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簽字女子被困精神病院超10年：社區康復模式該完善了

文 | 心冥

因父母拒絕簽字，女子被困在精神病院超過10年，想想都讓人窒息。

據澎湃新聞報道，6月19日，廈門仙岳醫院相關人士介紹，當事人經過治療已經達到出院標準，他們希望她能盡快出院，但是由于其屬于非自愿住院類型，按照規定，醫院無權強制她出院，她也不能自行辦理出院手續，必須由家屬辦理。但據市婦聯工作人員證實，女子不能出院，是由于家屬不愿意簽字辦理出院手續。

該事件曝光后，多個部門介入協調，最終，女子姑丈獲得父母授權，前來辦理了出院手續。目前，女子有村民組長協助照顧，吃住、工作和人身自由均有保障。

看完這位女子的遭遇，有人指責精神病院不作為，明明已經符合出院標準卻不放人。院方對此表示十分委屈，作為醫院，他們一直在努力救治，治療結束后也在積極與家屬聯系，可家屬不來接人，他們也不能違規。醫院的難處也可以理解，畢竟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疾病，符合出院標準并不意味著痊愈不再發病，放回社會多少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沒有監護人接收，醫院斷不敢冒險將人送走。

圖文無關，來源：東方IC

至于女子的家庭情況以及父母為何不愿將女兒接回家，目前并沒有詳細介紹。不過，類似的故事并不罕見。2017年有媒體報道，北京安定醫院多位精神病患者因家人不愿簽字無法出院，最長的住院時間超過20年，死亡成為了他們離開醫院的唯一方式。

在這些被“放棄”的精神病人中，有些因為家屬無力照顧，想著住在精神病院條件比養老院好，還能走醫保報銷，省心又省錢；有些得了癌癥，更加堅定了家屬讓其在這里等死的決心。這樣的故事聽著很殘忍，但家屬的決絕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畢竟在家人眼中，患者就算暫時康復，也仍是個“定時炸彈”，萬一哪天發起病來，又摔東西打人怎么辦，若跑到外面傷了人，還不是得由他們收拾爛攤子。

可以說，家屬的放棄，雖然有不想惹禍上身的自私考量，但背后也有一種無奈，那便是：缺乏社會支持的他們，很難單獨承擔起照顧精神病人的重任。而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問題，本來就不只是個人與家庭的事，而是整個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

在其他國家，精神病人回歸社會也是一個難題，對此，社區康復模式提供了一個比較理想的解決方案，給精神病人一個更為人性化、社會化的治療環境。所謂社區康復，是指在社區層面上采取的康復措施，“這些措施是利用和依靠社區的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料來進行的”。

按照這個模式，國家需要將龐大的集中監管式的精神病院化整為零，分散在社區，與社區原有的醫療服務網相融合。相比國內，一個精神病人的合理去處似乎只有精神病院，在國外，這些人并不需要長期待在離家很遠的醫院里，接受監獄式管理的治療。拿澳大利亞來說，他們的社區醫院就設有住院部，而且只接收急癥患者，主要控制精神癥狀的急性發作，住院期一般都限制在3 ～4周之內，然后視情況將病人轉到其它機構。

特別是針對精神病老年患者，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服務內容。比如護理之家，是服務情緒相對穩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癡呆患者等，盡管也是封閉式管理，但是他們會讓患者盡量過上“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對于獨立生活有困難、但又不能得到子女照料的出院病人，他們會送去專門的老人院，那里會提供居所、膳食及必要的生活料理，管理方式更開放，且價格要更低廉；此外還設有日間醫院，老人白天在醫院接受醫療檢查、治療，晚上回家享受天倫之樂。

就這樣，功能不同的各種醫療服務機構組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網絡，讓精神病人在病情穩定后，不至于一直被困在醫院。

澳大利亞的實踐并非個例。美國同樣通過立法，明確了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的多元化，有效降低了治療成本。社區治療康復團隊一般包括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醫生、軀體疾病治療醫生、社會工作者、精神科護士及其他輔助人員。通過幾十年的實踐，社區治療的好處顯而易見，不僅服務效果好，通過統計，社區治療康復的患者每人每年花費僅90美元，比住院每人每年15600美元下降了94%，且大多數得到有效治療。

日本也很注重為患者出院后的正常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在1995年的《精神保障福利法》，日本明確指出要促進患者回歸社會，建立并充實設施，包括生活訓練設施、職業技術訓練設施、福利院、福利廠等，這么做不僅能為家庭減輕照護壓力，也能促進出院的患者早日融入社會。

圖文無關，來源：東方IC

這些國家的實踐表明，精神病的治療目的，早就不只是減少攻擊性、減少自殺等，現在要做的，是在初期的治療結束后，推動精神疾病患者回歸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這樣也有利于減少他們再次發病的幾率。

我國也開始了類似嘗試，相關法律法規早就提出，各地要逐步建立健全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體系，一些地方有不錯的實踐。如株洲市楓溪街道衛生服務中心開設的精神科，通過低廉的治療費用和“一技之長”培訓項目，幫助精神障礙患者逐步回歸家庭與社會。但這樣的案例仍然是鳳毛麟角。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也曾提出過類似的困境，因為我們國家的社區康復和家庭支持都不夠，很多精神病人反復住院。各地的精神衛生防治所，應當承擔起這個任務，但他們往往缺乏資金，發揮的作用有限。

精神病人的康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家庭、社區、醫療機構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們應當從這位被困醫院的女子身上汲取教訓，投入建設更多的社區康復中心，為精神病人提供更為便捷、專業的康復服務。只有當社區成為精神障礙患者康復的堅實后盾，才能讓每一個“被放棄”的人踏上回家的路。這不僅是對個體的尊重，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