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簡史

毫不夸張地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關于愚蠢的長篇小說——如果將整部文明史比作一條長河的話，其中充斥著的大多都是愚蠢的洶涌波濤，所謂的智慧只是其間的幾朵浮萍而已。關于全部人類智慧的典藏，或許只需要一個圖書館就可以裝下；但關于全部人類愚蠢的記錄，全世界所有的圖書館加在一起恐怕也容納不了。這顯然與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唯我獨尊地位很不相稱——要知道，人類一向標榜自己是這顆藍色星球上最具智慧的存在。

更為吊詭的是，隨著知識的創造、累積和文明的演進，人類的愚蠢不但沒有消減，反而呈現出水漲船高的趨勢，甚至成為人類存在的致命性威脅。同時，一個更加可怕的事實也慢慢浮出水面：愚蠢不僅存在于無知與低知的人群中，在高知群體甚至是智者身上同樣存在；愚蠢也不僅是人類先天的一種固有缺陷，還極有可能在后天的教育中被進一步放大，尤其是將100個小孩培養成同一個人的標準化教育。20世紀人類最具智慧的天才之一愛因斯坦曾寓悲哀于反諷地說：“有兩件事是無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類的愚蠢，而對于宇宙是否無限，其實我還沒有那么確定。”笛卡爾那句著名的格言或許應該改為：我愚，故我在。

一

長久以來，愚蠢總是與無知緊密聯系在一起，以至于“愚昧無知”早已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的確，遠古時代的人類幾乎就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中，作為主要任務的生存和繁衍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只有誕生了有閑階級，才可能出現對知識的大規模追求）。在這一漫長而殘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的大腦逐漸發展出重要的直覺思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遠祖在叢林里看見一個有斑紋的物體，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跑，而不是去求證那是老虎還是豹子或者是一塊石頭，正是這種直覺思維讓人類存活下來。根據進化論，那些有求證精神的人都會在一次次探索中成為猛獸的食物，他們的基因也就無法遺傳下來。

就這樣，不斷強化的直覺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抽象的、高級的、理性的邏輯思維。同時，巨大的生存壓力也使人類無法展開對知識的大規模追求。不難想象，人類的愚蠢伴隨著無知一路綿延，這種愚蠢的根源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人類對于自身的無知全然不知。后來，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哲學家莊子在《秋水篇》中記載了一個人盡皆知的故事：常年待在一口枯井里的青蛙，永遠無法理解海鱉所說的大海的遼闊與深邃，后世根據這一典故提煉出了“井底之蛙”這一成語。其實，每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莊子所說的那只“井底之蛙”（只是井口的直徑大小不一罷了）。兩千多年后，冷峻犀利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擴展了莊子的思想：“每個人都把自己視野的極限當作世界的極限”。

《愚蠢的人類》

無知會帶來恐懼，人類最大的恐懼無疑是死亡。于是，作為救贖人類恐懼的宗教出現了。萬能上帝的出現，看似用全知代替了無知，其實只是一劑精神鴉片罷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看似高級的問題，加上絕對愚蠢的回答。于是，中世紀的歐洲人普遍認為自己是偉大宇宙計劃的一部分，計劃的設計者是神，我要遵守教條，效忠皇帝、孝順父母；為了達成最終的計劃，一切戰爭、瘟疫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愚蠢，或者更徹底地說，正是所有人的愚蠢最終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14世紀一種名叫黑死病的瘟疫，它幾乎橫掃了歐洲所有城市，讓2500多萬人在痛苦和絕望中潰爛和死去。

