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江南︱四十年一輪回，三位溫州移民的出走與歸來

【編者按】

江南是中國最現(xiàn)代化、也最具獨特文化精神的地區(qū)。這片坐擁江河湖海的魚米之鄉(xiāng)，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發(fā)達，中外交匯。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漫長相遇，讓江南成為理解古老中國如何轉(zhuǎn)型的絕佳窗口。

澎湃新聞記者尋訪了蘇州、無錫、朱家角、湖州、余杭、紹興、寧波、舟山、金華、蘭溪、衢州、溫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鎮(zhèn)，用人文主義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視江南古今之變留在普通人命運中的真實軌跡。

位于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歷史上便是一個移民社會。追溯溫州文化淵源，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中原—吳越文化的攝入、閩南文化的融入和本土草根文化的生長。其中，作為主干的本土草根文化是溫州文化呈現(xiàn)獨特性的本源，閩南文化是助推劑，中原—吳越文化的遲到恰好為草根文化保持相對強勢發(fā)展、形成獨特性預留了空間。溫州位于浙東南偏僻處，東瀕東海，北、西、南三面均為大山高地與外域隔離。溫州的這種地理位置無論相距吳越還是中原，都使其處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外圍。加之社會經(jīng)濟水平的低下、科學技術(shù)的不發(fā)達以及人力手工為主的交通，使其在客觀上無法與外部進行密切的和規(guī)模化的交往。不僅如此，溫州所處的空間差序格局還阻滯了主流的中原文化和吳越文化的進入與傳播，也使甌地政權(quán)中未出現(xiàn)強權(quán)政治或行政專制的加壓局面。即使在中原、吳越等地區(qū)稱大獨尊的儒家，在隨諸子百家流入甌地后，也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之平等一家。溫州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自由、多元的地區(qū)， 受此熏陶的海內(nèi)外溫州人則表現(xiàn)出經(jīng)世致用和靈活變通的性格特征。

而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海的地理格局以及“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環(huán)境，更使得溫州人難以靠耕地為生，塑造了當?shù)孛癖娤蛲怅J蕩流動的性格。溫州人移居海外的歷史是十分久遠的。早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就有溫州商人移民海外經(jīng)商入仕的記錄。進入20世紀，出國謀生的溫州人漸增，并先后出現(xiàn)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至1920年代初，瑞安、甌海兩地的山區(qū)農(nóng)民和小手工業(yè)者紛紛東渡日本做工行商，形成了溫州歷史上的第一場移民潮。第二波高潮發(fā)生在1930年代，由于自然災害、中日戰(zhàn)爭的陰影等原因，溫州部分地區(qū)的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知識分子流向南洋群島和歐洲。

第三次則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門的打開，數(shù)以百萬計的溫州人通過各種渠道移民海外。第一批溫州移民大多從所在國最底層的工作做起，用他們的辛勤和汗水在當?shù)卣痉€(wěn)了腳跟。和前兩批溫州移民一心想著賺夠了錢、衣錦還鄉(xiāng)購置田地不同。這批移民往往選擇在移民國生活并長期定居。與全世界做生意的溫州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走出國門的華商群體之一，已經(jīng)成為中國經(jīng)濟全球化的一個標志。今天的溫商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跨國界的中國海外經(jīng)貿(mào)代理人角色，他們以費孝通先生所歸納的“小商品，大市場”和“家庭生產(chǎn)”為特征的“溫州模式”，通過民間自發(fā)的、幾乎無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網(wǎng)絡(luò)，不斷在全球拓展著中國的商業(yè)版圖。據(jù)2016年溫州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現(xiàn)有60多萬溫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個國家和地區(qū)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然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綜合國力的增強，他們中的不少人又選擇了回到祖國。澎湃新聞（www.ditubang.cn）專訪了一批溫州移民，并從中挑選出了三位，他們的故事，既是溫州移民群體自強不息的一曲贊歌，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一宏大敘事下的細節(jié)呈現(xiàn)。

不惜一切出國去

黃玲今年29歲，兩年前回國，如今在一家外企做外貿(mào)。1997年，在她8歲那一年，父親偷渡去了意大利。而在九十年代初，她姑姑一家三口，就已經(jīng)分批偷渡到了意大利，并在佛羅倫薩經(jīng)營起了一家小型皮革廠。

