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興華：今天我們如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實行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開始，45年多來，中國在積極擴大對外開放中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石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極大促進了商品、服務、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資源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中國也因此而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動力源和重要穩定器。正是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對外開放中，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面向未來，中國要妥善應對各種困難、風險、挑戰和考驗，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同時還要為世界和平發展和實現現代化貢獻更多力量，就更需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世界近現代史表明，封閉、動蕩、沖突、戰爭是人類社會的大敵，而開放、合作、創新、和平是國家和民族繁榮的長久之道，是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基石，更是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如今，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把握全球大勢，順應時代大潮，作出正確抉擇，積極主動作為，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重要課題。

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中國需要“讀懂世界”，世界也需要“讀懂中國”。“讀懂中國”，關鍵在于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只有開放的中國，才會成為現代化的中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第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首先要實現思想認識的充分解放和思維視野的真正開放。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價值先進、思想解放，是社會發展的活力源泉。只有思想上的解放創新，才會有行動上的開放創造。45年來，思想解放極大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廓清“姓資姓社”迷霧到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作出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到建立沿海經濟特區，從開放14個港口城市到形成了沿海開放經濟帶，從“南方談話”到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從建立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到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格局。解放思想的巨大偉力，已經在改革開放以來“趕上時代”的偉大實踐中得到充分證明，未來也將被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繼續證明。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現在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阻礙著高水平開放的步伐，也阻礙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而在當今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下，思想認識充分解放和視野思維真正開放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只有掙開陳舊觀念的束縛，擺脫思維定勢的困擾，暢通思想解放的源頭活水，主動創新求變，才能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讓全社會的創新創造能力競相迸發，不斷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和活力。

第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積極主動實施更大范圍的市場開放。

現在中國GDP占全球的18%，中國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14%，進口占國際市場份額將近11%，擴大進口還有較大空間。實施更大范圍的市場開放，意味著中國不僅要繼續對發達國家實行市場開放，還要擴大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把開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構建多雙邊、全方位經貿合作新格局。通過主動實施更大范圍的市場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同時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單一市場的優勢，積極推動全面、互利、高水平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堅定支持開放包容、普惠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單邊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標志。單邊開放有利于營造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吸引更多全球要素資源，推動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因此可以有步驟地在一些領域、對一些國家實行單邊開放。從去年12月開始，中國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個國家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今年將繼續對瑞士、愛爾蘭等歐洲國家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這就是單邊開放的一個嘗試。實施單方面免簽、零關稅、負面清單等開放措施，將會進一步煥發國內經濟發展新活力。當然，單邊開放需要進行相關壓力測試以積累經驗、探索可行路徑。在這方面，全國22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可以充分發揮試驗田作用。

第三，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積極主動實施更寬領域的市場開放。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制造業領域實現了全面對外開放，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無論是傳統制造業還是現代裝備制造業，都有了長足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的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已經連續14年保持第一。就拿汽車工業來說，1978年中國政府為汽車“合資經營”放行，開啟了中國汽車工業新紀元，可是1980年中國的汽車生產能力也只有22萬輛，而且其中將近77%的還是貨運車。而到2023年末，中國汽車年產銷量首次均突破3000萬輛，其中乘用車產銷量分別達到2612.4萬輛和2606.3萬輛；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958.7萬輛和949.5萬輛，市場占有率達31.6%。2023年，中國汽車出口量也達到491萬輛，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只是一個縮影。只有在對外開放環境下，中國制造業才能取得這樣的成就。

但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分工體系中仍處于中低端，在高端制造業、先進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消費服務業領域，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尤其是先進生產性服務業薄弱，因而制約了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比如在研發設計、現代金融、高端咨詢、數據信息、醫療養老、教育文旅等服務領域，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服務業和制造業轉型升級，還有很大潛力和空間。因此，更寬領域的市場開放，就是不僅要進一步擴大制造業的對外開放，還要努力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不僅要繼續擴大商品市場的對外開放，還要進一步擴大要素市場的對外開放。特別是當前要主動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切實解決數據跨境流動、平等參與政府采購等問題。

第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穩步擴大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

45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引進來”，向發達國家開放，引進技術、人才、資金和管理，促進自身發展；第二階段是“走出去”，國內企業增加出口和對外投資，但是主要對象還是發達國家。現在正在進入第三階段，那就是“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面向各個國家開放，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共創發展機遇，共享發展紅利。在這樣的背景下，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就至關重要。中國已經在2020年10月加入RCEP，目前正在申請加入CPTPP、DEPA，這都是體系化、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可在全國22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主動先行測試實施CPTPP、DEPA相關條款，從要素型開放轉向規則和制度型內容的開放，從邊境上的開放轉向邊境后的開放，以形成一批集成性、系統性的先期制度創新成果，為后續制度型開放積累經驗、探索新路。

