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的皇家木材采辦

張萌

2024-04-11 15:59

【編者按】

一艘艘木筏順流而下，將長江中上游的木材運送到下游城鎮。林農、地主、伐木工、船工、牙行、錢莊、榷關，以及商幫與行會，組成了一個跨區域的龐大市場……通過木材的貿易與再生，森林仿佛“流動”起來，滿足了整個清代中國的房屋、橋梁、舟車建造等需求。《流動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場經濟史》一書講述了這個龐大的市場如何運作，揭示了清代森林可持續發展的奧秘。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講述了明清兩代的皇家木材采辦的情況，澎湃新聞經光啟書局授權發布。

明代的皇木采辦

15世紀初，明代第三位皇帝永樂決定將都城從南京遷至北京，這給朝廷的木材供應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南京位于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處，是自宋代發展起來的木材貿易網絡中蓬勃發展的樞紐，而新的都城位于森林砍伐殆盡、遠離木材產地的華北平原。在明代的頭幾十年里，由于戰亂危機、人口減少和不利的財政政策等因素疊加，市場和商業普遍衰退，這也限制了國家在市場購買方面的選擇。明廷建設新的都城需要大量巨木，這一迫切的需求進一步加劇了皇木采買的困難。宏偉的宮殿和廟宇需要尺寸巨大且質量上乘的木料來建造承重的梁柱。獲取巨杉已然困難重重，而明代的皇家美學更將楠木視為皇家建筑的絕佳木材，這種珍貴稀有的樹種只有在中國西南一些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中才能找到。如此巨大的需求給伐木和運輸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明初，國家通過兩種途徑獲取木材。它最初在榷關向運送商用木材的木筏征收過境實物稅。由于明初區域間木材市場的規模有限，這些實物稅并沒有為國家帶來多少木材，更不用說至15世紀晚期，這些實物稅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以白銀支付的貨幣稅收。尤其突出的一點是，它們無法滿足國家對大木的需求。因此，明廷常常不得不采取第二種方法，即直接從偏遠的森林（特別是西南諸省）采伐大木。當一個重大的土木建設工程開始時，朝廷會委派專職官員督辦招工、山脈勘察、砍伐和運輸的整個過程。在15世紀早期，用于修建北京紫禁城的巨木是從四川、湖南和貴州的老林中砍伐下來的。嘉靖（1522—1566）和萬歷（1573—1620）時期，朝廷在這些省份搜尋大木的活動達到另一個高峰。然而，到了16世紀晚期，由于楠木的供應量大大減少，已不再可能完全用楠木建造大型建筑。楠木僅僅被用于建造最大最顯眼的梁柱，而建筑結構的大部分則用杉木建造。在16世紀，明代的經濟整體上已經從開國初期的困厄中恢復過來，并迎來了一個新的繁榮時代，歷史學家稱之為“第二次商業革命”。這次變革持續到18世紀，雖然有些許中斷，但在規模和范圍上超過了之前的唐宋轉型期的商業發展。生產力的穩定增長和全國性工農業品市場的形成刺激了區域專業化。國外白銀的流入促進了貿易的貨幣化和擴張。木材的生產、交易和消費都是這一宏觀發展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人口的增長、農業聚落的擴大以及區域生產專業化的加深，木材消費的地方性減弱，變得更為依賴跨區域貿易。到15世紀晚期，跨區域的木材市場已經開始恢復到宋代的水平，將江南的消費中心與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的森林連接起來，木材生產也成為專業化的地方產業。宋代出現的商業造林擴展到更多的地方。專業的林場致力于栽培樹木，將砍伐的木材供應遠方的消費者。雖然常規林場足以提供普通尺寸的木材，但大木潛在的高利潤吸引了商業資本將木材貿易網絡擴展到更偏遠的原始森林。西南山區在明初是官員探尋皇木之所，而到了16世紀，投機的木商們也常常接踵而至。

活躍而廣闊的木材市場為朝廷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即不必直接參與伐木的過程。在16世紀，朝廷越來越傾向與木商簽訂木材采購合同，后者收取官府的資金，并按照要求交付特定數量和品種的木材。到明末，國家通過這些商業代理人在市場上購得大部分的杉木。國家轉向市場采購和木材貿易的擴大是相輔相成的。雖然只有當市場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國家才能開始倚重商人，但一旦確立了代理機制，國家的訂單和資金會進一步推動商業資本向西南的擴張。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大和成熟，其穩定的木材供應足以滿足國家的大部分需求，國家也就不必直接管理森林或監督伐木過程。這些趨勢一直延續到清代，那時國家從市場購買木材的方式已衍化為一種常規制度。

