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評《鑄以代刻》︱鉛字在1873

十九世紀下半葉，由西方傳入的鉛字排印，在不長時間內取代了雕版印刷和傳統活字印刷，成為此后一百多年中國的主流印刷技術，對出版業發展和新思想傳播產生巨大影響。對于這一重要變革過程，過去的研究難稱完備。中華書局今年出版的蘇精先生《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一書，則以詳實、細致的研究彌補了缺憾。

蘇精長期研究以基督教傳教士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鑄以代刻》即通過對數百萬字的基督教會檔案資料爬梳整理，用十二個專題詳盡再現了從1807年起到1873年止傳教士推動中文出版“鑄以代刻”的歷程，從印刷史研究看，是這一領域難得的一部既重史實，又富史識的著作。

《鑄以代刻》內容浩博，其填補研究空白，糾正前人缺失之處甚多，讀者自能領會。由于對鉛字在中國傳播、接受的歷史抱有興趣，我也曾關注過相關問題，在此想為蘇先生提出而受限于體例未及詳論的“1873年是西式活字本土化開端”這一論斷補充兩個例證，藉以表達對他這一卓見的欽佩。

蘇精將十九世紀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時期，即：一，從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到鴉片戰爭前的討論與嘗試時期；二，從鴉片戰爭到同治朝，西式活字進入實用階段并奠定在華傳播基礎的準備與奠基時期；三，從同光之際到戊戌變法期間，西式印刷在華發展與本土化時期。在這一時期，“西式活字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同時也有中國人開始自行鑄造活字。中國印刷出版業者一項新的標榜是以西式活字和機器排印，中國人在這時期中取代傳教士成為西式印刷在華傳播的主力。到十九世紀結束前，西式活字已經明顯取代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并且連帶引起近代中國圖書文化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典藏保存等方面的變化”（導言，第3頁）。

因遵守取材于基督教傳教士檔案的體例，《鑄以代刻》的研究集中于前兩個時期，即傳教士主導使用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六十余年。對第三個時期，在說明上述鉛字本土化的表征后，作者只提出“1873”這個年份，作為西式活字本土化開端的象征，而未繼續討論。1873年的象征性在于，中國人買下傳教士在香港經營的中文出版重鎮英華書院。

從中國人對鉛字的接受史角度觀察，1873年確實是重要年份，除了國人購買英華書院外，前前后后還發生了其他幾起重要的“象征性”事件，推動著鉛字取代雕版的進程。

在介紹這幾件事之前，先要討論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即在中國，活字印刷古已有之，一直與雕版印刷并行使用，而且無論成本還是效率，活字都具有明顯優勢，卻始終未能取代雕版，實現印刷技術的自主革命，其中原因何在？多年來，學者們從經濟、技術、文化等各個角度做過分析，單獨看也言之成理，但放在“鑄以代刻”的背景下，則無法解釋為何同為活字，也具有同樣局限性的鉛字，卻在短時期內淘汰了雕版。

在《鑄以代刻》卷前的《代序：中國圖書出版的“典范轉移”》中，鄒振環先生就此提出一種觀點：“活字印書至少需要幾萬字的字范，從技術經濟學角度來看，成本過高，對于印刷量不大的書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這也是活字印刷從宋代印本文化形成以來，一直沒有從根本上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代序，14頁，注①）

細思此論不合情理。確實，一家印刷機構若要采用活字印刷，需要置備活字等印刷設備，預先付出一筆成本，如果只印一本書便行廢棄，當然成本有些高，但活字是長久、反復使用的，可以印多種書，這項成本在長期營業中也就逐漸攤薄，使排印的綜合成本遠低于刻版。而且若排印《紅樓夢》這樣的大書，即使活字只使用一次，雕刻數萬枚活字與雕刻七八十萬字木版的成本孰高，也是不言自明。從單位成本看，書的印量越小，分擔的成本越多，“印刷量不大”的書籍若使用雕版，才會讓成本“過高”“不合算”。同時鄒先生的說法也不符合古代印刷實情，因為在出版小印量書籍時，古人首選活字印刷。若論書籍的印量之小，莫過于家譜，一般只印數套、十數套，現存家譜絕大多數用木活字印刷，便是明證。