九十年代意大利的經(jīng)濟比現(xiàn)在有活力得多，只要夠拼、肯干，基本都能賺到錢。黃玲的姑姑在幾年間就賺了幾十萬歐元，那時歐元兌換人民幣的匯率也高。黃玲的父母在國內(nèi)也是做服裝的，但那幾年生意特別不好做。“聽說姑姑在那邊賺了那么多錢，我父親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出國去。”

那會兒要出國，基本只能是偷渡，然而世界那么大，該去哪呢。

最后黃玲的父親還是決定去意大利，一來是價格相對便宜，偷渡到意大利，蛇頭的要價是14萬元，而德國是20萬，美國是30萬；二來是姑姑一家已經(jīng)在那邊站穩(wěn)了腳跟，去的話有個照應。

但那是90年代，14萬人民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依舊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為了籌集這筆錢，父親把親戚鄰居借了個遍。

今天的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個悲情的故事：黃玲的父親挨家挨戶借錢，四處碰壁。但事實上，在當時的溫州人看來，出國才有出路，能發(fā)大財，因此人們很愿意把錢借給黃玲的父親。不過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借出去的錢要有回報，跟貸款利率一樣；第二，她的父親只能一個人出去，老婆孩子要留下來，作為抵押。等把這14萬都還清了，才能把黃玲一起帶出國去。

“我后來回想一下，這不就是最早的‘P2P借貸’么！”

有了錢，下一步就是怎么去了。黃玲說，父親這么多年來從未跟她提過當年偷渡的細節(jié)，偶爾聊到，甚至還是忍不住掉眼淚。

根據(jù)目前可考的資料，當時的溫州人偷渡進入歐洲，主要有兩種途徑，第一是乘火車，從東北出關(guān)，穿越蘇聯(lián)，一直坐到黑海沿岸，再乘船經(jīng)過土耳其海峽，抵達前南斯拉夫地區(qū)，最終從北面翻越阿爾卑斯山登陸意大利；另一種是沿著現(xiàn)在的海上絲綢之路，經(jīng)過馬六甲海峽、印度洋、亞丁灣，穿越蘇伊士運河抵達地中海，最后也在意大利北部上岸。而在登陸的時候，他們會拿出蛇頭為他們準備好的日本護照，在海關(guān)外的咖啡廳和餐廳潛伏，等待日本游客的前來。

當年的日本旅行團就好似今天的中國旅行團，是世界各國旅游業(yè)的支柱。當年沒有電子信息系統(tǒng)，意大利海關(guān)人員一般只抽查前幾位入關(guān)游客的護照，后面的只需要亮一下日本護照即可。偷渡客們抓住這個機會，尾隨其后，成功闖關(guān)。

到了2002年，彼時的意大利政府認識到自己缺乏青壯年的廉價勞動力，于是向移民們開放了“家庭團聚簽”，黃玲和母親得以正大光明地拿著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出境，與父親團聚。在溫州，這種“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鄉(xiāng)親帶鄉(xiāng)親”的移民方式尤為突出，每一個已出國的溫州人，都可能是一條移民鏈的起點。溫州人就這樣“傳幫帶”，首先把自己的妻兒遷到國外，再發(fā)展近親，如此不斷延展，溫州農(nóng)村地區(qū)自然形成了以親屬關(guān)系為紐帶的“移民網(wǎng)絡(luò)”。

王榮弟，2016年回國，現(xiàn)任麗岙街道僑聯(lián)主席。在此之前，他是法國一家知名服裝品牌的生產(chǎn)和經(jīng)銷商，在法國打拼近30年，已在歐洲各國開設(shè)了500多家服裝門店，下屬員工超過3000人。

麗岙是溫州著名的僑鄉(xiāng)，多山地，耕地稀少，因此歷史上外出闖蕩的移民極多。麗岙常住人口1.5萬左右，而旅居海外2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華僑則有近3.2萬人。麗岙的街頭有著號稱全溫州最純正的咖啡店，記者在麗岙僑聯(lián)的辦公室坐下，與中國其他地方常見的沏茶待客不同，當?shù)貎S聯(lián)的工作人員，會端上了一杯剛磨好的意式濃縮。顯然，僑民們把他們在海外多年的生活習慣也帶回了這里。

