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重慶公交墜江慘劇再次發生？

重慶萬州“10·28”公交車墜江事故引起社會巨大關注。人命關天，公交失控，沖破護欄墜入江中，一下子十幾條人命就沒了。人皆有憐憫之心，此等慘劇，怎能不讓人唏噓不已？但從“新聞”傳播角度看，這場車禍之所以成為“熱點”，更重要的則是導致車禍發生的奇葩原因，以及由其引發的各種爭論。死者已矣，人死不能復生；對于社會而言，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諸如此類的悲劇再次發生。

根據公交“黑匣子”所提供的影像資料，人們得以了解公交失控墜江釀成慘劇的全過程。起因是一位劉姓女子坐過站，希望公交停車而被司機拒絕，然后這位女子就開始上前謾罵并攻擊公交司機。司機也不甘示弱，一邊開車，一邊頻頻回頭對女子予以還擊。突然間，司機一轉頭，似乎覺得出了什么問題，開始猛地向左打方向盤，結果導致公交車全然失控，最后影像在尖叫聲、驚呼聲和劇烈碰撞聲中戛然而止。

如同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段影像，不同的人從中讀出了不同的感受，以及不同的解決方案。但必須說，既有的各種方案大都不靠譜。

有人從中讀出了社會風氣的“暴戾”。

這位劉姓“潑婦”，僅僅因為公交坐過了一站，就如此撒潑，對于正在開車的司機大打出手。而這位司機也不是善茬，缺乏基本的職業精神，明知道公交高速行駛，面對潑婦的謾罵和攻擊，就不能“忍一忍”，至少也應該剎車減速才對。

持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為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需要提高國民素質以及司機的專業技能。但很顯然，提高國民素質基本上是“遠水解不了近渴”，而提高司機的專業技能也很難相信能夠防止“沖動是魔鬼”。

有人從中讀出了怒其不爭的“活該”。

在他們看來，看到劉姓潑婦攻擊司機的危險行為，車上的乘客應該挺身而出，“正當防衛”，幫助司機制服潑婦；但在整個過程中，車上的人居然都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看客心態，最終釀成大禍，一車人全部命喪黃泉，注解了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論斷。

網上流傳的另一段視頻，似乎對這種觀點提供了強力支持。類似的情況，也是公交車上有位中年男子坐過站，要求臨時停車遭到司機拒絕，于是開始攻擊司機并搶奪方向盤。就在這時，一位青年男子挺身而出，突然一個飛腿將肇事者制服，避免了悲劇發生。

對比兩個案例，類似的情形，不同的結果，的確說明“乘客行動主義”的重要性。但必須承認，“乘客行動主義”的解決方案，能否次次奏效，卻是全然沒有保障的。沒有人能保證，每輛公交車上都有一個身手敏捷、時刻警覺的青年男子。更重要的是，即便有類似的青年男子坐在車上，他也不一定敢于“該出手時就出手”。設想一下，假如青年男子飛腿過去，的確是避免了車禍發生，但那位本來搶奪司機方向盤的“壞人”卻被踹傷踹死了，青年男子是否可以憑借“正當防衛”的理由而平安無事？我猜測，大概率事件是這名青年男子即便不坐牢，也必須出一大筆錢破財消災。

“乘客行動主義”方案面臨的基本困境是，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者，是在為整車人的安全提供“公共品”，好處大家均沾，但成本卻由他自己個人承擔。最終的結果，“乘客行動主義”要么淪為鍵盤俠們想象中的完美方案，要么讓見義勇為者陷于舍己救人的尷尬境地。

有人從中讀出了法律責任的重要性。慘劇發生之后，不少法學家開始討論事故背后的責任界定以及法律賠償問題，認為嚴厲處罰的威懾效應，有助于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

罪與罰的清晰界定，對于建立良好的、正常的社會秩序當然至關重要，但必須指出，這對于避免如此之類的問題卻作用不大，甚至于無能為力。為什么？罪與罰的威懾效應要起作用，必須有個基本前提，即人們必須能夠理性預期到其所作所為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但很顯然，沖動是魔鬼，對于“垃圾人”，或者“間歇性神經病”，這個基本前提并不成立。

有破有立，光否定是不夠的，還必須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在我看來，為了防止諸如此類的悲劇再次發生，看起來似乎最無奈但實際上也可能最好的辦法，就是對公共交通工具進行設計改造，將司機與乘客進行有效隔離，防止極少數失去理智的乘客干擾司機的正常工作。

這個建議，既不是什么創舉，也不是異想天開，而是已經在飛機、高鐵乃至于出租車上廣泛使用的?，F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將類似的做法推廣到長途大巴、公共汽車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而已。

任何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評估其潛在的收益和成本。對公共交通車輛的司機和乘客予以隔離，必然要求對既有車輛進行改造，也可能會對售票方式提出新的挑戰。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面對乘客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些改造成本應該是值得的。進一步，廣大乘客乘車出行，就是為了出行而已，并不是要練好跆拳道，時刻警惕著，隨時挺身而出，幫助司機制服那些可能會對行車安全造成威脅的無理乘客。更進一步，這也極大地降低公共交通的行車安全中對于見義勇為者的呼喚。

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平凡人只需要一個平凡安靜的生活。為了防止重慶萬州公交墜江慘劇的發生，不需要乘客的見義勇為式的“正當防衛”，只需要將司機和乘客進行有效隔離就足夠了。

（作者寇宗來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