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新浪潮｜鐘偉杰：火的視頻都是套路，我們不追熱點

【編者按】

短視頻浪潮風起云涌，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機，你就可以成為視頻生產者。眾多的90后、00后投身到了視頻新浪潮中，這股新浪潮中的弄潮兒們生活狀態怎么樣？他們有哪些困惑，有哪些期許？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視頻新浪潮”欄目，邀請短視頻生產者、平臺運營者、投資者、研究者們講述視頻新浪潮中那些激情澎湃的故事。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短視頻生產者箭廠視頻總制片人鐘偉杰的口述。

口碑和流量的不匹配似乎讓箭廠成了短視頻大軍中的異類。

箭廠拍《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時，鐘偉杰行走在畫面中，順帶講了一回自己的故事。片子的配文中寫道：“2008年奧運會，北京是全世界的焦點，鐘偉杰覺得應該再去看看。這一去，就待到了今天，成為箭廠視頻的總制片人。”

作為掌舵人，這其實不是鐘偉杰第一次出現在箭廠的鏡頭里。在《橫店群演的龍套江湖》那個片子里，他還套上了帶著異味的戲服，演了回沒有臺詞的掌柜。不僅如此，在箭廠微信公眾號發布的每條視頻后，鐘偉杰都會留下一條簡短的“廠長語錄”，以此來刷一下存在感。

不為迎合市場，執著去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內容——支撐這份任性的或許是箭廠的身份有別于市場上其他的短視頻公司。

2016年7月，正值短視頻創業風口，箭廠視頻依托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新媒體項目界面新聞的平臺成立，運營資金全部來自于界面的投資。經過兩年多耕耘，堅持做好內容的箭廠沒能成長為“爆款”。

以下內容整理自鐘偉杰的口述：

我叫鐘偉杰，做箭廠之后，他們也叫我廠長。我畢業于臺灣世新大學導演系，算是科班出身。剛開始，我做過一段時間音樂MV的導演，后來在VICE中國做了三年多。

我從VICE辭職后，想做一些自己的東西。2016年，我認識了界面新聞的華總（界面新聞創始人之一，華威），他個人挺喜歡VICE的風格，知道我離開了，認識后就問了問是否有興趣來界面做點東西。當時，我本來準備自己著手去拍紀錄片，和他談完也覺得有興趣嘗試一下。

那時候是短視頻的創業風口，大家都在做。其實，最開始到底我們要做什么樣的片子？對我們來說也不清楚。后來，華老師說：“先做做，試試看，之后再說吧。”我說OK，就這樣開始做了。我們決定不考慮流量，不考慮變現方式，燒一年錢去拍我們覺得值得的人和事，看能不能闖出一條血路來。

這有點像摸著石頭過河。VICE一開始上線，我就已經在那里了，所以選題應該怎么找，找到之后怎么拍，這些東西都心里有數。如果以新聞性作為一個基因，是不是也能產出這種類型的片子呢？所以一開始也沒想那么多，不覺得能引起什么事兒，因為其實我們也不會花大錢去做，每個視頻在講一個非虛構故事，其實花不了什么錢，主要就是工作人員的差旅，最貴的一條也就三兩萬塊錢，當然這里沒算我們的人工。

廠里只有十八名正式員工

箭廠團隊并不大，制片組、后期組、運營加起來目前是18名正式員工，很多人剛畢業不久，25、26歲這個年紀的居多，基本都是從事過影視相關工作的人。其中，能夠稱為攝影師的有10個人。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故事，或是剛好那個拍攝可以比較密集進行，拍個三兩天，然后后期兩周左右完成，片子可能就差不多成型了，這樣算一條片子制作大概是半個月。一般來說，我們平均一條片子從拍到剪輯完成，起碼是一個月左右。還不算前期調研的工作，因為有時候找人物的過程會有點漫長，這些有點難計算。

因為人少，但是要保證持續產出，所以在整個制作流程上我們會規劃得比較仔細，盡量提高效率。前期的規劃盡可能細一點，不要導致拍太大量的素材，那樣可能會導致后期變長。當然這只是盡量，因為我們拍非虛構紀錄片這種東西，有時候也很難講，在現場的時候也很難說清楚哪些是要的，哪些不要。