中國的制度型開放有三方面的重要內涵。一是加快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銜接的制度體系，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深化改革，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高質量發展打造新引擎，為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新探索，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制度支撐。中國將更加主動對接貨物貿易、數字貿易、知識產權、政府采購、“邊境后”管理制度等領域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在有條件的地區率先開展壓力測試，推動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試點經驗，在此基礎上制訂高水平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二是通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廣泛經貿關系，促進國內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不斷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的要素資源配置水平，維護安全、韌性、可持續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維護全球貿易體系的開放性和完整性，為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貢獻中國力量。三是積極參與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的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和完善，主動參與新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比如在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碳減排、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虛擬貨幣等領域，就需要探討制定新的經貿規則，構建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意味著要為推動面向未來的新型經濟全球化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五，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順應世界大勢建立科技創新開放合作體制機制。

科技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科技創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作用重大。與牛頓和愛因斯坦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不同，與法拉第和愛迪生所處的時代也不同，如今的科技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國際合作和開放共享；如果閉門造車，肯定無法實現真正的創新，而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并不矛盾。2003年，人類基因組測序計劃完成。當年參與這個“大工程”的6個國家總共花費30多億美元，而在20年后的今天，基因組測序成本已下降8個“0”，降低到100美元，而且這個成本將會繼續下降。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中國科學家今天之所以能夠不落人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政府1999年作出的積極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重大決定。這也說明中國主動參與全球科技創新的重要性。

但是總體來看，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還不相適應，集聚整合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能力還比較弱，產業發展和技術發展存在路徑依賴。如今人類社會正在開啟繼五百年前大航海時代之后的大網絡時代。這個大網絡時代的重要特征是數字智能化、綠色低碳化、產品和服務更加人性化。這將極大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前所未有地塑造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動態演進格局。同時，世界各國也迫切需要通過全方位科技創新和治理創新來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環境保護、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數字鴻溝、人工智能風險等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只有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中國才能在這些領域的創新中與世界同步，并且為世界作出相應貢獻。因此中國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大力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協作，積極共建全球科技創新網絡。就國內來說，要探索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消除國外創新主體融入中國本土創新體系的障礙，建立并且優化開放合作的國內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通過深入實施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探索建立高效暢通的國際科技合作新路徑，進一步提升全球創新資源要素的整合能力，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和新優勢。

第六、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中國要以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為全球和平發展和世界現代化作出新貢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的新一輪技術進步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調整，不僅拓展了全球化的廣度，也增加了全球化的深度，還豐富了世界現代化的內涵，從而實現了人類歷史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歷史性巨大飛躍。從世界范圍來看，最近這半個世紀以來盡管局部地區沖突時有發生，但是總體來說，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和平與發展還是世界的主旋律。可是如今全球化遭遇一系列困難和問題。其實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思潮已現端倪，三年疫情和地緣政治的一系列變化又使得逆全球化問題進一步加劇。全球化何去何從？世界走向何方？世界各國能否在開放合作中有效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構建新型全球化，促進共同發展，增進全人類福祉，從而走上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毫無疑問，全球化和世界現代化又一次站在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此時此刻，各國面臨重大歷史抉擇，而大國的抉擇尤為重要。

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高水平開放中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的，也是普世的、更高標準的、面向未來的、促進和平發展的現代化，因此具有更加深刻的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中國將以堅定不移的態度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主動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公共產品屬性，主動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積極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創新和知識驅動引發的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以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為新型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

概括而言，思想認識的充分解放和思維方式的真正開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的市場開放，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更具創新性的科技領域開放合作，為世界和平發展和現代化作出新貢獻的全方位開放，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要義和關鍵路徑。當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防范各種風險、維護經濟安全，特別是防范金融風險，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可靠安全。這是事物的一體兩面。就像一輛行駛中的汽車，既需要有強勁的動力系統，也需要有合格的傳動系統、制動系統和防滑系統；當然，這輛車還必須把握正確方向，才能行穩致遠。構建這些系統，把握正確方向，就必須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本文為劉興華教授在“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球現代化進程的偉大實踐”研討會上的發言。

TONGJI-SEM 教授簡介

劉興華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長期在中央國家機關從事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國證監會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現兼任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理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金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