我以為，研究傳統活字印刷為何未能取代雕版，應重點關注兩個綜合因素，一是古代知識更新遲緩帶來的“藏版”需求，二是活字版的便捷印刷地位給受眾帶來的心理影響。

雕版印刷術應用以來，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發展日漸停滯，知識更新緩慢，導致傳播思想與知識的印刷技術也隨之停滯。一部書，往往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里都有相當規模的讀者，這使無論是私人著述的家刻本，還是商業出版的坊刻本，都需要保留版片以備隨時印刷。版片既是知識載體，又是重要的可傳承財產，中國出版史上的“藏版”傳統由此形成，也構成雕版印刷的一個優勢。古代活字印刷無法保存版片，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競爭力。實際上，這也是制約西方活字在中國更早普及的重要因素。鉛字最終取代雕版，與打制紙型和電鍍銅版等配套技術傳入中國是分不開的，沒有這些近代“藏版”技術，鉛印也不會那么迅速地淘汰雕版。

另一方面，無論古今，社會對印刷的需求總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專業、復雜的主流印刷，用于印制正式發行的、流傳廣泛久遠的出版物，如古代的雕版、近現代的鉛印和當代的膠印；一是快速、簡單的便捷印刷，用于滿足日常生活中的印刷需求，如古代的木活字、近現代的蠟版油印和當代的桌面打印。二者相輔相成、一顯一隱，構成完整的印刷體系。古代活字印刷屬于便捷印刷技術，多用來印制臨時性、一次性、局域性的印刷物，其印成品往往被認為不正規、難以傳世，抵消了它的成本和效率優勢。這就像我們今天寫出一本書，總要找出版社到印刷廠印出來，而不會選擇自己在家里打印一樣。著書立說在中國是被列為“三不朽”的盛事，寫作具有神圣感，出版具有儀式感，成本和效率并非首要追求。

總之，活字印刷遲遲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是古代出版業對印刷效率和成本不夠敏感、活字技術未能完善、社會心理排斥等綜合因素造成的。要實現“鑄以代刻”，必須滿足這樣幾個條件：社會出現大規模知識更新，需要出版大量書報，迫切要求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活字印刷質量提升，產生新的“藏版”技術；社會拋棄對活字印刷的成見，將它與雕版同等看待和接納。1873年前后，正是這些條件同時具備的時刻。

從《鑄以代刻》可以看到，在1868年姜別利離開中國之前，鉛印技術已經相當完善，美華書館鑄造六種型號的鉛字，從大到小形成系列；字體經過多次改良，漸趨美觀，符合時人審美習慣；電鍍銅版技術也已引進，可以長久保留版型，隨時鑄版印刷。就像蘇精指出的那樣，“在這段時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備了和木刻競爭的技術與生產條件”（導言，第3頁）。

從需求方面看，“從同、光之際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國內外勢的變化日亟,知識分子渴望獲得及時訊息并表達意見,但傳統木刻無法滿足新式媒體大量而快速生產的需求,這讓西式中文活字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導言，第3頁）。西式活字的效率和成本優勢，正好迎合了新知識大量涌入中國帶來的新式媒體出版需求。1872年《申報》在上海創刊出版，可看作鉛印技術本土化的又一個“象征性”事件，為蘇先生此論增添注腳。

在《申報》之前，清代雖然也有《京報》等類似報紙的連續出版物，但內容簡略，篇幅不大，用木活字排印勉強可以應付，但印刷質量實在不敢恭維。若用雕版，一個熟手工人一天最快能刻一百多字，根本無法達到每天按時出版報紙的要求。而且報紙內容龐雜、信息量大，從成本考慮，需要使用盡可能小的字號，這也是雕版不能勝任的工作。因此，《申報》從創刊起就采用鉛印，並對鉛印的優勢深有體會。1873年12月13日《申報》頭版發表《鉛字印書宜用機器論》，號召出版業使用機器鉛印。其文略云：

