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思想周報｜“這塊屏幕”后的公平之爭；二月河筆下的帝王

“這塊屏幕”后的公平之爭

“那種感覺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丟下繩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會拼命向上爬。”過去的一周中，這句話掀起了公眾情感的層層激浪。

12月13日，《中國青年報》發文《這塊屏幕可能會改變命運》。報道了國家級貧困縣中的云南祿勸第一中學，通過網絡直播教學獲得四川名校成都七中的優質資源，實現“低進高出”的勵志故事——在全縣中考前257名學生報考昆明學校就讀，生源嚴重流失情況下，該校1230名學生，二本上線634人，一本上線147人；而“直播班”的學生更是三年內將單科平均分與七中平行班從50分的差距拉到僅6分。

當城鄉割裂，階級分化，資源不均被屢屢提起，當教育公平的難題幾乎成為一個無法突圍的死局時，這篇文章卻讓公眾看到了另一種可能：通過技術拉近教育距離。它的振奮與激勵效應毋庸置疑——網易CEO丁磊在朋友圈中寫道，“這個事情太棒了！但我覺得只有200多所學校遠遠不夠，應該有2000所，20000所。”他直接提出，網易將捐出1億元投入在線教育公益，支持更多貧困地區的學校落地網課直播模式。

但質疑的聲音同樣響亮。批評者認為，文章隱藏了重要事實，過于傾向某一利益相關方，且在復雜因果關聯中不成比例地偏重某一因素。作者過分渲染“技術改變教育”的力量，而未充分呈現教育在實施過程中的種種困境，以及背后結構性的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引發的討論中，除了知識分子與媒體工作者的聲音外，我們同樣聽到了來自一線教師、直播班學生的聲音。相較于知識界更為宏觀和理性的結構質疑，他們的聲音則提供了一個可貴的微觀視角。在《冰點周刊》12月16日發布的留言中，那些改變了命運，以及未改變命運的人的言語交匯，映射出直播教育之下更復雜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而種種紛爭，最終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直播教育，到底能不能夠改善教育公平？

跟不上的軟件？

目前輿論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盡管技術為遠端學校提供了獲得優質資源的機會，但技術并非萬能——遠端學校教師的能力與主動性在直播教學中扮演重要作用。

博主“端木異”指出，如英語和數學等課程，如果沒有遠端老師的干預和講解，學生很難跟上進度，最終只能埋頭自學或者自暴自棄上課睡覺。相應地，祿勸一中直播班的成功，乃是由于其凝聚了當地教育工作者大量的投入與心血。據查詢，直播班集結了全縣最好的老師，其中不乏碩士學習的畢業生，換言之，直播并沒有讓當地教師當甩手掌柜，他們恰恰是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這隨之帶來一個難題：硬件可以推廣，但軟件的差距卻未必可以輕易彌補，不是所有中學都能像祿勸一中那樣留住好老師。“南都觀察家”一位百強縣下城鄉接合部小學任教教師表示，在當地，資源的“馬太效應”極其嚴重：好的師資基本被頂層的實驗小學抽空，而一般學校由于師資緊缺，校內的音樂老師、美術老師，有的還得教數學、語文。相對富裕的地區尚且如此，邊遠貧困地區學校的光景則更難想象。若師資無法跟上，遠端教師難以對學生形成良好監督與輔導，直播的效果難免大打折扣。

也有一些評論者擔憂，直播教育的推廣，反而可能擠壓當地教師的資源空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作者孫凝翔提出，盡管近年來地方財政的教育投入越來越多，但由于制度限制，這些投入多半是圍繞硬件展開的，無法真正落實成對教師的補貼，難以大幅度扭轉地方的師資狀況。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教師袁長庚同樣憂慮，購買網課的成本，隨著其技術和市場的完善會不斷下降，終有一天會低于養活一個老師的成本，這是否會阻礙校方培養師資的意愿呢？

不公平的再循環？

在擔憂軟件跟不上硬件，直播教育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之外，另一些質疑者則強調直播教育所標榜的“教育平權”之下的不公。

難以忽視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平等進入直播班的機會。照路明在《澎湃新聞》上刊文統計，大部分遠程教育合作中學設置了一個不低的入讀門檻——重慶進盛實驗中學要求中考成績在全區前200名才可以入讀直播班，云南的縣級中學永善二中要求中考分數需高于500分。而《看天下》報道的另一案例中，廣西省平果中學只有初中部畢業生成績最好的35名同學才能進入全校唯一的直播班。