帝國擴張與邊疆的木材貿易

西南邊疆被納入跨區域的木材貿易體系，這不僅是經濟力量發展的結果，也是明代國家擴張這一更大的政治和社會進程的一部分。起初，西南邊地在蒙古人入侵南宋的軍事行動中淪陷，之后歷朝歷代逐步將其置于更嚴格的行政和軍事控制之下。明清統一西南地區的行動源自多個動機，包括抵御蒙古和西藏的威脅、獲取礦產戰略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以及通過漢人的遷居來緩解人口壓力。這片廣闊的區域——包括后來變成行省的貴州、云南、四川的山脈，以及廣西和湖南的西部——并非杳無人煙，而是千年來不同民族的定居之所。雖然官方史書呈現的是民族同化的宏大敘事，但歷史學家業已揭示出，帝制晚期的國家集權統治的努力不斷受到當地群體和環境能動性的抵制、調和與制約。明代遵循先制，在西南通過土司制度承認當地世襲土著首領的統治，從而實現名義上國家控制的擴張。在整個明代和清初，國家采取各種軍事和政治策略來處理地方起事、分化大土司的勢力以及限制他們的自治權。明代還在西南地區推行衛所制和軍屯制，鼓勵漢人從中原向西南遷居。這些措施在18世紀初達到頂峰，清代的雍正帝決定開展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這一運動曾在明代和其父康熙統治時期以有限的形式開展，此舉旨在廢除土司，改由國家任命的流官直接進行行政管理。然而，雍正帝雄心勃勃的舉措卻引發了苗民的起義，清廷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將其鎮壓。與這場鎮壓一樣，幾個世紀以來明清朝廷在西南開展的其他大規模軍事行動都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當地情報收集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資金。當初為了便于國家的軍事行動而建設、整修、疏浚的道路和河流，后來成為便于平民和商品流動的必要條件。有關當地環境、交通線和民族志的志書，無論是官方編纂的還是民間商業性出版的，都為前往西南的旅行者提供了指引。隨著國家的軍事介入、行政改革以及斷斷續續的移民計劃的開展，西南邊疆經歷了巨大的經濟和環境變化。

漢人木商前往西南日益便利，與此相關的最重要因素是交通條件的改善、對當地局勢更好的了解，以及他們更熟悉的行政架構的建立，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國家擴張的副產品。位于貴州東南和湖南西部的沅江流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里的山區森林密布，苗民世代居住于此。18世紀，在雍正皇帝軍事鎮壓了苗民起義之后，沅江流域開始為國家和民間提供大量的木材。朝廷在剛剛平定的“苗疆”上建立州縣制度，引入了漢人商賈所深諳的行政原則以及儒家士大夫的權威。漢商們知道如何與士大夫打交道，盡管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總能得償所愿。

在18世紀30年代平定苗民起義的軍事行動中，動員當地勞工疏浚沅江上游的河道是該地木業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疏浚工程本是為了促進軍隊調配和物資運輸，但也為沅江河谷的森林資源開辟了進入長江水系流域的運輸路線。自此之后，沅江地區出產的木材，即所謂的“苗木”或“西湖木”，在滿足下游市場的需求和清廷的皇木采辦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清代的貢木制度

隨著康熙最終平定了華南和西南的三藩之亂（1673—1681），清廷終于有了獲取南方森林資源的可靠渠道和財政手段，可以借此來重建毀于1679年地震的紫禁城太和殿。雖然原定的重建計劃是使用數千根楠木，但被派往四川勘察森林的官員們報告說，山中幾乎已無便于開采的現產大楠木，而從深山中運輸木材又異常困難。1686年，康熙決定放棄前朝那般對楠木的迷戀，轉而以松木和杉木替代。事實上，早在16世紀，隨著楠木的日益稀缺，杉木就經常作為楠木的替代品被用在明代皇家建筑中。這一發生在康熙統治初年的事件，標志著官方直接督辦南方皇木的勘測、采伐和運輸活動的結束。此后，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四省以市場采購杉木為基礎的常態化貢木制度提供了皇木的主要來源。作為對這一制度的補充，朝廷偶爾會委派官員到四川和貴州的深山中搜采大楠木，但其規模要比明代的楠木采辦小得多，這些楠木只是用作建造宏偉宮殿中少數巨大的建筑構件。清代沿襲了在明末已現端倪的趨勢，在皇木采辦中更果斷地選用新的樹種和新的采辦方式：杉木被選中了，這是比楠木更常見且更容易再生的樹種，朝廷可以直接從市場上購買而不必進山砍伐。