中國之刷印，尚藉人工，西人之刷印，則用機器。以機器代人工，則一人可敵十人之力，若改用牛，其費更省。近日上海、香港等處中西諸人以此法刷印書籍者，實屬不少，其功加倍，其費減半，而且成事較易，收效較速，豈非大有益世之舉哉！……試以本館之新聞紙而論，每日八板，紙大且薄，若以人工刷印，力頗難施，因購機器全架，每日刷印四千張，僅用六人，不過兩時有余，即能告竣。諸君之欲以鉛字集印書籍者，曷為惜此區區機器之費，以致曠日持久，不能成功哉！古人有言，成大功者不惜小費，諸君曷不詳細三思之。本館原不必效豐干饒舌，但至圣訓人“君子成人之美”，故不敢憚煩，為諸君借箸而代籌也。諸君其采納焉。

由此可見鉛字的效率和成本優勢，非雕版能望其項背。只有這樣的技術，才能滿足知識爆炸時代的巨量出版需求。

報刊印刷是晚清剛剛產生的新需求，而對那些習慣了刻本的中國作者，此時若要采用鉛印，還須盡快克服活字印本不正規、不體面的成見。從現存書籍實物和《鑄以代刻》提供的印書目錄看，在光緒之前，主動采用鉛印的中國人很少，不能不說有成見存在。甚至在鉛印已大行其道，雕版奄奄一息的民國時期，仍有人認為鉛印“不雅”，雕版才算正規，所以王揖唐為其父出版《童蒙養正詩選》，在鉛印一冊后，又原式改用雕版再印一次；陳垣撰成《釋氏疑年錄》，也選擇雕版刊行。他在給陳樂素的信中說：“（《疑年錄》）現寫刻已至六卷，未識年底能否蕆事。輔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釋氏書令天主教人印。佛學書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為不雅。給商務，商務亦必歡迎，且可多流通，但我總以為排印不夠味。腦筋舊，無法也。”（《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三聯書店，2010年，1107頁）此時已是1939年，成見依然存在，遑論同治年間。鉛印要從便捷印刷技術升級為主流技術，還需要有力者為其“加冕”。  

同樣在1873年，一項重大的官方出版行動為改變成見提供了契機，這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屬的京師同文館建立印刷所，首先用鉛字排印了《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欽定剿平捻匪方略》兩部大型官書，隨后幾年又排印了列朝圣訓和御制詩文集。

同文館建立印刷所，按丁韙良晚年回憶，是光緒二年（1876）的事。而根據《鑄以代刻》引用的教會檔案（274頁），1872年5月，北京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經由總稅務司赫德購買兩副活字，并要求英華書院代為從英國進口整套印刷機具。這些活字在1872年底鑄造完成，于次年運抵北京。可見當事人的回憶也有不準確的時候，這是《鑄以代刻》糾正前人之誤的又一例。

1873年6月20日《申報》刊登《京都設西法印書館》消息說：

現聞京師己開設西法印書館，其館在武英殿衙門前，由香港英華書院購置大小鉛字兩副，其價值計二千余金，黃君平甫親赍之至京師，呈于總理衙門。茲者總稅務司赫公、丁君韙良先生又在上海美華書館代辦第一號正體鉛字暨字盤、字架一切物件及機器印書架二架，已由輪船寄送至京，想不日可以開工。所雇印書、擺字，皆四明人。

此文對同文館印刷所的創建言之更詳，也說建成于同治十二年，但其館舍實際上不在武英殿前，而是在東堂子胡同總理衙門東側。

印刷所廠房設備建造安裝好后，先于八月開機試印，排印了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董恂集句的楹聯集《儷白妃黃冊》四卷。此書使用了大中小三號鉛字，即購于英華書院的臺約爾字（美華一號字）和香港字（美華四號字），購于美華書館的改良柏林字（二號字，《申報》消息謂“一號正體字”，不確），書名頁題“同治癸酉年同文館集字版刷印”。董恂自序說：“同治癸酉孟夏，游朗潤園，時落成未久，奉教集古句為八言聯，恂以谫陋辭，不獲，遂集以應教……同人見而嘉之，適同文館購集珍鉛字自海上來，慫付刷印，裝就各攜數冊以去。僉以為是役也，一以藉試新字，一以便償書債，一舉而兩善備焉。”《儷白妃黃冊》可以說是現存最早的中國官方機構使用鉛印機器印刷的書。

