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自述：30年前電視劇《末代皇帝》的拍攝往事

編者按：1988年，一部講述我國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儀的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在中央電視臺熱播，一時間成為舉國上下、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該劇對溥儀的一生進行了詳盡的刻畫，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到一個有帝王之欲的野心家，再到后來成為戰犯，直至被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一個普通公民，從他身上幾乎可以見出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變遷。該劇播出后，好評如潮，更是斬獲了國內外數項大獎。30年過去了，人們再回憶起這部電視劇，仍然津津樂道于它主題的深刻和制作的精良。今年是中國電視事業創建60周年，為此我刊采訪了這部電視劇的導演周寰，聽他講述了這部電視劇的拍攝情況以及背后不為人知的往事。

口述 | 周寰（中央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原導演、獨立制片人，國家一級導演）　

采訪整理 | 楊玉珍

《末代皇帝》海報

電視藝術委員會成立后，金山說，咱們抓部戲拍吧

20世紀80年代初至中期是中國電視劇的復興時期，隨著電視覆蓋面的擴大和家庭電視機的普及，電視劇逐漸成為大眾最喜愛的一種藝術形式。

《末代皇帝》是1984年開始拍攝的。當時，中央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剛剛成立，掀起了一股拍攝電視連續劇的熱潮，后來幾部很有名的電視劇如《西游記》《紅樓夢》等都是這一時期拍攝的。

之所以選擇拍攝《末代皇帝》這一題材，還要從老電影人金山說起。1982年，時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金山發起成立了電視劇藝術委員會，他擔任主任。委員會成立之后，他很想先抓一部戲來拍。他早先看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印象深刻，電視劇藝術委員會成立之后，他有了把它拍成電視劇的想法。

作為末代皇帝溥儀，他先是被辛亥革命推翻、走上“傀儡皇帝”道路，之后中國共產黨將其從蘇聯作為戰犯接收回來，并把他改造成了一個普通公民。從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公民，這在全世界范圍內尚屬首次。這種改造之所以在國際上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于它不同于以前的暴力改造，而是用人道主義的方式使其自我悔過和醒悟。不僅對中國戰犯，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也采取同樣方式，很多經改造的戰犯對中國充滿了感激之情，回國后都成為中日友好的堅強戰士。金山認為這個主題很好，讓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師王樹元創作劇本。劇本創作出來，電視劇還沒開拍，金山老師就去世了，成為一個永遠的遺憾。

《末代皇帝》編導人員合影。前排右一為編劇王樹元、右二為梅阡先生；后排右為周寰，左為張健民

1983年，中央電視臺影視部和中央廣播劇團、電視劇藝術委員會聯合成立了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該劇轉由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聘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梅阡先生做導演。我后來能擔任該劇的導演，是梅阡先生和王樹元老師提攜和推薦的結果。

“文革”結束后，我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調回中央廣播劇團。劇團為了恢復業務，決定由我導演《于無聲處》，又為了培養我，請梅阡先生做我的藝術指導。也許是在排演《于無聲處》過程中梅阡先生對我印象不錯，所以在請他擔任《末代皇帝》導演之后，他向中央電視臺副臺長、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提出：自己年齡大了，對電視劇攝制不太熟悉，希望再派一個年輕的導演合作，人選就是我。就這樣，領導決定由梅阡先生任總導演，我和張健民任導演。在整個籌備期間，梅先生親自帶領我們搜集歷史資料，所有的案頭工作包括導演計劃和構思由我準備、梅先生審核，在攝制組由我向大家講述。當年，初出茅廬的我要面對戲組幾十位德高望重的北京人藝的老藝術家講解全劇的導演構思、人物分析，沒有梅先生給我“坐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的。

故宮拍攝與“喝粥為號”

《末代皇帝》是一部講述大清王朝帝王的戲，拍攝地點肯定離不開故宮，少了故宮也就不成其為清代戲了。正是這種與故宮難分難解的關系，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但也與故宮結下了不解的緣分。