1961年，王榮弟出生在麗岙的一個農(nóng)村家庭，高中畢業(yè)后進入當?shù)亓謽I(yè)系統(tǒng)工作。1984年，不安于現(xiàn)狀的王榮弟選擇“下海”創(chuàng)業(yè)——做一個電器銷售員。憑借著自己的辛勤勞動，僅1986年一年，王榮弟的收入就超過50萬元。

“但我們麗岙這個地方的人，想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就是覺得要出國，出國比什么都好。那時候剛改革開放，有好多老華僑回來探親，我們一看他們帶回來的東西，還有穿著談吐，再就是許多回到家鄉(xiāng)的華僑享受華僑券這些福利，那真是（讓人）羨慕啊，于是我就決定，自己也要出國去闖一闖。”

1989年，王榮弟拿著波蘭的簽證，輾轉(zhuǎn)入境了法國。

包愛通，生于1962年，2000年出國，2013年回國，現(xiàn)任溫州永嘉縣七都島樟里村黨支部書記。

七都島四面環(huán)江，一遇臺風或是洪水，基本全島都難逃被淹的厄運。島上居民有著出去謀生的傳統(tǒng)，又由于水路發(fā)達，還有許多外國海輪從甌江進入，隨洋船“出走”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現(xiàn)全島常住人口九千人，旅居港澳臺及海外的人數(shù)則有一萬五千人，是常住人口的1.5倍多。

很長時間以來，七都島是全溫州最窮最落后的地區(qū)之一。改革開放以前，整個七都島沒有通水和電。一直到1984年，七都地區(qū)才通電，在此之前，當?shù)鼐用裰荒芸刻羲兔河蜔舳热铡?/p>

回想起當年，包愛通直言“太苦了”。為了生計，他12歲就去湖北給人彈棉花，14歲的時候改做了木工，這一干就是九年。在這之后他還出海做過漁民，當過客車司機。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他買下了幾條挖沙船，“還挺賺錢，少的話一年五六萬，多的話一年二三十萬”。

包愛通有兩個女兒，對她們疼愛有加。兩個女兒都讀到了大學畢業(yè)，這在當?shù)夭⒉怀Ｒ姟Ｆ叨既诉^去不是很重視教育，尤其覺得女孩子沒必要讀這么多書。當?shù)厝俗钆宸切┠艹鰢娜耍捕枷胫ㄗ右泼瘛０鼝弁ǖ泥従愚陕渌J為他的女兒讀了那么多書，最后不是找個普通的工作，也沒見賺著錢當老板。他氣不過，決定也出國去算了，“一是不想跟他們做鄰居了，二是覺得憑什么他們都能賺著錢，就我賺不到？”

2000年，包愛通賣掉了自己的挖沙船，他花了一百多萬元給全家人辦齊了勞務簽證，舉家移民意大利。

人在他鄉(xiāng)

初到意大利，走在羅馬的大街上，望著那些動輒幾百上千年的建筑，包愛通的第一反應是：這地方怎么搞基建嘛？搞不了基建，怎么賺的了錢？

羅馬那厚重的歷史感，帶給游客的是震撼與美感，而帶給包愛通的，是深深的沮喪。

但既然來了，也就沒有回頭路。

包愛通在當?shù)氐闹形膱蠹埳峡吹搅艘粍t招工廣告：一家餐館招洗碗工，月薪800歐。2000年的時候，800歐差不多是一萬塊人民幣了，當時在國內(nèi)洗碗，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幾百塊錢。他瞬間覺得，這地方還是能賺到錢的。

包愛通在那家餐館洗了7個月的碗，從中午工作到凌晨一兩點，這之后他從配菜做起，用了三年的時間，做上了大廚，之后便一直做著廚師。這在溫州移民群體中頗有些另類，溫州裔移民普遍對“當老板”深有執(zhí)念，他們初到他鄉(xiāng)，通常做苦力、打工，省吃儉用積累第一桶金，之后便開店當老板。即使當上老板，大多數(shù)仍和工人一起起早貪黑，甚至比打工者更艱苦，租地下室或者車庫席地而睡，成為名符其實的“睡地板的老板”。

自己做臟活累活的同時，包愛通卻堅決地把兩個女兒送進了語言學校，囑咐她們一定要學好意大利語，跟當?shù)厣鐣谌搿?/p>

“我自己的意大利語只能基本交流，基本上出門坐個公交地鐵買個菜還是可以的，其他就不行了。也沒辦法，我在意大利從早到都晚待在廚房里。我兩個女兒的意大利語都很好，現(xiàn)在在羅馬開服裝店。”