“土逗公社”刊載的評論文章稱，直播班終究是遠端學校小部分學生才能享用的資源，它依然延續了教育競爭體制下的精英化設計，讓少數精英學生在貧困縣中學中使用城市精英、資本、校方和教育部門所提供的資源。與此同時，不平等的存在早已遠遠超出高中知識課堂，即使直播班的學生通過“井繩”爬向地面，他們與城市學生之間仍然存在迥異的能力與視野、出路和成就。

多位批評者認為，直播教學下“名校”與“遠端學校”間的合作關系，有其諷刺的一面：祿勸一種、平果中學等縣城學校的衰落，其實是近二十年來上層中學不斷向下攫奪優秀教師和學生資源的結果，而縣城中學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卻只能求助于位于支配結構頂端的上層中學。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作者孫凝翔由此將目前鄉村地區面臨的教育困境概括為“懸浮型教育”，即，本地教育缺乏良好的教育生態和造血能力，無法從自身獲取充足的能量，只能依靠上層轉移優勢資源。在他看來，這終究只是在舊有的“拔尖”式框架下進行的改良，注定只能改變少數幾所學校的命運。

當然，這種批評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前述“南都觀察家”作者表示，在當前這種教育資源失衡的大背景下，任何試圖彌合差距的嘗試，都應該被鼓勵。她認為，直播教育至少確實讓一部分孩子分享到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并真實地看到差距——“即便我們跨出一小步，都會帶著撕裂帶著陣痛，但如果不跨出這一小步，我們就很難繼續向前走。”

二月河筆下的帝王面孔與時代烙印

二月河。視覺中國 資料

對文藝界來說，2018年如同群星隕落的一年。12月15日，“落霞三部曲”的作者二月河去世。這位40歲才開始創作的作者，以其“帝王小說”聞名于世，其筆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形塑了一代人的閱讀記憶。

“幾乎靠一己之力重塑了三位帝王在普通讀者中的形象”，張豐在《新京報》中如此評論二月河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二月河的“三部曲”相繼被翻拍為影視劇，至今仍為經典。在紙面與銀幕上，清朝帝王擺脫其“封建腐朽”“陰邪殘忍”的刻板面孔，顯露出在殘酷的政權斗爭、復雜的帝國困局中有抱負、有理想的“雄豪”一面。

與金庸相似，二月河的歷史小說有著廣泛的讀者覆蓋面，無論受教育程度高低，讀者皆可各取所好。“狐度工作社”評論員韓浩月認為，二月河的作品有著某種可貴的二重性：既具備知識分子式的結構能力與穿透性視野，也包含民間評書般的口頭效應與感染力。

不過，相比起金庸，身為“歷史小說家”的二月河周遭有更多爭議。最常見的批評是“不實”。《南方周末》2014年刊載的《二月河：入過世，才想要出世》便提及，中國作協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一位北大教授認為《雍正皇帝》有些描寫不符合史實，如雍正死因、李衛出身，特別是引娣與雍正有“亂倫”之嫌。

當然，真實與虛構之界限本就是任何歷史小說與歷史劇目面臨共同問題。而在《南風窗》作者曾于里看來，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基本延續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思路，即，對待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盡量保證其歷史真實性，嚴格按照正史進行書寫與描繪；在“小事”上充分運用通俗文學的手法，利用虛構與杜撰增加小說趣味性與可讀性。而其最出彩之處，乃是對歷史邏輯的全新構造：在遵循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對九王奪嫡等重大歷史事件，二月河利用豐富的文學想象呈現了新的帝王形象與因果關聯。

另一爭議則深入二月河作品之下的價值觀。在批評者看來，“落霞三部曲”終究過于偏愛帝王故事，過度表現政治斗爭，過分寄希望于“明君”的作用。公眾號“今日話題”作者李勤余便認為，二月河在贊揚帝王的雄才大略和臣相的精明能干之余，似乎并未意識到，把一國的希望寄托在個人身上，期望以“道德”而非“制度”規范社會，絕非理想的選擇。

一種更寬容的解讀，乃是將二月河的作品取向與時代背景聯結。在曾于里看來，二月河將三位帝王都塑造為“改革者”，并非偶然。“落霞三部曲”誕生的1980-1990年代，正是中國社會轟然劇變之時。二月河的歷史敘事，以其獨特方式映射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與民族復興進程之下當代大眾的主流表達：對改革的呼喚，對確立新的政治權威，以鐵腕掃清社會積弊的期待。在此意義上，二月河乃是以社會小說寫歷史小說，其文學乃是充斥著當代意識的文學。

李勤余感慨，不管我們是否贊同二月河的創作觀、歷史觀，終究不可否認他的歷史小說中嚴肅的創作態度與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如今穿越、玄幻、仙俠小說與影視作品橫行，歷史背景弱化，歷史故事也逐漸喪失其豐富性與復雜性，而二月河的逝去，或許預示了嚴肅創作時代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