一開始是不能進故宮拍攝的問題。我們在籌備電視劇版《末代皇帝》的同時，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的同名電影正在拍攝，他們優先取得了進入故宮拍攝的特權，我們再進故宮就很難了。為此，劇組的人集體想辦法，人藝的老藝術家們更是竭盡全力，最后是梅先生、朱琳老師、于是之老師聯合給萬里同志寫信，得到萬里同志的特批，我們才得以進入故宮拍攝。當然，我們的拍攝地點絕不僅限于故宮，頤和園、天壇、天津靜園以及偽滿皇宮博物院、撫順戰犯管理所等，我們都輾轉拍攝過，也與這些單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貝托魯奇的電影在故宮拍攝時，不小心燒了養心殿里的一塊地毯，之后故宮的管理就嚴格起來，只允許我們拍外景，所有的內殿都不能進，內景只能搭棚拍攝。為了不影響正常的游客接待工作，我們每天天不亮就進故宮開拍，早9點故宮開門接客前我們必須退出，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拍攝時間。

那時候，全劇組的人每天凌晨3點鐘就要起床，演員化妝，美工道具布置現場，6點鐘天一亮準時開拍。拍外景要靠老天爺吃飯，下雨、下雪、大風天是不能拍的，那時候錄像設備沒有現在先進，為了拍攝效果好，陰天也不能拍。但當時為了趕進度，不管什么天氣，我們每天都照常起床準備，然后開車進故宮，早點在故宮吃，一般是喝粥吃油條。如果天氣還可以，就趕緊拍，天氣不好實在不能拍，制片人郝恒民就會拿大喇叭喊：“打道回府！”因為每天都在喝粥的時候聽到制片人的“通知”，后來我們就把每天的日程叫“喝粥為號”。

印象最深的是在故宮太和殿拍攝登極大典的戲。為拍這場戲，我們準備了一年，除了制作大典的儀仗道具、服裝，還查閱了大量資料。拍攝當天，攝制組全班人馬一夜未睡，凌晨1點就到達故宮。當時正值北京最熱的幾天，將近4000人的集結就花了近四個小時，故宮為了不影響上午10點接待游客，要求我們10點以前必須撤離。我要求所有人員不吃不喝，中間不許上廁所。

前面拍攝工作都很順利，可是到了9點多鐘，3000多名群眾演員實在熱得受不了了，全體坐在地上罷演。制片主任郝恒民本來是出于好心，買了幾車冰棍想安撫演員情緒，可這下全亂套了，群眾演員全部散開，上廁所的上廁所，乘涼的乘涼。按分鏡頭劇本，當時還差七個關鍵鏡頭未拍，眼看時間就要到了，我坐在車里急得掉下了眼淚。我說，我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這樣的機會在太和殿拍攝這么大的場面，就差七個鏡頭，太遺憾了！可能是我的這番話感動了故宮領導，他們允許我們第二天再拍攝兩個小時，因為剩下的鏡頭都是局部的，不用再用那么多群眾演員了。第二天，終于圓滿完成了全部攝制任務，再現了整個登極大典的過程，我后來還制作了一個《登極大典》專題片。

故宮太和殿登極大典拍攝現場

前十集的攝制工作梅先生是跟組的，也每天跟我們一塊起早貪黑，后來看我能獨立工作了，他就完全放手了。梅先生在現場時，他坐在監視器前，我在現場指揮，他要看到有什么不對的或有什么意見，都是小聲告訴我，我再告訴演員。他一般情況下很少說話，怕我縮手縮腳，只是在大的環節上對我進行指點，比如告訴我如何把握演員節奏、如何把握人物性格發展脈絡。尤其對老演員，他坐陣但不出面，都是由我給演員說要求。梅先生的這種做法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養成了在拍攝現場絕不大聲向攝制部門和演員發脾氣的習慣，所有要求都是走到演員跟前小聲交待，對各部門的要求也是走到跟前提，這樣保證了拍攝現場良好的創作氣氛，也是對演員和職能部門的尊重。所以，我們這個劇組非常團結，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樣，彼此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定要拍出咱中國人自己的《末代皇帝》”

