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新著論中國崛起后的亞洲新秩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以研究中國問題著稱于世。他一直關切中國內部的改革發展及其外部影響，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實際上和亞洲秩序的變遷密切相關。不討論亞洲這數十年來的變化就很難理解中國本身的變化；同樣，不理解中國這些年的變遷也很難理解亞洲秩序的變化。現在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亞洲秩序的變化更離不開中國因素。”今天探討中國崛起之后的亞洲秩序，無論從學術上還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鄭永年的新著《亞洲新秩序》正是探討這一論題，這是一部了解亞洲國際關系的重要著作。

鄭永年放眼世界，反思21世紀的民主危機：“無論在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在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今天的民主都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和深刻的危機。”但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民主所面臨的挑戰和危機表現為不同形式。鄭永年認為其中過程并非簡單：“且不說在西方內部，民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所帶來的巨大的政治變革，民主從西方到非西方的擴張的過程更是充滿戲劇性，不乏期待和歡樂，也不乏暴力和血腥。”

在經過深入研究之后，鄭永年發現：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產階級的衰落。中產階級可以說是當代大眾民主的主要力量。美國歷史學家有句名言：“沒有資產階級便沒有民主。”那是指早期精英民主時代。在當代的大眾民主中，人們可以說：“沒有中產階級便沒有民主。”很多學者，包括亨廷頓和利普賽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都把民主和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聯系起來。在他們看來，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最渴望和追求自由并且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的階層。但現在的情況與這些學者的期望剛好相反，中產階級似乎不再渴望和追求自由了。而鄭永年進一步發現：“在非西方社會，民主的情況更為糟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民主要不已經失去了其進步的動力，要不已經淪落為政客們操縱的民粹主義。”鄭永年通過多個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一個觀察值得注意：“從社會層面來說，大眾民主離不開大眾教育。政治參與并非簡單的投票行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對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選擇。要做理性選擇，對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關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體現在這里。簡單地說，從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級是大眾民主的主柱。實際上，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產階級身上，例如有產、對社會的貢獻、教育、理性、獨立、寬容等等。”

鄭永年坦陳今天的民主產生了很大的危機，但追求民主的努力不會停止。“民主制度仍然具有很多優勢。從根本上說，較之其他政治體制，民主或許更符合人性。在其《歷史的終結》中，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正是從人性這個角度來論述民主的。再者，民主也已經成為今天人們所追求的價值的一部分。不管民主已經產生了多大的問題或者正在產生多大的問題，對沒有民主的國家的人民來說，民主仍然是一個需要追求的理想體制。不過，人們也不能排除追求和現存西方民主體制不同的民主政治體制的可能性，建立一種既能符合人性，又能避免現存民主很多缺陷的體制。”民主的未來在哪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緣政治和處于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需要做出不同的選擇。鄭永年強調：“中國模式不是反民主模式，而應當是一個民主改善模式。”當今是一個開放和多元的世界，也必然是一個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重要的是多元政體的共存，而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任何一個政體都需要自己的競爭者，否則不僅很難進步，而且會急劇衰退。不同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在競爭中就會出現較好的政治體制。”

在討論全球化和亞洲國家秩序轉型這個題目時，鄭永年關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家建設：“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發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關。中國的發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中國的開放過程也就是中國的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中國的內部改革的很多動力也來自于外部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我們必須加入國際體系。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封閉沒有出路。要發展，就要開放。但另一方面，開放也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應。因此，我們在全球化的同時也要修筑鋼鐵長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沒。”對于中國的前路，鄭永年認為：“中國不僅要學其他國家全球化成功的經驗，更要總結其他國家失敗的教訓。”

在觀察中國經濟發展時，鄭永年注意到“經濟倫理”的問題：“資本盡管以利潤為目的，但在資本運作過程中，倫理也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這種倫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論》一書，認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業家或者資本者也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宗教的角度論述了資本主義的道德面。韋伯認為，傳統資本主義精神包括勤儉節約、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倫理）有關。在這里，利潤和賺錢只是手段，是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為基督教告訴人們，每一個人都有‘原罪’。不過，我自己覺得，資本的經濟倫理和主權國家有關。無論是人的道德天性還是宗教因素，所有的倫理都產生于不同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往。資本的經濟倫理產生于資本者和受雇者之間的互動和交往。在主權經濟內部，很多因素使得這兩者交往容易產生倫理，例如同一種宗教信仰、同一民族、同一語言、同一膚色等等。”為了加深自己的觀點，鄭永年結合了親身考察：“前些年，我考察廣東和浙江，發現廣東外資多，浙江內資多，廣東的勞動糾紛要遠遠多于浙江。我發現，在浙江，投資者和雇工之間的關系比較和諧一些，因為他們大多雇傭當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間容易產生一種共同的認同。老板不可以太過于剝削本地人或者本國人，否則老板在當地的名聲會很差。但在廣東，外資大多來自香港、臺灣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這些外資老板和工人之間很難產生共同的認同感，關系往往不和諧。”由此，鄭永年認為：“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權經濟體的經濟倫理，而廣東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況下的經濟倫理缺失的狀況。”這一觀察，也許需要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

