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旭麓先生︱茅海建：思想比生命更長久

今天舉辦的是“陳旭麓先生誕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會”，來了許多人，也說了許多話。一個人走了三十年，還有這么多人來紀念他，本身就能說明許多。

十年前，也就是這個日子，也就在這個地方，舉辦了同樣主題的會議。今天許多參會者，十年前也來過。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如昨天那樣清晰可見。記得李蓓蓓教授宣布，楊國強教授將加盟華東師大。十年過去了，楊國強也年屆七十而易位。陳旭麓先生正是在年方七十而不幸去世的。過去可以說“人生七十古來稀”；而我們只有到了這般年齡才能真正地體會到，七十歲恰是一個歷史學家的超白金年代，達到其一生思想與學術的巔峰；我們只有到了今天才能確切地衡量出，當年的這種不幸，又是多么重大的損失與災難。

前幾天，我要回上海參加這個會議，三聯書店的編輯孫曉林告訴我，陳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今年已經銷售了四萬多冊，年底有望突破五萬，“很能說明陳老師在讀者中長久而強勁的影響力”。一個月前，我在日本長崎，長崎大學的祁建民教授對我說，他在南開大學的導師魏宏運認為，陳先生是他們那個年齡段歷史學家中最具才華者。由此回想到十多年前與金沖及教授的長談，說到了許多陳先生的往事；回想到二十多年前與朱維錚教授的初次長談，多次言及對陳先生的回憶；回想到近三十年前，我那時多次去李新教授家，談論的主題正是陳先生。可以說，這三十年來，我遇到過學界或他界的許多人，只要與陳先生有過各種交往者，都會主動跟我談起陳先生。我也因此聽到了許多版本的故事。

陳先生又是什么樣的人？會有著如此長久的魅力？我還需要加以說明。首先是其貌不揚。記得三十多年前他到北京，他的好友奚原同志將自己的配車與司機交給陳先生使用，還特別關照司機，來的是一位大學者。司機和我一起去北京站接他，事后失望地對我說：“這就是大學者？我看與老農民也差不多。”其次是他的話很難懂。他講的是湖南湘鄉話（據說是湖南話中最難懂的），與人交流會出現許多麻煩，我自己都當過多次的翻譯。然而，這些因素好像都不太起作用。陳先生以道德文章立身，他之所以被人們不斷想起或說起，顯現出來的，是那種思想的力量。

思想比生命更長久。生命將會過去，也必然過去；思想卻有可能長存。那種具有魅力而長存的思想，不是那種短暫的火花，而是能夠照亮人們心靈的長亮不絕的光。

三十年過去了，許多人還在讀陳先生的書；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還在繼續談論他。盡管斯人已逝，且已行遠，而思想的感召又讓人感到他似乎不曾離去。

今天在座的，有許多是陳先生的學生，受到過陳先生的教導。若稍稍細心地觀察一下他們，就會發現，陳先生的學生真是各式各樣，從學術思想到學術方法都大不相同。

為什么一個老師能夠培養出如此大不相同的學生來？

我過去多次說過，我在陳先生身邊的兩年，受教甚多而受其影響甚大，但我想不出那種可以讓我終生受用的警句格言——“大音希聲”，這是對我個人而言的。陳先生各位學生的碩士論文題目（他只能帶碩士生）是多種多樣的，也自然有著不同的思路、方法與學術取向——“大象無形”，這是對他的整個學生群體而言的。然若要達到這樣的境界，為師者又須得有多大的功力？“夫唯道，善貸且成。”現在許多學者有意建立自己的學術體系，讓自己的學生各占一塊或各把一方。這樣的學生只能是老師的從屬，從問題意識到內容敘述，都會與老師有著同一性。如此培養學生，頗具時效性，卻少了后發性。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來看，很可能會出現“物種的退化”。

我是從中山大學出來的，受考據學的影響較大，我當時還是“全盤西化論”者（現在當然已不是如此），與陳先生的志趣相距甚遠；但我在陳先生那里，沒有感受到任何壓抑或壓力。從我的論文選題，到我的研究志趣，都得到了輕快的認可，似乎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羊；過了三十多年之后再回憶，我何曾不受到陳先生的影響，何曾不受到陳先生的規限。他才是真正的“良牧”。

思想的影響與傳播只能是浸潤式的，化于無形之中。那種規定性、訓導性的教誨，只有一時性的效用。風過了，天色變了，不會留下太多的印跡。一種思想若真要影響到他人，須得有著非常強大的邏輯力量，可以拆，可以分，卻又能重組而重生。對一個歷史學家思想的檢驗，最好的方法仍然是歷史——放他三十年，看看還有沒有思想的活力——也正是從這般長度的時間檢驗中，從陳先生個人生命的歷史，來考察他所敘述的歷史，再多次咀嚼他對歷史的判斷——陳先生的思想就是這樣而放射出它所具有的長亮不絕的光芒。

陳先生是有其思想體系的，而這個體系又是在他的生命經驗中產生的。何澤福教授對我說：“新陳代謝”、“社會變遷”的思想，是陳先生在“文革”的困境中形成的。按照我的理解，這個體系或這個學說最大的特點或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解釋倒退，說明反動。中國近代社會是不可能直線式發展的，倒退與反動是歷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然從長久來看，進步又是必然的。說實在的，在學期間我對陳先生這么龐大的建構是不太理解的，我只是在聽，只是吸取，與陳先生的談話只能是單行道。我記得陳先生與沈渭濱教授交談時，有著愉快的思想互動。

我在陳先生身邊的時間不長，1980-1982年，也是他一生中比較不幸福的時段，但我很少聽到他說起個人的不幸。當時系里和學校發生的諸多事情，我是聽了何澤福教授的敘說，才稍有了解。我在陳先生那里獲得的，是他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析，是對中國命運的思考。時過三十多年后，人們所能感覺、感動、感而接受的，恰是當年陳先生在個人逆境中的思想不斷開拓的力量。

我從華東師大畢業后，去了軍事科學院，后又去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年，我到北京大學，開始了我的教書生涯。我做老師的時間比較短。我的碩、博士學生現在大多是副教授，個別是教授。前幾天，我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明年可能升教授。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放心，但仍忍不住地告訴他：我關心的不是你什么時候可以升教授，而是你的學問與學術貢獻。我也再次講起了陳先生的故事——我的老師那時只是一個副教授，但他的心中卻有著自己的國家。

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12月1日“陳旭麓先生誕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