我們攝制組在北京五里店有一支由幾十人組成的美術制景及道具、服裝制作隊伍，其中很多是八一電影制片廠的老師傅，他們有著非常精湛的手藝。我們搭的兩個內景——養心殿和坤寧宮，就是這些老師傅為我們精雕細做的。當時這兩個內景都是按1∶1的比例搭建，門窗、隔扇都用真木料制作，場景之逼真，就連故宮博物院的領導來參觀后都震驚了，和我們商量說等戲拍完后要將這兩個景搬到故宮重建，以供游客拍照。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我們拍完內景最后一場戲后，整個攝影棚就起火了，制作這么精良的內景，在一場大火后全部化為灰燼，并且這場大火險些斷送了《末代皇帝》這部戲。

我們拍的最后一場是皇帝大婚的戲，婚禮中用到的食品都是北海仿膳提供的。這場戲拍完后，劇組所有人員本來是要到仿膳集體用餐，慶祝內景戲拍攝結束。但那天剛進北海東門，就接到了攝影棚失火的消息，于是大家趕緊往回趕。等到了攝影棚附近，只見天空中冒著滾滾白煙，地上流著水，十幾輛消防車正在向棚里噴水。攝制組的很多人都要往棚里沖，去搶救里面的道具和布景，因為那些都是大家的心血呀！可是消防隊員死死攔住大家，說進去只有死路一條，因為攝影棚是個大悶罐，誰進去都會馬上窒息。我們只有看著熊熊大火盡情燃燒，最后把棚頂燒透。我那天因為緊張加餓著肚子，當場就暈倒了。

后來，廣電部、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市公安局領導全部到場。我因為是該劇領導小組副手，又是現場導演，被叫去單獨問話。央視副臺長阮若琳低聲對我說：“周寰，你準備吃小窩頭吧。”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可能要行政拘留我、“蹲笆籬子”（當年剛剛宣布，如遇重大火災，在未查清起火原因以前要先對主要負責人行政拘留），我坐在那兒傻眼了。因為這是北京春節前第一把大火，所以各級領導特別重視。他們在會議室開會，我在外面等著，一會兒聽說“公安部來人了”，一會兒又說“楊辦（指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辦公室）來人了”，我想，這下完了，事情鬧大了。但過了一段時間，阮若琳走到我面前說：“你回去吧，不抓人了。”我才回到候審的攝制組。

《末代皇帝》拍攝現場，左一為導演周寰

第二天，公安局消防處的偵察員帶我到攝影棚確認現場位置。進了棚里，見到的全是灰，一切都燒光了。公安局的人用小刷子一點一點地清掃，因為拍攝現場有明火——香、蠟燭，他們懷疑有明火導致火災的可能。真應該感謝我們制片主任郝恒民同志，他工作之細致讓公安局的人都驚嘆。首先，公安局在現場找到了我們事先準備的滅火器數個；后來，他們按我們提供的香和蠟燭的位置，又逐一清掃出數個鐵盆（鐵盆是用來盛熄滅的香和蠟燭的）。清掃出來的鐵盆里，香都是用濕毛巾裹著，蠟燭也是浸在鐵盆里的。這都是郝恒民的精心安排——每一柱香在拍攝現場都由三個人監管，點火、熄滅要三個人共同見證；蠟燭由兩人負責，也是同樣的程序。就這樣，公安機關排除了我們現場明火致火的原因。這次大火審查了我們一個多月，最后宣布火因與我們攝制組無關。

這次火災使我們停拍了半年，阮若琳找我談話，我賭氣說不干了。當時她沒表態，只說：“好吧，你召集全攝制組開會，我參加！”那次大會有幾十人參加，老阮讓我坐在中間，她說： “今天開會不為別的事，大家說說《末代皇帝》還拍不拍了。周寰說他不干了，大家說還干不干？”她話音剛落，大家就都搶著發言。有的人歷數了我們是在多么困難的情況下開始這部劇拍攝的，說大家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不應該就這樣放棄；有的列舉了各位老藝術家不辭辛苦、在艱苦的條件下和我們一起完成拍攝的諸多事跡。很多人都是含著熱淚、苦口婆心地勸我要堅持下去。最感動的是幾位八一電影制片廠的老師傅，他們說：“周導，別灰心，大火不是只燒了兩場景嗎？我們不要任何報酬，只要你一句話，我們再制作更好的景！不要因為這點挫折就放棄，要有中國人的志氣，要拍出咱中國人自己的《末代皇帝》！”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我含著眼淚聽完大家的發言。