環顧亞洲的發展，鄭永年指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市場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我把這條道路總結為：先經濟，再社會，后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后民主。”鄭永年提出自己對東亞發展模式的論斷：“從國家和市場、政府和人民的關系看，東亞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們選擇了與西方先發展國家、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第三條道路’。”而“在全球化面前，所有東亞經濟體都面臨產業轉移、就業不足（新加坡除外）、內部收入差異日益加大、社會分化嚴重、弱政府等等問題。因此，和西方一樣，東亞這些經濟體也面臨著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鄭永年很早提出“中國模式”問題：“我相信，各個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找到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國家學習經驗。但同時，我認為的確存在著中國模式，那就是中國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討論顯然并不能幫助我們對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進行充分的認識。那些強調中國模式比其他制度優越的觀點已經超出了我的討論范圍。我要解釋的是中國體制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以及這個體制在應付各種問題過程中的優勢和劣勢。如果認為中國模式比其他模式優越，不需要發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終只能埋葬這個模式。這對任何體制來說都是一樣的。在20世紀50—60年代，人們也認為計劃經濟體制是最優越的，但沒有過幾十年，這個體制就行不通了。同樣，在冷戰結束之后，西方一片樂觀主義，認為基于自由市場之上的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最后的體制。但沒過多久，就發生了經濟危機，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們不想終結中國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勢，思考著如何繼續改革和不斷完善這個體制。”這一番論述，可能會讓外人理解鄭永年近年來在“中國模式”所做研究的因緣。

在本書中，鄭永年用了較多的篇幅探討中國崛起與亞洲秩序，他回顧歷史：“中國自鄧小平開始，至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確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徑。鄧小平時代的政策目標是‘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政策。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更進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崛起’概念的敏感反應，中國改成‘和平發展’。”在西方，“自從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問世之后，西方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政體是世界和平秩序的制度保障。在經驗層面，人們似乎也找到了歷史證據，那就是，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也就是國際政治文獻中的‘民主和平論’。”而鄭永年發現：“自從中國開始崛起以來，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正因為這樣，中國官方在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期也提出了相應的政策話語，希望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擔憂。”其中重要的一環是“軟文化”的輸出，但是，鄭永年認為：“中國現在缺少的是能夠解釋自己的文化產品。今天，我們所有的產品大多是復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創新’，但很多人在進行所謂‘文化創新’的過程中，要么簡單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僅僅處于應用性層面，也就是西方技術，中國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國往往是用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結果是很顯然的，就是，越說越不清楚。中國那么大的一個國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國家，很難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國那樣，用西方的話語來打扮自己。再者，因為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樣把自己打扮成為西方國家。中國強烈反對西方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自己，這沒有錯，問題在于，什么是中國自己的文化邏輯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

因此，鄭永年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國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最重要的議程就是進行文化創造，一種既能夠解釋自己，又讓他人能夠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這樣一種文化才具備軟力量。”而要發展具有軟力量的文化，中國迫切需要建設中國本身的知識體系，任何一種文化的內核就是知識體系。“在國際關系層面，這個知識體系必須是理性民族主義和普世文化價值的結合。民族主義所要表達的就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達的則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說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世性的結合。換句話說，每一個民族和國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價值，但同時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國家共同享有的共享價值。簡單地說，中國的軟力量文化的建設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價值和作為人類共同體一員的共享價值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自己核心價值的文化或者知識體系就能夠解釋自己，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和知識體系就能夠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探索中國的和平外交歷程中，鄭永年不無憂慮：“中國目前缺失培養戰略家的環境。”他從專業的角度思考：“更為糟糕的是，中國的外交領域研究嚴重缺乏專業性，大多具有‘重大影響’的研究類似于‘報告文學’甚至‘小說’，靠情緒、憤怒來產生影響。缺失專業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戰略領域似是而非，各種‘陰謀論’滿天飛。只有理性和科學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沒有理性和科學，那么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陰謀’了。例如，這些年來，美國人做什么都被當成‘陰謀’。貨幣是陰謀、朝鮮問題是陰謀、南海問題是陰謀，等等。因為相信這些都是陰謀，所以自己只好無動于衷。結果呢，自己被各種陰謀所困，眼睜睜地等著各種外交危機的發生，損害了國家利益。”如何消減公眾對外交領域的憤怒？鄭永年說：“很簡單，要跳出目前的惡性循環，那么首先必須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眾的憤怒自然就會消退。公眾的憤怒消退了，外交領域的自主性就會增強，政治家、戰略家和職業外交家就可以更專業地把外交做好。專業的思想、專業的決策、專業的執行，這些是一個國家大外交的前提條件。”以此觀之，鄭永年專業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思想，正是亞洲新秩序和平發展的溫補藥。

《亞洲新秩序》，鄭永年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