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年｜上海方言“進化史”

清道光二十二年農歷七月二十四日，公歷1842年8月29日，南京下關江面，擁有60門大炮的英軍軍艦“汗華麗”號（Gornwallis）上，大清特派欽差大臣、廣州將軍愛新覺羅·耆英神情嚴肅，反復翻閱著這份名為《南京條約》的文件。這份條約的第二條赫然寫著：“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他可能沒想到，這五處港口的最后一處——上海——當時隸屬松江府的小縣城，在180年后的今天成了中國的經濟中心。

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自然也包括語言。上海開埠是上海方言發展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開埠前對上海方言集群影響最大的是地理與行政因素，而開埠后則是移民與經濟因素。如今所謂的“上海方言”，狹義上僅指“上海市區方言”，主要指上海市中心區范圍內通行的話。根據八十年代的行政區劃，至少包括十個行政區：黃浦、南市、盧灣、徐匯、長寧、閘北、靜安、虹口、楊浦、普陀。“上海市區方言”一定程度上是開埠后逐漸形成的。廣義上講，“上海方言”也指整個上海境內的方言，還包十個“郊縣”：上海縣、嘉定縣、寶山縣、川沙縣、南匯縣、奉賢縣、松江縣、金山縣、青浦縣、崇明縣（許寶華、湯珍珠，1988：2）。目前學界一般將上海地區的方言分為五片：市區片、崇明片、嘉定片、松江片、練塘片（陳忠敏，1992；許寶華、湯珍珠、陳忠敏，1993）。

在上海地區方言形成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地理界限是吳淞江（古稱松江，為《禹貢》三江之一），松江片與嘉定片的分界跟河流走向基本吻合。兩片最明顯的區別是聲調的個數：松江方言有8個聲調，而嘉定方言只有6個。嘉定“懂”“凍”，“動”“洞”分別同音，而松江各不同音。此外松江有內爆音（implosive），如“報”和“丹”的聲母。發音時聲帶振動喉部下沉，但氣流并非從肺部呼出，而是口腔氣流向內吸入，因此也稱“吸氣音”。松江的入聲韻母也比嘉定多，如“渴”“刻”，“殼”“哭”分別不同音，但嘉定都同音。

為什么上海地區方言分區的第一界限是吳淞江，而不是如今河面更寬、更廣、直入大海的黃浦江呢？這里涉及一段“黃浦奪淞”的河道變遷史（李敏、段紹伯，1996）。明人歸有光《三吳水利錄》中講：“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嘉慶《上海縣志》記載吳淞江“唐時闊二十里，宋時闊九里、后漸減至五里、三里、一里。”今市區河寬僅50至70米，從中便可看出吳淞江唐宋至今的巨大變遷。

吳淞江邊青龍鎮（原址在今青浦華新鎮一帶）的興衰正見證了這段吳淞江不斷雍塞的歷史（鄒逸麟，2007）。青龍鎮的工匠們接到吳帝孫權的命令，正在江邊趕制一艘名為“青龍”的巨艦（朱伯原《續吳郡圖經》）。不久后，這艘“青龍”巨艦就將沿著吳淞江駛入大海，實現吳帝的野望。青龍鎮一帶，北臨吳淞江，東瀕大海，從上海到蘇州、松江的海船都經此江出入。因其優越的內河航運地理位置，青龍鎮成為商貿重鎮。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的《吳郡圖經續記》卷中云：“今觀松江正流下吳江縣，過甫里，逕華亭，入青龍鎮，海商之所湊集也。”這說明至北宋元豐年間，青龍鎮海上貿易已十分發達，時人甚至譽之為“小杭州”。但至遲在元祐年間（1086年—1094年），吳淞江已開始淤塞。蘇軾在《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里說：“（松江）上游泄水艱噎不快……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其實早在嘉祐年間（1056年—1063年），昆山人韓正彥就開挖了吳淞江下游的“白鶴匯”，把彎曲的河道拉直，吳淞江主流逐漸開始甩開青龍鎮（張修桂，2007）。到了南宋，吳淞江淤塞進一步加劇，航運貿易中心移至今十六鋪、小東門一帶。元代，青龍鎮完全失去港口的功能，成了趙孟頫《謁青龍文廟》中記載的“前朝有勝跡，遺碣在荒茅。民識青龍艦，樹傾黃鶴巢。”明初夏元吉治水時,放棄對吳淞江本身的治理，導淀山湖水通過黃浦江至吳淞口直接出海,吳淞江徹底成為黃浦江支流,黃浦江水系形成（傅林祥，1998）。