最后我激動地站起來給大家鞠了個躬：“我謝謝大家！ 《末代皇帝》一定要拍攝成功！不管有什么困難，我絕不再說不干了！”隨后兩年的攝制工作，我們這個團隊更加團結，對藝術更加精益求精。

與電影《末代皇帝》之爭

現在一說起《末代皇帝》，很多人會想到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拍攝的電影。其實，電視劇和電影之間當年確實存在過一些“交鋒”。

電影《末代皇帝》是外國導演首次和中國政府合作、獲得政府支持的電影，也是第一部獲準進入北京紫禁城實景拍攝的電影。當時廣電部對他們很支持，可是對我們電視劇組卻沒有這么重視，相反還處處給我們設置障礙。比如，起初不允許我們進故宮拍攝；拍攝結束后不允許我們開新聞發布會，怕我們搶了電影的風頭等。我們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同時，社會上也形成了一種將電影和電視劇對峙起來的輿論，作為導演，我首當其沖地感受到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氣氛。

1987年，電影《末代皇帝》搶先放映。有一天，阮若琳告訴我說，意大利《團結報》來了兩位著名記者要采訪我。當時我還跟她開玩笑，說采訪我干什么，我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說。因為我知道肯定來者不善。阮臺長說，人家都來了，你就接待接待吧！我于是只好披掛上陣。

來的是兩位年齡稍大的女性記者。她們坐下后就開始發問。先問了我第一個問題：“你對貝托魯奇拍的《末代皇帝》怎么看？”我說：“不好意思，我沒看過。”

她們又問：“你對溥儀怎么評價？你覺得如果你們這戲播出的話，兩個片子哪個更好一些？”

這些問題明顯帶有挑釁的成分。我回答說：“溥儀是中國的皇帝，他從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變成一個沒有人性的虐待狂，后來又由虐待狂變成新中國的一個普通公民，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貝托魯奇是國際大導演，他能夠把中國的末代皇帝、把新中國向全世界宣傳出去，我作為同行應該感謝他。”但我話鋒一轉：“如果說讓我拍墨索里尼，我肯定拍不過他，但是溥儀是我們中國的皇帝，我想我們電視劇也一定不比他的差。”

貝托魯奇這個片子其實我看了，有一些電影技巧方面的東西確實值得我們學習。但是，他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題材、看待溥儀這個人物，很多情節也采用的是浪漫主義的處理手法。比如，單就該片中后、妃與皇帝同床共眠這一細節來說，就純粹是一個極其浪漫的西方式的處理，因為這種事情不僅是禮教極嚴的皇宮中絕不能發生的，即使是當時的普通百姓家中，也是聞所未聞。就溥儀的形象來說，他也更多地塑造的是西方觀眾心目中的溥儀形象，而與中國百姓心目中的溥儀有一定的距離。

而我們電視劇立足中國本土，從最真實的角度來反映溥儀一生的發展變化，幾乎所有情節都是立足現實、通過具體細節來展現的。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如何在封建制度皇族教育下逐漸變得沒有人性，變成一個虐待狂，最后中國共產黨又如何把他改造成為一個普通的公民，所有這些轉變都是以歷史事實為根據，通過戲劇情節和人物的矛盾沖突來展現的。

當然，溥儀也不是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的頑固不化的人，他也有進步觀念，比如他接見胡適、騎自行車、砍門檻、剪辮子等，這些我們在劇中也都表現了。但作為一個封建的小皇帝，即使他有進步思想，在那樣一個封建的小圈圈里他也施展不開來，他最后沒有辦法，甚至想要逃跑。

作為一個封建皇帝，進步思想可以有，但國家社稷、帝位才始終是他最關心的問題。這種帝王之欲自始至終一直跟隨他，貫穿全劇的那個象征社稷的“草標”就是最好的說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從小就知道“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他覺得自己就是天下的老大。我們把這些情節都做了細致的展現。