其實，當時已有不少人發現一個基本事實：瘟疫的傳染與接觸病人的住房、衣物、尸體有關。然而，即使是頂尖的醫生也沒有對老鼠、跳蚤這兩個明顯的“中介”產生過懷疑——因為他們對病毒、細菌等微生物幾乎一無所知。更糟糕的是，教皇和主教將瘟疫解釋為上帝的懲罰，他們鼓勵民眾上街游行謝罪，甚至將貓視為魔鬼撒旦的化身（愚昧的人們瘋狂獵殺貓，使貓在中世紀一度瀕臨滅絕），導致鼠害泛濫，加劇了瘟疫的進一步傳播。這些位高權重者看似是知識的化身，其實是“權力+無知”的恐怖分子。可以說，整個中世紀幾乎都籠罩在這些恐怖分子的愚蠢信仰之中。直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才出現了科學興起與宗教衰落的此消彼長，一個又一個重大的科學發現，不斷打擊著宗教教義中那些充斥著無知和謊言的虛構神話，愚昧的宗教長期霸凌的時代終于一去不復返了。

1954年1月3日，愛因斯坦在給德國哲學家葛金的信中寫道：“很高興我是猶太人，但不可否認猶太教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是愚昧的化身！上帝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人類軟弱的表達和產物，《圣經》所收集的只是一系列可敬但相當原始的傳說。”可以說，愛翁在去世前一年的這段話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通過將宗教定性為愚昧的化身，似乎同時隱含著科學才是智慧的象征之義（兩千多年來，哲學一直是智慧的象征，如今早已被科學搶盡風頭）。然而，幾乎與所有人想的恰恰相反（這正是人類的愚蠢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科學大發展的兩三百年間，人類的愚蠢非但沒有消減，反而水漲船高，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勢頭……

二

眾所周知，19世紀在人類歷史尤其是科學史上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這個不尋常的100年中，科學發展的規模和成熟度遠遠超過17世紀的科學革命，熱力學、光學、電磁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人類學等學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大多進入到理論綜合的階段，各種新學說、新理論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使19世紀成為舉世公認的“科學世紀”。到19世紀中后期，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與進步主義都發展到了頂峰。如果說，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前，人類還普遍處于相對蒙昧無知的狀態；那么到19世紀之后，知識領域的爆發性進展讓人類有了一種從“井底之蛙”躍升到“泰山之巔”的感覺，這種自我膨脹的感覺引爆了一種新的愚蠢，即“知道自己知道”，并自以為是。

正當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樂觀主義的狂喜情緒中時，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讓所有這一切都蕩然無存。自古以來，人類的歷史都與戰爭相伴隨，而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源自同一樣東西——愚蠢，一種狂熱的愚蠢。對此，日本著名科幻小說家田中芳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百分之九十的起因，是一些愚蠢得令后世人會為之一愣的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則是一些愚蠢的連現代人都會為之一愣的理由。”值得警醒的是，從與無知相伴隨的愚蠢到擁有相當知識和文化的愚蠢（這一愚蠢有了科學技術的加持），其破壞力和公共危害反而變得更大，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只要放眼看看那些擁有極高文化修養的納粹高官（聽著瓦格納，讀著尼采，彈著鋼琴，卻殺人如麻），以及他們那令人發指的愚蠢——將滅絕猶太民族視為一種信仰，從而自掘墳墓。

回顧戰火肆虐的20世紀，每一個歷史的探詢者都不禁要問：希特勒為什么無視拿破侖失敗的前車之鑒，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美國尼克松政府為何執意發動越南戰爭，直到深陷泥潭，內憂外困？日本政府為什么敢于無視自身的軍事實力，執意偷襲美國珍珠港艦隊？……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只有一個：愚蠢。愚蠢是無所不在的，更不幸的是，戰爭往往會放大人類的愚蠢。如果說19世紀是“科學的世紀”，那么20世紀可以稱為“戰爭的世紀”，這一世紀性轉變背后的催化劑和助推劑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個：愚蠢。更進一步，如果仔細審視整個人類歷史的興衰更迭，愚蠢幾乎貫穿始終，并以四種面目交替出現。

當人們目睹了20世紀那些愚蠢而慘烈的大型戰爭之后，沒有人會說這是危言聳聽，正如英國哲學家、著名反戰人士伯特蘭·羅素所言：“所謂戰爭，就是為了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歷史上那些因為愚蠢而引發的悲劇總是一再上演，以至于黑格爾發出了這樣的著名感嘆：“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得到任何教訓。”是的，愚蠢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或者說，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