清代通行的貢木制度在官方文獻中被稱作“額木”“年例木植”或“欽工例木”。民間俗稱“皇木”。這一制度由工部負責，自1687年遂成定制，一直延續到1911年清覆滅。到1687年，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四省都確定了每年辦解木植的數額、木材規格和官方定價。各省歲解的數額到清末一直保持不變（除了江蘇的辦解數額在1698年有小幅增加）。四省的督撫分別委任一名負責木材進貢的專員，通常是州縣一級的官員，后者以指定的官方定價購進木材，并將之運送到北京附近通州的皇木廠。

杉木是貢木制度唯一需要的樹種。朝廷每年總共接收7400根標準規格的例木、1200根大尺寸例木。根據原木的長度和圓圍，例木被分為四類。根據杉木的年際徑向生長規律，擬合每類例木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估算出杉木大致的樹齡。然而，對杉木年際生長規律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對樹齡幾十年以上的研究更少。本書使用了2012年一項研究中的樹齡—直徑模型。在該研究的杉木樣本中，樹齡最大的在80年左右，周長約80厘米（2.34尺，即樹木胸徑 0.75尺）。按照清廷的例木規格，它優于第三類但又不及第二類，第二類至少要有百年樹齡。

第一類例木是“桅木”，指從上到下均勻粗壯的長木，通常取自已經生長數百年的木植。雖然偶爾會被官辦造船廠用作桅桿，但大多數桅木都被用作皇家宮殿、廟宇和陵寢中最大的廳堂的承重柱。第二類例木是“杉木”，是取自百年到兩百年樹木的長木。它們一般被用作皇家和官府建筑的柱子和橫梁，有時被切割成木板用于造船。這兩種頂級木材在木材市場上是稀罕物，市場上的木材大多樹齡在幾十年，它們是商業化的林場種植出的木材。最次的兩類例木是“架木”和“桐皮槁”，通常是樹齡在20年到40年左右的樹木，在木材市場很容易獲得。“架木”得名源自它們被用來搭建儀式或科舉所需的臨時架子。它們在使用后通常會被回收到皇家木廠。細長的杉木通常被稱作“杉槁”，“桐皮槁”是杉槁中的優質品種，色澤偏紅，有著與中國梧桐相似的樹皮，通常被鋸開，用于制作家具或器具。

不過，以上所述的這些原木的用途僅限于皇家和官府，并不能代表平民如何使用它們。在民間的木材市場，“桅木”和“杉木”絕對是奢侈品。最常見的交易木材的圓圍在1尺到2尺之間（胸徑0.3尺至0.7尺），為御用例木規格的四類之下到三類之上不等。在普通的民用建筑中，“架木”甚至“桐皮槁”都可以用作房屋的承重結構。在第二類和第三類之間，圓圍2尺至3尺（胸徑0.6尺至1.0尺）的長木適用于民間造船，后來在20世紀早期，它們被用于制造電線桿和路燈柱子。

理論上，清廷應該根據各省地方物產的情況來分配進貢任務。朝廷無論是在象征意義上還是在實質上，都享有一個跨越多個生態區和具有多元地方性的帝國所帶來的財富。以貢木為例，對湖南和江西這兩個最大的木材出口省份的辦解數額就可以這樣理解。然而，浙江和江蘇之所以被列為辦解省份，并非因為它們靠近木材產地，更多是因為兩省擁有豐富的財政資源且管理著最主要的木材市場。浙江從一開始就被納入貢木體系，是因為杭州在明代就是大運河沿岸的重要木材市場。但很明顯，浙江能夠采辦的木材僅限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區所種植的中等大小的木材。其他三個省份需要辦解“桅木”和“杉木”，而浙江從一開始就不必供輸這些大木。