表現溥儀晚年的生活尤其是他思想的轉變，也用到了很多細節，比如他跟弟弟溥杰關系的變化、跟監獄管教人員關系的變化、李淑賢與他離婚對他造成的打擊，以及他演活報劇時喊出的“我有罪”等這些情節，都是真實的，不是編造的。

總而言之，這部片子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不像有的歷史劇一樣戲說歷史、嘩眾取寵地取悅觀眾，而是用嚴謹認真的藝術態度忠實于歷史，忠實于對人物性格的塑造。有些劇評人把電影《末代皇帝》比作寫意畫，把電視劇《末代皇帝》比作工筆畫，我覺得不無道理。它和電影《末代皇帝》不能以孰優孰劣來區分，只能說各有各的特點。

我和貝托魯奇后來成了朋友。2010年，我應澳門文化司的邀請，準備拍攝以明代傳教士利瑪竇為題材的電視劇，貝托魯奇曾派人專程來北京找我，希望和我合作拍攝此劇。來人說，上次兩位意大利記者回去后把采訪我的情況向貝托魯奇談了，貝托魯奇聽后非常高興，這次聽說我也要拍攝《利瑪竇》，他表示非常想跟我合作。但是很遺憾，貝托魯奇后來因突發中風，此計劃未能實現。

 

人藝的老藝術家們托起了整部戲

因為這部戲是中央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邀請北京人藝合作拍攝，所以前十集宮廷戲主要演員都是從人藝請的，如飾演慈禧太后的朱琳老師、飾演載灃的藍天野老師、飾演奕匡的童超老師、飾演張謙和的牛星麗老師、飾演袁世凱的李大千老師……除了老藝術家，還有一些中青年演員，如飾演隆裕的梁月軍、飾演光緒的楊立新、飾演婉容的羅歷歌、飾演文秀的鄭天瑋等。不管是老演員還是年輕演員，他們在戲里都展現出了自己表演的最高功力，用精湛的演技和人格魅力真正征服了觀眾。他們對各類角色的完美演繹，成為日后同類題材影視劇創作的重要范本；他們的專業、敬業和無私奉獻精神，也使我真切感受到北京人藝“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戲比天大”的深刻內涵。

朱琳老師是北京人藝的老演員，被稱為“第一青衣”，她不僅演技精湛，敬業精神更是讓人佩服。最讓我難忘的是1985年冬天的一場戲。當時是零下二十幾度的低溫，我們在頤和園樂壽堂拍攝慈禧和光緒寢宮的戲份。樂壽堂是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不允許生火取暖，里面異常寒冷。我們攝制組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里面穿著棉襖，外面再穿一件棉大衣。可是演員不行，拍攝時他們只能穿戲中的服裝。有的演員實在受不了，就在戲服里套很薄的毛衣毛褲。朱琳老師當時已是65歲的老人，因為劇情是在寢宮，需要她只穿單衣單褲。怕她冷，我們都勸她穿件毛衣毛褲在里面，她卻死活不干。她說：“那樣不真實，皇太后的寢宮能冷嗎？”堅持不穿。后來她患了寒腿病。多年后她見我還和我開玩笑說：“你賠我腿，你們一天才給五毛錢的伙食補貼。”隨后又笑著說：“你別緊張，我現在寒腿病好啦！”多么可愛又平易近人。

周寰導演（中）在頤和園拍攝現場

童超老師當年患有腦血管疾病，不能受涼，每次來拍戲，都是攝制組的年輕同志用四件棉大衣將他包裹起來，用兩根扁擔綁在椅子上，把他從頤和園東門抬到樂壽堂。可是到了現場后，他和其他演員一樣，也要穿很薄的戲服。我們為了照顧他，想在燈光師調光時讓攝制組工作人員替他站位（因為他是大臣，進樂壽堂必須要跪著），但是無論怎樣勸說，童超老師都堅持自己跪在冰冷的地上，還不披棉大衣。他說：“我必須穿服裝自己上，燈光師根據我的身高和動作才能調好。”