三

1985年，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耶路撒冷演講《小說與歐洲》中說道：“19世紀發明了火車，黑格爾確信他把握住了普遍歷史的精神本質。福樓拜則發現了愚蠢。我敢說，這才是那個因它的科學理性而無比自豪的世紀最偉大的發現。”這不是開玩笑，盡管昆德拉一向擅長黑色幽默。是的，19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不是電磁效應，不是光的波粒二象性，不是能量守恒定律……而是——愚蠢。早于愛因斯坦，早于塔奇曼，早于幾乎所有人，福樓拜驚見了與科學大發展同步躍升的人類愚蠢。他悲哀地發現，愚蠢是無法逾越的；它到處存在，既存在于愚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天才的思想中，它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了探詢這種人類固有的愚蠢，福樓拜萌生了編寫一部詞典的想法，他將之稱為《固有概念詞典》（大陸譯作《庸見詞典》，1880）。福樓拜清楚地知道，所謂詞典，無非是現成的見解，是多數人的看法，是老生常談。甚至許多時候，是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謬誤。然而，正如魯迅先生的名言：“從來如此，便對么？”為此，福樓拜毫不含糊地寫道：

愚蠢，在于下結論的欲望。

無論是人性，還是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包含著深刻的復雜性。愚蠢卻意味著想要把存在化約到一個單一的維度，把所有這些復雜性化約為一個簡單的結論，甚至簡單到一個句子、一個詞語，因為愚蠢本能地排斥復雜性。從“暖男”到“渣男”再到“普信男”，從“萌女”到“渣女”再到“田園女”……凡此種種，無不包含著貼標簽、下結論的快感，卻也在這種沖動的欲望中將人性所有的復雜一筆勾銷了。21世紀的今天，整個互聯網就是人類愚蠢的巨大鏡像，充斥其間的無數影像、圖片和文字仿佛都在注解著人類漫無邊際的愚蠢，正如福樓拜一百多年前的感嘆：大地有其邊界，人類的愚蠢卻沒有盡頭。

《布瓦爾與佩庫歇》

這種對愚蠢的執著探索在福樓拜晚年的巨著《布瓦爾與佩庫歇》（1881）中達到巔峰。兩個狂熱追求知識的抄寫員先后嘗試了農學、有機化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哲學、宗教和教育學，結果卻發現罐頭腐爛了、歷史撲朔迷離、文學無法評判、哲學枯燥乏味、宗教虛偽愚昧、教育事與愿違，每一次機械性學習和實踐的結果都令他們更加困惑和失望。如果說，現代人的愚蠢表現在持守固有觀念而缺乏思想性，那么布瓦爾和佩庫歇就是現代愚蠢的一個縮影。于是，驚人的諷刺出現了：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卻也是最缺乏科學精神的時代。小說的第一卷中，兩位主人公以實證主義的眼光看待一切，企圖用一種學說或一個體系來一統人類對宇宙的解釋，這正是愚蠢的表征。事實上，每個學科有自己的邏輯與標準，用一個學科的標準去評判另一個學科的價值，正是缺乏科學精神的表現。然而，這種愚蠢卻經常上演，即使是在標榜科學精神的大學校園里。

和愚蠢的內核截然相反，現代小說的精神正是復雜性。每一部小說杰作都在告訴讀者：“事情可能遠比你想象的復雜。”小說的本質是一種探詢，它永遠不會下結論，這是小說藝術永恒的真理。或許，今天的人們讀完《包法利夫人》會直接將愛瑪斥為“渣女”，而福樓拜卻勇敢地自白：“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樣地，當人們看完《布瓦爾和佩庫歇》之后，會將這兩個平庸之輩譏為“普信男”，福樓拜同樣勇敢地聲稱：“布瓦爾與佩庫歇充斥著我的頭腦，以至于讓我變成了他們！他們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其實，任何有豐富經驗和閱歷的人都明白，生活遠比人們想象的復雜，人性更是如此。可以說，在這個高度學科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越是學科化和碎片化，匆忙下結論的欲望就越強烈），小說成了維持人類生活整體性最后的庇護所，也是對抗愚蠢的珍貴的試驗田。