吳淞江作為一條天然的地理界限，也反映在兩個方言片的行政歸屬上。吳淞江北岸今嘉定片方言的范圍唐時屬蘇州昆山縣，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分昆山縣東境置嘉定縣，屬兩浙西路平江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分縣境東部置寶山縣，當時嘉定縣、寶山縣皆隸屬江蘇布政司蘇州府太倉州。南岸的松江片方言范圍，唐以前為昆山縣地，唐天寶十年（751年）始置華亭縣。華亭縣北宋時屬兩浙路秀州，南宋時為兩浙西路嘉興府管轄。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縣置華亭府，后改為松江府，即為江浙行省北部松江府。

松江片方言覆蓋的面積最大，可按聲調調類的歸并及調值特點再分三小片：松江小片、上海小片、浦東小片。松江小片的特點是8個調；上海小片的特點是7個調，“動”“洞”同音讀一個升調；浦東小片也是7個調,“動”“洞”同音但讀一個平調。可見，對上海方言片區的劃分不能以黃浦江為界先簡單區分浦東和浦西方言。此外，上海西部有淀山湖阻隔，使得青浦西南的練塘、小蒸、蒸淀、西岑、金澤、商榻等地的練塘片方言又有很大不同。最典型的是存在“送氣分調”現象，如“早”和“草”聲調不同。崇明則“孤懸海外”，方言更接近啟東、海門。如崇明片稱呼祖父為“公公”，祖母為“婆阿”或“親婆”；嘉定片多叫“大爹”和“親媽”；松江片多叫“大大”和“阿奶”。

移民與經濟

接著重點來講市區片，也就是如今一般意義上的“上海話”，學界一般稱前文提及的“上海市區方言”。

1843年開埠后，大量移民涌入上海。這是上海方言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主要是人口數量及人口構成。下表據鄒依仁（鄒依仁，1980：90—91）的材料整理了1852年至1949年上海地區的人口變化。

此處總人口統計范圍包括：1843年開埠，英國殖民者霸占外灘以西一帶土地，設立英租界；1848年美國殖民者霸占虹口一帶土地，設立美租界；1849年法國殖民者霸占上海縣城與英租界之間的一帶土地，設立法租界；1863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從1863年至1945年，上海是由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除租借以外的南市、閘北、浦東和附近郊區的“華界”等三個部分組成的。（鄒依仁，1980：1）

從上表可知，在1852—1949年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上海地區的人口凈增加了490多萬。移民來源統計進一步顯示，上海人口的增長主要靠的是外來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長(鄒依仁，1980：114—117)。1947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79％和85％，大約有400余萬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而外來人口中，江蘇、浙江人口占多數，如1936年在“華界”的200萬人口中，其中本地籍人口僅為51萬，江蘇籍卻為86萬，浙江籍為41萬，江浙兩省的人口數約占到了“華界”總人口數的63.5%。

上海市區方言的底層原是松江片的特征，但伴隨著大量移民，上海方言開始受到周邊吳語的大量滲透發生特征混雜，逐漸脫離了原本的松江話底層（陳忠敏，1995）。最主要的是來自蘇州和寧波兩者的特征。早在1917年，姚公鶴（1917：19）就說：“上海五方雜處，語言龐雜，不可究詰。”他還將當時上海的語言分為五類：廣東話、寧波話、蘇幫話（他稱為“地主也”)、北方話和本地話，又說：“上海土語，除城南、城西一帶，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變再變。所有上海白者，大抵均寧波、蘇州混合之語言，已非通商前之舊矣。”影山巍（1928：702—703）還認為，上海話里，蘇州系的語音占75%，寧波系的語音占10%，廣東系統語音占0.5%，其他語音占14.5%。（以上姚公鶴及影山巍引文轉引自石汝杰，2012）這里足見蘇州、寧波對上海之影響（石汝杰，2012；平悅鈴，2023）。

具體舉例來說，如趙元任（1928/1956：82）在吳語研究的開山之作《現代吳語的研究》中講上海方言有新舊派之別，新派分類近似蘇州，舊派近似浦東。如舊派“王”和“房”混同，而新派則分，前者是松江片的特征，后者則是蘇州方言的特征。又如在代表開埠前的上海方言——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編寫的《上海方言口語語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53第一版，1868第二版）中，第一人稱復數是“我伲”（原文作“我你”），而如今作為上海標志的“阿拉”則來源寧波方言。這些材料都為我們研究開埠前后上海方言的區別及發展，尤其是如何受蘇州及寧波方言影響，提供了細節飽滿的觀察窗口。

