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實”快速成“歷史”，需要“積極記錄”

當“現實”快速成“歷史”，需要“積極記錄”

高明勇 | 政邦智庫理事長

臨近年終，事務一下子多了起來，更兼出差不斷，靜下心來，就會將很多事情聯系起來思考。

12月9日，在北京鳳凰國際傳媒中心，我參加了華人國學大典《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生態報告》專家評審會。與會嘉賓感慨，沒想到國學大典已經十年了。大家都建議將這段“歷史”寫下來，各種細節，個中體悟，都有必要做個記錄。

12月4日下午，在廣東肇慶，我應邀參加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北嶺大講壇”，與該校教師做了題為《調研如何有效:從“發現事實”到“表達觀點”》的專題報告。交流時了解到，該校文學與傳播學院院長王敏教授從肇慶學院退休后，轉眼也已經第十個年頭，她過去九年多的時間都在致力于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傳院。我當時建議她，這十年的經歷可以好好記錄下來，做好口述史整理，既是紀念，更是借鑒。

12月3日，我再次來到廣州，參加2023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期間參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之灣區實踐”研討會并發言。無獨有偶，這也是“讀懂中國”十周年。

結合在一起，我作為一個旁觀者，也作為一個見證者，看著“現實”一點點成為“歷史”，黯淡了點滴日常，遠去了雞毛蒜皮，確實是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十年，相比于日常，是一個重要的節點，試問，人生幾多十年？

無論是“浮云一別后，流水十年間”的物是人非之感，還是“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的躊躇滿志之情，無論是“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的孤寂靜思之意，還是“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的初心不改之志，一切都在時間的河床上展開。

“面壁十年圖破壁”，“十年”之后的“結果”是一種意義，“過程”是另一種意義，而“過程”是需要被“記錄”下來，才被賦予意義。作為調研來說，“記錄”也是至關重要的，最后的報告產出，也依賴于記錄的真實與細致。

當然，“記錄”的形態，也有多種，很多是事后整理記錄，也有即時性的記錄。我一直提倡一種“檔案意識”，比如，對于媒體而言，在時事訪談中，每一次都盡可能保存訪談的采訪提綱、現場錄音、采寫初稿、專家的修改版本、分管領導的修改意見或修改版本、最終的見報終稿，以及讀者反饋。因為，在面對一些突發事件的時候，媒體人無法預料新聞的走向，大多是“無意識”或“下意識”地去操作，這樣事后的歸納、分類，有利于梳理出一條脈絡，媒體秉持的價值觀、方法論躍然紙上。（《檔案意識：隨時激活的職業庫存》，高明勇，《青年記者》，2013年6月上）

當“現實”快速成為“歷史”，需要“積極記錄”，具體何為？我想有三個方法可以借鑒。

——主動記錄，事先確立檔案意識。前段時間，受貴州省文化和旅游廳邀請，我參加“寄情人文山水 名家抒寫貴州：全國文化名家走進多彩貴州”采風活動。到貴州時，突然想到當年的“湘黔滇旅行團”。可以說，之所以到今天西南聯大仍被人津津樂道，“湘黔滇旅行團”的事跡，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而事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當時的“主動記錄”。

結合當年參與者的記錄，有一些細節非常值得思考。有人預言：“以數百名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讀書人組成如此龐大的隊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三省，這可算是歷史上的一次創舉，如果成功的話，必將在我國教育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所以，在“旅行團”組建時就專程指派丁則良、高亞偉、楊桂和擔任日記參謀，負責全程記錄旅行日記。據載，三位同學非常認真，沿途不斷到各縣政府、行政專員公署及一些機關進行訪問、搜集資料。到昆明后，他們又經過幾個星期的整理，完成了約20萬字的“湘黔滇旅行團日記”。當然，后來因故遺失，另當別論。

在某一事件、活動之初，就主動記錄，事先確立檔案意識，有利于整體上把握全貌，同步記錄進度，做好檔案給管理。

——細致記錄，隨時秉持檔案思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馬少華老師致力于評論教學與評論研究多年，近年來先后出版了《新聞評論寫作教學：開放的評論課堂》第一輯，第二輯。這兩本書，幾乎來自他對課堂上師生教學互動的細致記錄。

“在課堂上，在與同學的問答之間，我往往會產生自己從未產生過的想法。而當下課鈴聲響起，那一幕師生共同達到的境界，就逐漸黯淡下來，似乎永遠消失在那個時空中了，仿佛它從來不曾出現過一樣。這是非常可惜的，是教學活動的損失。因為，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過程，它本身就是認識過程，是知識的拓展。課堂上產生的認識拓展，需要收集、積累和分享，哪怕只是星星點點。”所以，在課堂上，馬老師會做好錄音，下課后，盡快回顧和記錄教學過程的細節，“就是披沙揀金一般地收集兩個教學主體之間的思想創造”。

及時記錄，即時記錄，細致記錄那些隨時迸發的靈感，可能轉瞬即逝的觀點火花，都是一種檔案思維的體現。

——系統記錄，科學有效檔案管理。這些年，我一直推崇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關于“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主張。簡單的說，布羅代爾的理論體系，將歷史分為三個階段：長時段（地理環境演變史）、中時段（社會史，經濟史）、短時段（事件史，人物史）。在具體的記錄中，涉及一個系統化記錄與思考的問題，既要看到表層的激蕩，也要看到潛層的暗流涌動，還要看到那些流逝近乎停滯的變化。記錄的“檔案管理”，對于事件的“復盤”，對于整體的“掃描”，都是不無裨益的。

把握好“現實”的記錄，方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置身“歷史”的洪流，那些主動記錄、細致記錄、系統記錄，也才能呈現出一個又一個真實而有生命力的“現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