箭廠的團隊是價值觀比較接近的一群人，比如一件事情出來，不會急著要發表立場，不是非理智的人。團隊規模會慢慢擴充，但不是急著大規模擴充。我們做的這個東西比較接近手藝活，要有一個磨合過程，哪怕是比較有經驗的人，甚至他可能已經有了一些成熟作品，但為了要做出接近風格的東西，還是需要時間來磨合。

我不太喜歡用短視頻來稱呼箭廠在做的工作。業內人比較在乎“短視頻”這個說法。但本質上，對觀眾來說視頻的長短沒有差別，看不看得下去就是他覺得好不好看，不好看的東西也許10秒他都會嫌長。

我們做的片子可以說都是紀錄片，有的時長在20、30分鐘，但我們不會刻意去跟別人說這是紀錄片。國內大部分觀眾對紀錄片有誤解，他們平時更多接觸到的是電視紀錄片，比如像《舌尖上的中國》，或者是一些歷史、軍事題材的片子。

我們不會選擇去拍那些已經過世的人，因為在他們身上已經沒有真實的故事有待發生了。我們做的紀錄片聚焦的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

紀錄片上大銀幕還是有點困難，雖然這幾年有一些特別成功的案例。但我個人認為對于紀錄片來說，傳播渠道現在已經不是問題。箭廠也不會限定于只做紀錄片，我們也可以去拍像《我不是藥神》這樣的電影，它是基于真實人物改編的非虛構電影。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嘗試做更長的片子。最近，我們和騰訊、文物保護基金會合作在拍一個關于長城的故事。這不是那么大眾的題材，我們用紀錄片拍攝手法去做，希望可以把事情講得更故事化。已經拍了半年時間，預計后期剪輯也要花上大半年，做一個這樣的片子周期得一年以上。

對我們來說，很難的一件事情是在做片子的時候需要找平衡，不能只顧藝術性，只顧自己的表達，那樣去做可能會拍出艱澀難懂的東西。但我們的定位也決定了不能太過于純娛樂性，不能像國內的綜藝或者是真人秀那樣去做。我們一直在尋找中間的平衡，有一定娛樂性，好看之余，不要太俗、太浮夸。這其實挺難的。片子要做得有個性不難，簡單去講“我喜不喜歡”就行了，或者做得雞湯一點，去迎合大眾的口味，盡量把它做得淺顯易懂，爆點多就好。

“現在很多人沒有了自己獨立的思考”

現在有些很火的視頻，你仔細研究會發現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套路，給你灌輸一些東西，或者直接給你一些價值觀。

比方說“一條”，它給你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但這樣也許最終可能會變成一種很單一的生活方式——你想有格調，你就要擁有這些。在品牌經營方面，它是很成功的。但是生活方式沒有那么簡單，出去旅行不是只能住最美民宿，有時候當個背包客也會很有品質。每個人對生活的理解應該是不一樣的。

談到箭廠有什么不一樣，其中一點是我們不做生活方式，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生活方式是很復雜的，我不想告訴別人你應該怎樣去生活，因為這是個人選擇。像我自己，并不是一個有很多物質欲望的人，我很滿足于我擁有的東西，我可能看一本很棒的書就會覺得很高興。那本書值多少錢？也許是20塊。對我來說，我不用刻意去花1000塊住很好的酒店來讓自己快活。我也不想鼓吹這樣的消費。

事實上，我在香港長大，反而更加警惕這樣的信號，因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消費社會。有些女性的工作很辛苦，生活壓力很大，她們的減壓方式可能是去買個名牌包，或者吃一家非常昂貴的米其林餐廳，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她們片刻解脫出來。但我覺得，如果人的生活只能變成這樣的話，那就太可悲了。

你要賺很多錢，這令你壓力大，讓你活得很辛苦，所以你要去消費，買奢侈品，吃大餐，然后為了這樣，你只能更加辛苦地工作。買包也許能讓你很高興，但你的生活壓力卻來自于你需要賺很多錢，這不是一個死胡同嗎？

