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談電影：重訪戈達爾、塔可夫斯基、安哲羅普洛斯

12月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在上海圖書館閱劇場開講。本文圖片 主辦方供圖

12月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在上海圖書館閱劇場開講。戴錦華在講座中帶著觀眾一同回訪戈達爾、塔可夫斯基、安哲羅普洛斯三位電影大師的杰作、重訪20世紀電影史以及當時群星璀璨的大師時代，共同在今天重新思考已然跨過“技術變革臨界點”的時代。本次活動由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主持。

活動現場。

談戈達爾：世界電影史當中任意門和旋轉樓梯

“戈達爾之死對我來講是某一種創痛，也是某一種提示，不僅僅是一個電影藝術家之死，某種程度上這個是遲到的或者是早來的世紀的終結。”在戴錦華看來，戈達爾曾經標識著一個世紀，變革的世紀，夢想的世紀，反叛的世紀，同時是電影的世紀，是電影藝術的世紀。

讓-呂克·戈達爾

戈達爾的電影創作、電影成就的思考可以從他的開啟處《精疲力盡》跳到他的終結處，也即他晚年的兩部重要的電影：《電影社會主義》和《影像之書》。戴錦華認為戈達爾之所以被視為世界電影史當中任意門、世界電影藝術史上的旋轉樓梯，是因為他在多重意義上改變了電影藝術的既定認知和既定格局，改變了電影藝術行走的方向。戴錦華提到電影史有這樣一句話：“電影中一切重要的發明都出于偶然，自格里菲斯之后電影再沒有真正的發明。直到戈達爾，他再一次成為電影史的斷代人物。”自戈達爾開始藝術電影成為了點石成金的場域。他的成就，不僅在于開辟了新的電影修辭、電影語言，更重要的是他面對電影工業、電影體制宣戰，對作為整體的西方資產階級主流文化的挑戰和顛覆。不是破壞性的姿態，而是戈達爾作為20世紀藝術電影導演的代表，沒有將電影藝術束之于高閣，而是以他們的身體、目光，切膚地參與社會變革與實踐當中。

在她看來，戈達爾成為了電影史從開啟到今天為止的中間形態的斷代人物。“我們沒有那么幸運再一次經由偶然發明出一種電影的可能性和電影的語言，直到戈達爾出現。”

談塔可夫斯基：天才的電影導演，也是天才的詩人

“他以電影作為媒介，去撰寫他的哲學論文，去書寫他的詩章。”塔可夫斯基常被稱為電影詩人，這使得人們習慣于追尋著“詩人”這個能指反過來追索他的電影當中有哪些詩意表達和詩性創造。但戴錦華指出，正是塔可夫斯基電影語言的完全無跡可循、完全不守成規慣例、完全不以顛覆為目的，他自由自恃的、天才原創的、飽滿噴發的電影表達自身使他的影像和視聽，使他對時空、生死、我與他、人類與超人類力量的這種表述，成了一種我們只能用“詩”去修辭他的方式。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是《伊萬的童年》，戴錦華表示：“1982年，我第一次看到《伊萬的童年》的時候那種巨大的震撼，那種震撼是如此的強烈”。《伊萬的童年》在小英雄的敘事當中達成了對戰爭和人極端獨特的原創性表達。而后從《安德烈·盧布廖夫》開始，塔可夫斯基開始形成了他飽滿的電影哲學表達，電影超越性的思考，繼而又創造出了《潛行者》等具有塔可夫斯基式的語言、修辭的優秀科幻電影。

談安哲羅普洛斯：偉大的希臘導演，畢生的政治斗士

作為20世紀的藝術家，安哲羅普洛斯與時代共命運、與時代當中的反叛者共命運，成為他藝術高度最基礎的臺階。戴錦華認為，安哲羅普洛斯最大的貢獻就是他成功使得時間和空間成為了他電影最重要的主題、成為了被敘述的對象。“他的影片形成了一種對時間與空間、對非線性的時間、對非整意的空間、對旅途、鄉愁、批判、反思的這一系列，似乎是歐洲哲學思想的基本要素的原創性的呈現。”

西奧·安哲羅普洛斯

“安哲羅普洛斯大概最寶貴的意義就是那種勇敢、誠摯的直面歷史，不規避歷史困境的姿態。”安哲羅普洛斯畢生是一個斗士，難以用二項對立式去勾勒安哲羅普洛斯的立場，他表達了某種真正的左翼性，即他始終和失敗者站在一起，與失敗者共同分擔歷史命運，無論這個失敗者是怎樣的歷史暴力所制造的失敗者。

借由戴錦華的講述，在場觀眾得以在今天共同重訪20世紀歐洲電影史。正如戴錦華在評價杰斯洛夫斯基“三色”時所說的，重訪歷史的目的在于建立起清醒的自我認知，以有效的文化實踐去書寫故事并反思文化。當我們面臨技術變革的“奇點”時刻，面臨“忒修斯之船”的本體論追問，共同面臨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時，如何在交互當中創造新的可能性。以歷史時刻提示人類命運，重新思考是人類幸福的開始還是人類生命的抹除。戴錦華坦言，盡管電影在萎縮，但在今天仍然只有電影能夠把公共性的話題在共同時空中讓人類共同的面對、體認并不斷思索。

本次活動由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和上海圖書館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