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二月河：無論寫什么，都得有堂堂正正的社會責任心

編者按：據《河南日報》報道，著名作家二月河于今日凌晨病逝于北京。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陽縣，南陽作家群代表人物，因其筆下500萬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內外讀者熟知。

二月河是一位有著現實關懷和人文視角的作家，在他看來，寫作者的創作理念很重要，需要肩負社會責任和人格責任，無論寫什么，都要擁有堂堂正正的社會責任心。今天，我們摘選他的這番見解，從他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和感悟中，感受一位作家的赤子之心。

我的生命前期似乎與“8”有不解之緣。1948年我3歲，隨母親渡過黃河，從此由山西人變成河南人。1958年母親調到南陽，我又隨母親變成純粹的南陽人。1968年我從軍，由一個滿身學生味的知識青年變成了青年軍人。1978年呢？

1978年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折點。比前頭幾個“8”的那種生活小轉折不知重要多少倍。這一年，我從部隊轉業回南陽。

對我作出“隨第二批轉業”返回家鄉的決定，父母親都是不太贊同的。他們的理由是“你在部隊干得好好的，領導也很器重你，你回來干嗎？”他們作如是觀，但我也有我很實際的想法。1978年我已33歲。這個年紀現在有人已經干到正團級甚至副師級了，就是當時，野戰軍里干到正營甚至副團的也有的是了，而我還只是個連里的副指導員。

部隊封閉在大山里，是個獨立團的架子，團長、政委雖然對我好，但他們本身也就這么大的“力度”，干下去還能怎樣？再看部隊圖書館的書我已大致讀盡，要想學點新東西，也是難以為繼———于是，我在政委跟前軟磨硬泡，終于跟上第二批，轉業了。

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我已經在部隊嗅出濃烈的“標準討論”氣息，從山溝里走出來，更覺得鋪天蓋地的都是新的信息。改革開放的呼聲越來越強，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浪潮也越來越高。多年后回思這段歷史，我有一種“從山里到城里”的感覺，思想得到了全新的武裝。因為有了較大的閱讀范圍，原有的歷史知識也迅速膨脹起來。這就萌生了創作的沖動。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基本原理，叫“量變到質變”。我在部隊十年讀書十年積累，是量變；一旦環境改變，氣候適宜，我要由一個軍人向文人轉型了，我要把自己閱世讀史及觀情的體味變成文字告訴讀者了。

其實，寫作與讀書是既相關又有分割的兩件事。讀書是你個人的事，朗誦、輕讀、默念、瀏覽、掩卷而思等都是你自己的事，與別人無關。寫作是傳播理念、思想，溝通心靈信息的，有高低、粗細、文野、深淺種種分別，與讀書水準密不可分。但寫作是“告訴”，是“社會的事”。因此，首先要解決的是創作理念的問題。寫什么都是可以的，但寫什么都是履行社會責任和你的人格責任，都要擁有堂堂正正的社會責任心。

比如我要寫康熙大帝，我的責任編輯就告訴我，“一定要把康熙的陰險毒辣和虛偽殘忍寫足”。這就是階級斗爭的理念，康熙是皇帝，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他不陰險誰陰險？他不虛偽誰虛偽？但我認為康熙是偉大的，大帝大帝，你就必須把他的“大”寫足。

這一理念的確立，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前是不可能的。康熙是封建君主，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剝削貧苦農民，維護地主特權……他都是有的，你歌頌他，你是什么階級立場？

但是，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我有膽量作另一維思考：康熙，三次親征準噶爾，六次南巡，停止修長城，采取民族敦睦政策，測繪全國土地，繪制《皇輿全覽圖》，敉平吳三桂等“三藩之亂”，解決臺灣問題，這都是他的民族大義大節，史籍皆斑斑可考，當然是應該歌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按這個標準，我當然可以肯定他，把他作為正面人物來塑造。這種思維，把時間推移到1978年前，整個社會都會說你是“反動的”。

我在領悟1978年，制定出了自己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原則，只要是在中國歷史上，對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作出貢獻的，只要是為發展當時生產力、改善當時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貢獻的，只要是在當時為科技、文化、教育作出過貢獻的，我都肯定他、贊揚他。如與三條“只要”相反的，我就鞭撻他、藐視他。歷史上的實踐，同樣是檢驗歷史人事的唯一標準———這當然是我在不斷學習和創作中慢慢領悟到、體會到的。

1978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尚在部隊，在這之前，我有九年多的時間在軍隊中生活，不但學知識、學理論、學做人，而且學會思考、學會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二月河是一條在軍隊“過濾”過近十年的水，攜帶著深深的戰士烙印———守時守信，能咬牙，能忍受，能吃苦，知道前線在哪里，一個時期只做一件事……待到沖鋒號吹起，我就沖了。當我走進軍隊時，還不過是個懵懂的毛頭小伙子；當我從里邊走出來時，我已是個擁有社會責任心的大人了。

這沖鋒號，在1978年響起，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響亮了全中國，也響出了一條河，我的“二月河”的含義，就是改革的春風化冰，咆哮的春水一瀉而東那樣的壯麗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