的故事講給一個女孩子聽而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就是那一本本的文學名著給了那個年代的人一份精神上的富足和希望，支撐了許多年輕人的日日夜夜，為他們未來的人生道路點上了一盞明亮的燈。

選自上海音像資料館編：《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溫暖記憶》，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版

（本文題圖：劇照 | 《大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