王榮弟初到巴黎，舉目無親，在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里打工。

那時的王榮弟，天天下班回家都忍不住地掉眼淚，覺得自己可憐。那時候的法國還少有中國人的身影，初來乍到，語言不通，王榮弟想說話也無處傾訴。但溫州人敢于闖蕩，渴望財富的精神支撐著他。“我覺得既然別人來法國都能賺到錢，我為什么不能，于是我就拼命地干。我當時有三個愿望，一是讓自己身份合法化，二是有自己的房子，三是有自己的車子。”

但就在這時，王榮弟突然大病一場。他在法國最好的醫(yī)院住了38天，由于法國的人道主義救援是先看病后交錢，等身體恢復出院時才發(fā)現(xiàn)，他的醫(yī)療費共需要80多萬法郎。那時候，王榮弟全部的身家不超過100塊，在當?shù)嘏笥训慕ㄗh下，他向醫(yī)院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這家醫(yī)院竟然免去了他全部的醫(yī)療費，只是象征性地收了600塊其他費用。“連38天的飯錢都給我省了，那時候我就在想，是法國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為這個國家做點什么。”

為了償還醫(yī)院的欠款，他向老板借了500元，但這位華人老板了解他的苦衷后直接給了1000元，對于這一份份愛心，王榮弟也用實際行動回報了他們。那時候他總是第一個到超市，最后一個離開；在干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他還通過各種渠道，向當?shù)氐娜A人推銷老板的商品，薪水也隨著工作年限增加而不斷增長。在這家華人超市工作的3年里，王榮弟不僅初步了解了國外的經(jīng)營模式，華人老板也把他當做好友，傳授了很多經(jīng)商之道，為王榮弟在法國的創(chuàng)業(y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當然，除了自身的意愿，當老板還需要投入較大數(shù)量的資金，少則要幾十萬法郎，甚至上百萬，而大多數(shù)溫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這么多，他們主要借助于“會”這樣一種民間融資方式來解決當老板所需的資金問題。

在巴黎的溫州人中間，盛行兩種 “會”，分別是 “干會”和 “活會”。 “干會”的組織方式是：如果你急需一筆錢，就告訴朋友：“我要呈個會”，比較好的朋友都會參加，每個人一般拿出1萬法郎入會，然后大家參加抓鬮，確定歸還順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會、并抓了鬮，三個月后開始依次每月償清所借一位入會朋友的錢，直到還清所有入會朋友的錢。“活會”與 “干會”有所不同，一是償還方式不同，二是入會后入會者除能拿回入會款外，還能獲得一定的利息。

一般來說，溫州人傾向于采用 “活會”這種形式，因為從經(jīng)濟上看對每個會員來說有一定的相當于利息的補償。

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隨便入會的，這里還取決于其他一些因素：一是會主的呈會目的是為了投資經(jīng)營。二是會主還應是個敬業(yè)、勤儉持家的人。三是會主還要善于經(jīng)營。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虧本的話，想呈會就相當困難。溫州人對入會是相當謹慎的，不是朋友不行，甚至不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也不行。但是，即使這樣，也有“倒會”現(xiàn)象發(fā)生。所謂倒會，就是會主不還錢。發(fā)生這種情況，極少數(shù)是由于會主不講信用、卷款逃走，大多數(shù)倒會是因為經(jīng)營不善、虧損造成的。對于這種情況，入會的朋友一般都會給予諒解和支持。雖然這種私人借貸的拖欠、賴賬不受法律約束，但在朋友之間，違規(guī)者破壞的是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和鄉(xiāng)親間的誠信。一旦失去信用，以后再做生意就很難了。

1994年，王榮弟和朋友一起開了服裝批發(fā)加工店，開始創(chuàng)業(yè)。當時中國女性服裝、內(nèi)衣等既便宜又有特色，法國人特別喜歡，在批發(fā)市場上銷量很大。1995年，王榮弟在溫州的瑞安商城23塊錢一套進價的內(nèi)衣，回到法國可以賣100法郎，并且首筆訂單就下了5000個。銷量最好時一天達近20萬件，后來他們將貨源的加工、生產(chǎn)定在廣州，1995年至2013年之間，每周都有幾個集裝箱運往法國。“最忙的時候，我周五從法國飛廣州，周日又飛回法國，一年最多達到30多趟。”