不光童超老師，李大千、藍天野等演大臣的老演員，也要在寒冷的冬天、在沒有取暖設施的樂壽堂，長時間跪在冰冷的地上。這些大師沒有一個人有所謂的“助理”，只有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在停機以后把棉大衣給他們披上。看到這些老藝術家們“戲比天大”的職業精神，很多年輕人都被感動了，他們把這些老藝術家緊緊地抱在懷里，用自己的體溫為他們取暖。這些老藝術家不僅展示了他們的藝術表演才能，還為我們培養了一個團結友愛、兢兢業業的團隊。

朱旭老師飾演的老年溥儀可以說是整部劇的核心人物，因為晚年溥儀對揭示整部劇的主題起主要作用。剛開始找朱旭老師時，他不同意出演這個角色，開玩笑說：“前22集吃香的喝辣的都讓陳道明（青年溥儀由陳道明飾演）干了，到我這兒除了坐監獄就是改造，不演，不演！”經我反復做工作，他后來終于答應了。

朱旭老師從倒數第6集（全劇共28集）開始出鏡，觀眾之前已經承認了陳道明就是溥儀，怎么能讓觀眾接受這個新的演員，這對演員來講是個極大的挑戰。為了準備這個角色，朱旭老師看了大量的資料，做了充分的案頭工作，他不僅非常認真地閱讀了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和前22集的劇本，還反復觀看了有關溥儀的各種新聞紀錄片等。

他的首場亮相是在蘇聯遠東伯力戰犯管理所，之后赴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在東京審判這場戲中，他需要站在法庭上，靠幾十分鐘的慷慨陳詞，痛陳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這場戲對朱旭老師來講是非常大的挑戰：首先是大段的臺詞，非常考驗臺詞功底；其次朱旭老師還是“結巴磕子”，說話經常口吃。但我們在拍攝時，他竟是“一條過”，可見他是下了多大的功夫！他絕不是單純地背熟臺詞，而是用他堅持了一輩子的“不會演戲的演戲，會演戲的演人”的藝術創作方法，將臺詞內化為戲中人物自己想說的話。在這集戲中，觀眾能體會到溥儀從小到大的社會經歷，能感受到溥儀為接受新思潮與胡適接觸、試圖突破“皇圈圈”及“砍皇城門坎”的過去……在這里，他已經不是一個只會擺譜、沒有思想的昏君，而是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就這樣，他出場的第一集戲就征服了觀眾，得到了所有觀眾的一致認可和好評，人們都說：“他不是在演溥儀，他就是溥儀！”

不只人藝的老藝術家們，該劇還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表演藝術家：如來自遼寧人藝、飾演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的李默然，來自遼藝、飾演日本關東軍司令菱刈隆的紀維時，來自文化部、飾演陳寶琛的吳雪，來自遼藝、飾演韓金鎖的張玉春，來自上海人藝、飾演陳毅的魏啟明，來自八一電影制片廠、飾演蔣介石的趙恒多，此外還有飾演周總理的柴云清、飾演孫中山的石維堅、飾演李蓮英的劉國祥、飾演吉崗的胡浩、飾演李順的洪宇宙、飾演二嫫的陳麗明、飾演電工的倪大紅等。正是他們對藝術的精益求精，以及不計個人得失的辛苦付出，才成就了這部電視劇，使之成為同類題材里的經典之作。

1988年，耗時四年拍攝完成的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在央視首播。播出以后，廣受好評，獲得第九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1989年）特等獎、第七屆大眾電視金鷹獎（1989年）優秀連續劇獎，獲得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優秀電視節目獎，還獲得美國ACE艾美獎提名獎。

我知道，這些榮譽除了是對編導人員的肯定，更是對劇組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認可和肯定，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傾情傾力為該劇付出的演職人員，我們才收獲了這樣的成績。

雖然這部片子已經拍攝完30年，有些演員也早已離世，但一想到這部劇、想到這些親愛的“伙伴”們，我的心里就熱乎乎的，仿佛又回到了“喝粥為號”的日子，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責任編輯：楊玉珍，原刊于《縱橫》2018年第9期

中國文史出版社旗下《縱橫》雜志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