有趣的是，《儷白妃黃冊》四卷排印完成后，董恂又續集了四卷楹聯，但他沒有繼續在同文館用鉛字排印，而是在十一月付諸雕版。刻本《儷白妃黃冊》封面后有牌記說：“八冊統成于同治十有二年。前四冊先于秋八月以集珍鉛字刷印，旋付剞劂，于仲冬月與后四冊一并開雕，次年三月既望訖工。”這部書的兩個版本有力地說明，至少對同文館的領導者董恂來說，鉛字印刷尚未被認可，他心目中的最佳印刷方式仍是雕版。

但總理衙門王大臣奕?對同文館印刷所的作用有更多考慮。同治十一年，奕?擔任總裁的《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和《欽定剿平捻匪方略》纂修完成，按例需要刊刻，而不巧的是，內府刻書處武英殿在同治七年被火焚毀，這兩部書合計七百三十三卷，它們的刊印是一項大工程，需要另籌善策。據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京報》，恭親王奏稱“前辦《方略》進呈本，本應送交武英殿照繕本開雕，臣等現籌辦法，另行附片具奏”。其附片《京報》未載，但所籌辦法現在知道，就是由同文館印刷所用鉛字排印，提出這一建議的，是《方略》提調兼纂修朱智和許庚身，部署這一工作的，則是軍機處。

翁連溪編《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匯編 下》錄有一則同治十二年軍機處檔案：“再，準辦理軍機處方略館咨開‘剿平粵匪捻匪方略改用集字版刷印，所需粉連紙、毛太紙奏請敕臣采買陸續解交、價銀作正開銷’等因。因津市價昂無貨，又于上海覓購，陸續運解，前由輪船運到粉連紙七千九百五十刀、毛太紙二千七百刀，已解送總理衙門照收。”此折未署奏者，按身份及事由，其人當為直隸總督李鴻章。

兩書排印用時兩年有余，至光緒二年（1876）二月告竣，首先頒賜王大臣及各部尚書、侍郎。現在的書目均將兩《方略》的印行時間定為同治十一年，可那時同文館印刷所尚未建立，這是以序定年造成的錯誤，應更正為“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年鉛印本”。

《方略》的印刷得到朝廷認可，同文館又被賦予更重要的任務。從光緒二年到七年，同文館奉旨排印了清朝各皇帝的御制詩文集和圣訓計二千多卷，這讓同文館成為事實上的內府印書處，鉛印也藉由印刷這些大部頭的御制書得以正名，登上皇家出版的大雅之堂，成為正規、專業的主流印刷技術。皇家率先使用鉛印，當然會改變國人對活字印刷、鉛字印刷的認識，加速鉛印取代雕版的進程。

同治末年，朝廷用鉛字印刷官書的大背景，是經過傳教士多年努力，中文鉛印技術漸趨完善，足堪大用。不過回頭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負責雕版的武英殿失火焚毀，不得不另籌計策；其次是管理同文館和纂修《方略》的大臣恰好都是奕?。他負有刊刻《方略》的責任，又熟悉西方事務，能就近利用同文館的鉛字和機器，也許還懷有滿人常見的那種喜愛新奇事物的秉性。設若《方略》由其他大臣纂修，他們未必知道同文館新購置了鉛字；即使由同樣管理外交事務和同文館，并最早接觸鉛字的董恂纂修，以他對鉛印的態度，也未必會采用這個辦法。在朝廷做出決定的背后，想來還有不為人知的故事，但無論如何，在使用鉛印方面，清廷走在中國社會的前面。

在1873年，中國人收購英華書院，《申報》創刊成功并倡導機器印書，朝廷決定采用鉛字印刷官書，同文館印刷所成為事實上的皇家印刷所，這些都是鉛字本土化的標志性事件。如果要給“鑄以代刻”提出一個“象征性”時刻的話，1873實在是個恰當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