費孝通先生在八十年代考察溫州的商品經(jīng)濟時，指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于它發(fā)展了家庭工業(yè)，而在于它創(chuàng)造了一個民間自發(fā)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在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wǎng)絡(luò)。王榮弟們的商業(yè)模式，將“溫州模式”的商業(yè)網(wǎng)絡(luò)擴展到了全世界。

2002年的八月，黃玲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面對幾乎是一座空城的佛羅倫薩，黃玲心里犯起了嘀咕：這地方怎么沒人？當時的她并不知道，八月是意大利人的度假月。

在到達的第八天后，黃玲便拿到了意大利的居留證。九月，她進入了當?shù)氐囊凰袑W，從初一開始讀起，當時班上只有她一個外國人。

黃玲說，學校的老師都很照顧她，學校也有專門為外國人開的語言班。第一年，因為完全不懂意大利語，只能上語言班。一年以后，黃玲的意大利語就已經(jīng)能應付各種對話了，她這才回到原來的班級里上課。到第二年的時候，黃玲已經(jīng)能做各種口譯和筆譯了。

因為語言障礙，黃玲的父母從來沒有去過家長會。平日里，她的父母經(jīng)營著一家服裝店，意大利語只會基本的對話，生活兩點一線。最開始的時候，還曾因為在周日營業(yè)，被當?shù)氐墓ど滩块T罰了款。

黃玲坦言，自己這代人跟父輩們的隔閡其實很大，她父母那一輩人的時代烙印很深，來了這邊以后往往也無法融入當?shù)厣鐣Ｈ欢母镩_放以后的中國開了巨變，這導致他們和現(xiàn)在的中國也是脫節(jié)的，每次回去都無所適從。黃玲父母一輩的中國記憶，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而黃玲這一代人卻是受意大利的教育長大的，在價值觀和其他很多方面上都認同的是西方的理念。黃玲還有一個97年出生的弟弟，離開中國的時候只有5歲。

“弟弟對中國的概念完全是模糊的，他所有的觀念都是西化的。這個年紀又還比較叛逆，經(jīng)常跟我父母有沖突。比如說吃飯，如果爸媽給他夾菜，爸媽是會覺得關(guān)心他。但是，他會覺得給他夾菜是要他吃這個要他吃那個，剝奪了他拿主意的權(quán)利。平常他都關(guān)著門在自己屋子里，我媽媽要跟他說什么事情，要發(fā)微信給我，然后讓我在微信上轉(zhuǎn)達給他。”

這樣的情況在溫州移民群體中并非特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春光對巴黎地區(qū)溫州移民群體的長期跟蹤調(diào)查表明：“大部分溫州父母不知道孩子念什么書，更不了解法國教育給他們的孩子灌輸了什么觀念，孩子學校畢業(yè)后，父母要求他們與自己一道工作，他們又不愿意，覺得父母一代的工作不符合他們在學校所接受的那套生活價值觀念，一些孩子還認為那不是人干的活，形容他們的父母是‘雞那樣睡、牛樣地干、豬般地吃’，根本不會享受生活和人生。”

黃玲性格開朗，有很多意大利的朋友。但在18歲的那一年，她卻突然開始自問：“我是誰？”很長時間里，她都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危機中。這樣的困惑一直持續(xù)了很多年，直到她交了一個“移三代”（第三代移民）的男朋友，并由此認識了一群來自東歐和北非的移民后裔，這樣的身份焦慮才有所緩解，“反正大家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歸來

2013年夏天，大廚包愛通和愛人帶著外孫和外孫女回樟里村登記戶口。原本只是多年勞碌后，打算回老家休個假，過幾個月再回意大利。沒想到卻碰上了當?shù)卮蠛担登閲乐兀淼痉N不下去，情況十分緊急。樟里村戶籍人口近2000人，常住人口500人，其中近七成的常住人口年齡在60歲以上。62年出生的包愛通，在當?shù)厮闱鄩涯陝趧恿ΑＫ贿吢?lián)絡(luò)上游的水庫放水，一邊去聯(lián)絡(luò)插秧機插秧，終于讓村里種上了晚稻。