普通品種的“架木”和“杉槁”是四個省直接從其轄下的木材市場采購的，通常由牙行承辦。浙江依托杭州的木材市場，而江蘇則倚靠南京，后者是長江下游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湖南和江西都有豐富的木材資源，所以為了降低成本，交易都在采伐地附近完成。在江西，采買例木的任務落在贛州知府身上。贛州府位于江西南部的山區，其木材沿著贛江北上進入長江。在湖南，來自湖南西南部和貴州東南部的木材沿沅江運輸，并在常德府匯合，然后進入洞庭湖。清代的常德木材貿易繁榮，從18世紀后期開始，湖南例木的采購主要由常德府佐（同知或通判）負責。

雖然較次等的兩類木材可以很容易地從這些民間市場獲得，但奉命辦解“桅木”和“杉木”的三省必須花更大功夫來滿足每年額定的要求。湘黔邊地平息苗民起義的十年后，即1746年，湖南辦解皇木的官員開始從苗疆采辦所需大木，這很快成為慣例。湖南巡撫楊錫紱（1700—1768）于1747年解釋道：

緣桅杉二木近地難覓，須向辰州府以上沅州、靖州及黔省苗民境內采取；架槁二木則需在常德聚木之處購辦，而扎牌架運經歷江湖黃運各河，又須備木幫護，以免沿途磕觸傷損。

江西和江蘇面臨的困難比湖南更多。最遲到18世紀20年代，工部開始抱怨江西和江蘇所供原木的數量不足且質量低劣。質量上的缺陷有時會用貨幣折算，負責辦解皇木的官員要自掏腰包來賠償。例如，在1724年江西交付的1400根架木中，質量殘次的有170根，負責官員按官價的三分之一交納了罰金（每根0.067兩，共11.4兩）。對于大木，數量不足和質量殘次無法用財政付款來抵償，而是必須在未來補齊缺額。每年交付的原木的數量首先根據長度、厚度或紋理上的任何缺陷來折算，由此在賬簿上記錄下的“完額”數通常帶有小數點。然后將這個數值與該省應解額度相比較，如有欠繳則需要在未來補齊。1741年，在當年額解之外，江西還一并交付了先前在1735年、1738年和1739年欠繳的木料，其中桅木14.56根、杉木206.42根。

將原木數量按其質量進行折算的做法促使江蘇和江西交付更多數量的小尺寸原木，雖然品等不足，但折量后仍能滿足額解要求。例如，江蘇在1754年交付的20根桅木都不達標準，但是，這個不達標的問題在補交了10根同樣的桅木之后就迎刃而解了。工部對這種越發普遍的做法不免感到擔憂。在1765年的一份奏疏中，工部侍郎抱怨道，雖然允許“折算添補”，但日益依賴這種做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御用的大木嚴重短缺。為此，諭旨頒布了一條新規，要求桅木必須符合標準，“折算添補”的做法只適用于少量原木。朝廷雖然強化了桅木的標準，但考慮到各省面臨的困難，對其他等級木材的要求則有所放寬。其余三等例木的解額中，每等又分為三類，第一類遵循與原始規格相同的標準，而第二和第三類的解額標準則略有降低。

江西、江蘇兩省為應對辦解大木的挑戰，越來越頻繁地依賴木商采買代辦。來自江西、江蘇的商人代辦，同湖南辦解皇木的官員一樣，經常出入湘黔交界的苗疆。來自湖南、江西、江蘇的代辦進入苗寨，仍是在當地現有的市場上采買。與明代和清初的做法不同，他們沒有直接組織人力深入山林，從采伐、運輸干起。1777年至1781年，時任長沙通判的英安被委派負責采購和運輸湖南的皇木。他在手稿《采運皇木案牘》中記錄了兩次采辦例木期間的活動和通信，這篇文獻詳細地描述了湖南皇木采運的做法。在對比了從市場采買大木與直接從林中采伐之后，英安評論道：“惟有桅木最所難得，價亦無定，有十兩以上的，有廿兩及三五十余兩的，總只要有買。去坎青山，盤費浩大，多有坎青山，算來不如買平水的。”這種完全依靠市場的做法仰賴于木材貿易的日益商業化，即便在這些偏遠地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