四

或許人們不禁要問：這漫無邊際的愚蠢代代相傳，就不能通過教育來治愈它嗎？假如愚蠢也是一種絕癥的話，那么曾經人類認為的許多絕癥，不都被一一攻克了嗎？是的，用教育來抵抗愚蠢，這確實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然而，現實往往是令人沮喪的，就像布瓦爾和佩庫歇最終發現教育事與愿違一樣。看看伯特蘭·羅素先生的格言吧：“人生而無知，但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如果說無知也是一種愚蠢的話，這句格言可以改寫為：人生而無知，教育使人從無知之愚變為有知之愚。如前所述，后者的危害可能更大。后來，羅素還說過另一句話，可以視為對前者的補充說明：“我們面臨這樣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即教育已經成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礙之一。”

1600年2月17日，捍衛哥白尼“日心說”的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被羅馬教廷燒死在鮮花廣場的火刑架上，距今只有400多年。所不同的是，過去三四百年間，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全球教育也呈現出飛躍式發展，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直至大學的教育體系日臻完善，人類似乎要和愚蠢說再見了。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或者說，羅素的話只是在杞人憂天嗎？顯然，現實要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很多，羅素所擔心的是一種壞的教育，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抑或公共教育，都存在著使人變成有知之愚的可能。二戰期間，一位名叫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的德國神學家因參加反抗納粹的斗爭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他在獄中寫下了給親友的書信、詩歌和雜感斷簡，凝結了他對一生所學所思的深沉回憶。朋霍費爾于1945年遇難后，這些文章被他的好友整理為《獄中書簡》一書出版，這部作品為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其中的一篇《關于愚蠢》至今散發著耀眼的思想光輝。朋霍費爾敏銳地捕捉到了愚蠢的社會學屬性。就像“天才經常成群結隊地來”，愚蠢也是大批量生產出來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要知道，人類歷史上諸多重大的愚蠢都是智力超群的人犯下的。試想，為什么那么多智者能人（甚至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哲學大師）都被納粹蒙蔽了雙眼呢？

時至今日，愚蠢依然無處不在，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網絡世界。當人們讀到一篇經典名作，它是以閱讀理解的形式出現的，卻被告知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這是愚蠢；當一個社會中的人們為了功利追求而只學那些“有用”的知識，并對所謂的“熱門專業”趨之若鶩，這是愚蠢；當熱點新聞的評論區里總是亂象叢生，起哄者有之，罵人者有之，對罵者有之，高高掛起者亦有之，這是愚蠢……更糟糕的是，林林總總的愚蠢經常是以“智慧”的面目現身，讓人難以覺察，疏于防范。

說到底，抵抗愚蠢需要自我教育（即便它是無法逾越的），尤須注意兩點。一曰謙卑，人類文明發展到21世紀，邁入了所謂的“元宇宙”元年，人們往往因為科技的高速發展而自我膨脹，而渾然忘卻了人類的整體智慧還處于較低水平，需要時刻牢記羅素的格言：“要經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個小小角落的一顆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類僅僅是一個短短的插曲，而且說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還有一些生物，他們優越于我們的程度不亞于我們優越于水母的程度。”二曰警醒，對周遭環境（包括網絡空間）時刻保持警惕，無論是一句流行語，還是一個標簽，抑或一部好萊塢大片。要知道，擺脫愚蠢是邁向智慧的第一步，正如徐賁先生的提醒：“對于社會啟蒙來說，它的基本目標其實并不是為了讓盡可能多的人成為智者，而是讓盡量多的人脫離愚蠢或者愚昧的狀態”。

所謂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展現出什么大智慧，而在于盡可能地避免各種各樣的愚蠢——尤其是致命的愚蠢，盡管很多時候這只是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