但現在恰恰是這樣的敘述更容易被人接受，告訴你什么東西很好，你只要擁有了它你就會很快樂，你只要擁有了它你就會成為某一種人。你想要很酷，顯得很有態度，你就要像我一樣。做品牌的確需要很明確的定位，但我們很警惕這種表達，箭廠想要表達的這種價值觀沒有那么容易歸納，因為我們的表達是復雜的，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也是很困難、很復雜的。

我們其實很長時間生活在一個媒體機構告訴你應該怎樣的狀況里，很多人沒有了自己獨立的思考。

將鏡頭對準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

箭廠拍攝的對象更多是平凡人、草根，關注他們的處境。甚至就算他不是一個草根，可能已經是個紅人了，我們也嘗試用比較平凡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去拍攝。

我們可能會比較關注社會題材，有新聞性的東西在里面，但它不像新聞那樣即時性。我們不會特意去追社會熱點，反而可能是某些熱點出來之后，想要緩一緩，思考一下再去拍片子，而那個片子主要想表達我們對這件事是怎么看的，二來也做一些反思。

箭廠剛上線不久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片子叫《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播出后，反響比較大，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片子，算是在剛起步的時候確立了箭廠的價值觀。我們跟傳統媒體講故事的角度還是略有不同，不用那么主旋律，所以相對來說可以做多一些嘗試去表達自己。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忽略很多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拍這些片子也是希望給大家多一點角度去看待那些可能被我們忽視了的事情。

比如說，做日本人生活在南京的故事，我們的初衷就是想去嘗試能不能消除一些人固有觀念里的標簽，哪怕是在國仇家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沒有可能引導大家去從比較人性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人，去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這是我們呈現價值觀的方法。我們的片子不會讓觀眾覺得是在崇日獻媚，只是想要說我們怎么看待這件事，告訴大家有這樣一群日本人生活在南京，他們的生活是怎么樣的。而當你看到了這些，你會有自己的思考。

有些事情我們習慣認為可能是那樣的，但是事實上你不真正了解的話，很可能你的想法其實是錯的。當然，有時候也有些不理智的言論會出現，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即使最后引發了一些爭論，但起碼我們有機會做了一個東西，讓理智的聲音和不理智的聲音都存在，你作為觀眾有機會看到，你會有自己的判斷和認同。

《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播出后，大部分看過的人反應都是比較理智的。后來，我們還拍過一個片子叫《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其實也想講差不多的意思，在文化沖突、矛盾和誤解存在的情況下，我們想用一個片子讓大家看到從另一個角度去講的真實故事。

我也是這個故事里的角色，本身來講我很了解的事。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十年，身邊有些香港朋友比我來的時間還要長。有時候，一些矛盾和問題被報道出來，但“港獨”不能扣在所有香港人身上，我很清楚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但我怎么看待這個身份，可能和你不一樣。

那些負面新聞最抓眼球，最容易激起大眾的憤怒或者排斥，對于沒有獨立思考習慣的人來說很容易累積誤解。所以，你總在網絡上看到一些言論提到香港人都怎么樣、東北人都怎么樣、河南人都怎么樣。

基于這個，我當時就想有沒有一個機會說一說，起碼我身邊的人不是某些報道里呈現的那樣。但是，如果你只是去跟別人說他們不是這樣的人，這很沒有說服力，所以我們拍的片子只是在跟大家講我們的成長背景是什么樣的，甚至談了我們父母的成長背景，這些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沒有了解。一旦你了解了，也許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原來我對自己中國人身份的理解源自于那樣的經歷。

我發現，當我們嘗試在矛盾里講述真實的人物故事。很容易引起共鳴。

箭廠的每一個片子不代表客觀，我們也不追求所謂的客觀，這種片子不可能是客觀記錄。

在現在的傳播環境下，你做的東西想要引起轉發，有些東西不能表現得那么復雜，可能要講得再直接一點。但為了傳播得更好，而做出違背初衷的改變，我們不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