“本來我想著忙活完這事兒，我就回去了，但當時我們樟里村的前任書記因為貪污被抓了，村支書的位置一直空著。村里人說，你這么能干，就你來干吧。我想了很久，最后答應了。”包愛通的決定自然也有基于現(xiàn)實的考量，一方面是在意大利待了那么多年，始終無法融入當?shù)厣鐣涣硪环矫妫瑖鴥?nèi)的飛速發(fā)展他自然也看在眼里。包愛通仍舊是拿洗碗來做對比：當年意大利是800歐一個月，國內(nèi)是一兩百一個月；現(xiàn)在意大利還是800歐一個月，但國內(nèi)的洗碗工，月收入也漲到四五千了。

從2013年9月代理村支書至今，包愛通帶領(lǐng)村民鋪路、修路燈、疏通河道、搞綠化，幾年下來，樟里村已是面貌一新。最令包愛通自豪的，還是將樟里村原有的基督教堂，改造成了文化禮堂，供村民們開展文化活動、豐富精神生活。

“這是整個溫州地區(qū)唯一一個教堂改禮堂的案例，十字架變成了紅旗！”

2016年3月，黃玲從博洛尼亞大學碩士畢業(yè)后回國。博洛尼亞大學始建立于1088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

“我父母常說，‘還好你出國了，不然肯定讀不到碩士畢業(yè)’。我想想是這樣的，之前在國內(nèi)的時候，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實在太苦了。那種環(huán)境下我可能高中一畢業(yè)就要幫著父母一起做生意了。”

黃玲介紹說，意大利的溫州二代移民群體中，回國的并不多。一方面是從小就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長大，而溫州人日常都用溫州話交流，普通話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即便是二代移民，愿意讀到碩士畢業(yè)的也是極少數(shù)，很多都是高中畢業(yè)就幫著父母做生意了，這樣的文憑回國很難找到工作。

談到回國的原因，黃玲表示最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喜歡有挑戰(zhàn)的生活，以及對意大利經(jīng)濟前景的不看好。“還有一點就是之前在求職過程中感受到的隱形歧視，之前在校園的時候你感覺不到，但是出了校園，在社會上，你會發(fā)現(xiàn)對移民的排斥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

被問到未來的規(guī)劃時，黃玲表示自己喜歡探索未知，“既然我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國人，那我就做個地球人唄，世界這么大，哪待著舒服去哪。”

2016年底，麗岙僑聯(lián)即將迎來換屆，老主席年事已高，臨卸任前，他推舉王榮弟接任。對此，王榮弟的內(nèi)心很是矛盾。一方面，當年剛出國時舉目無親，求助無門的情形，讓他深知僑民的不易，從內(nèi)心深處渴望為其他僑民們做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他已經(jīng)在法國生活了三十年，事業(yè)也頗有成就，接任僑聯(lián)主席意味著必須告別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法國，從未有從政經(jīng)歷的他，又能否勝任這一職務呢？在家庭和公司內(nèi)部，反對的聲音都不在少數(shù)。但最終，那個曾經(jīng)想方設(shè)法離開的游子，還是毅然決然地歸來。

王榮弟說，在巴黎，他見了太多世界各地的難民，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讓他堅信：沒有國就沒有家。“有大家才有小家，于我而言，這是絕對的真理。”

王榮弟表示，自己當年出國的時候，吃了很多苦，是法國和中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共同養(yǎng)育了他。如今他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能幫助其他的僑民，拉近中法兩個國家間的距離，增進彼此的理解，而僑聯(lián)的任務恰恰就是服務僑胞，在政府與僑民之間搭建橋梁。

在成為僑聯(lián)主席后，王榮弟前后捐資修建了數(shù)所學校，直接捐款400余萬元，還和其他人一起投資1.5億元興建新的僑聯(lián)大廈。在談到對自己下一代的期望時，王榮弟表示自己有一個夢想：下一代一不要忘本，二是能去讀巴黎政治學院，進而從政，進入上流社會，既了解中國，也熟悉法國，進一步搭建起中法兩國之間的橋梁。

當年不惜一切代價離開的溫州人，如今正在以各種方式回歸。他們?nèi)缤蝤B一般，敏感于氣候的變化，逐水草而居。他們的出走與歸來，不僅僅是一部僑民的奮斗史，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強民富的一個生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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