1870年代，上海，剃頭店。

問題是這一階段上海移民來源眾多，蘇州和寧波與的移民在數量上并不占優，何以上海方言受這兩者的影響最深呢？答案是經濟。在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城市等級序列中，蘇州一直起著“中心地”（central place）的作用。中心地是指在交通網絡上（就蘇州而言主要是運河）處于最關鍵位置的、能夠向周圍區域的消費者提供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地點（Christaller，1933）。經濟的繁榮帶來文化的強勢，松江人韓邦慶用蘇州話創作《海上花列傳》就是一個例證；又如《九尾龜》中章秋谷質問三位揚州姑娘為何假充“蘇州人”也是一例。文學史上很多所謂“蘇白小說”，絕大多數是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版發行的。寧波人則是依靠其“過賬碼頭”的雄厚財力，在開埠后上海的錢莊業、新式銀行業中占據主導。所謂“過賬”，即劃賬，是今銀行業“票據交換”的前身，其中使用的“過賬簿”是往來存折的變形。甬商十分重視同鄉權益與民族權利，其成立的四明公所及上海最早的新型同鄉組織——寧波旅滬同鄉會，都在近代上海大放異彩（李堅，1999）。

未完的“洋涇浜”

綜上可見，“上海市區方言”的形成與演變過程相對其他片更為復雜。一些學者認為它與周邊吳語有顯著區別，更像是一個方言島：錢乃榮（1998）稱為“城市方言中心島”；游汝杰（2006）稱為“混合型的城市方言”；石汝杰（2012）稱為“城市準方言島”。名稱雖有不同，但都旨在強調上海市區方言與周邊吳語相異的語言特點，最為典型的是入聲韻數目急劇收縮，以及聲調數量減少為5個。總體來說，“上海市區方言”呈現出吳語色彩日漸淡化、官話成分逐漸增加、與郊區方言差距迅速拉大的面貌。在新修訂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上海方言甚至已從原本的蘇滬嘉小片中獨立出來，形成“上海小片”（汪平，2006）。

但這個進程遠遠沒有結束。在20世紀中期以后，隨著自發移民浪潮的減弱與“推普”政策的加強，普通話成為對上海市區方言最大的影響源。近來的一些調查顯示，普通話的影響正處于全面加速之中。如“微信”與“威信”同音，“岳飛”的“岳”同“月”，“攝影”的“攝”字的讀法五花八門，“如果”的“如”讀成[l]聲母，“我”丟失鼻音聲母，“靜安寺”的“靜”讀成塞擦音聲母（即同普通話“靜”之發音方法類似），例子還有很多。

共時來看，如今的“上海市區方言”已形成顯著的社會分層，同說話人的家庭移民來源、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都有很大關聯。如以“瑞”字為代表的一批字普遍存在異讀，年紀越大的人越容易使用蘇州變式（同“殘”），之后本土變式（同“傳”）的使用頻率開始增加，最新趨勢是開始使用普通話折合變式（類似[u]和[ei]的組合）；且這種趨勢在20歲至40歲的女性中尤為明顯（史濛輝，2016）。又如對“父親”的面稱，寧波移民傾向使用“阿伯”，蘇州移民傾向使用“爹爹”，而年輕人更傾向使用和普通話一致的“爸爸”；此外，男性比女性更傾向使用祖籍地形式（平悅鈴，2020）。上海市區方言的共時變異同這些社會參項的關系是目前上海方言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變化是絕對的。當所謂的“上海市區方言”愈發異化，我們大可給其按上“洋涇浜”的稱號，來指責大家說當地話不純粹、不標準。但“洋涇浜”本是一個語言學術語，并不帶有價值判斷。

洋涇浜語是指由兩種或多種不同語言頻繁接觸而雜糅成的語言，其使用范圍非常有限，通常只使用于說不同語言的人有必要相互交際的場合。“洋涇浜”位于原上海縣城北面，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線，沿岸是當時上海商業最繁華的地段。當時為了方便貿易，發展出一種所謂的“洋涇浜英語”，即pidgin English（皮欽英語），又因pidgin與pigeon（鴿子）讀法和拼法都相似，也被誤稱為“鴿子英語”。“洋涇浜英語”主要都是為了與洋人做買賣而產生的，不光只出現在上海，也見于其他當時對外貿易興盛的城市，如廣州、香港、寧波等地。1873年《申報》上連載了一篇名為《別琴竹枝詞》的文章，作者叫楊勛（少坪）。他將19世紀流行于上海地區的“洋涇浜英語”詞匯與漢語進行雜糅，創作了一百首竹枝詞，共涉及英語詞近四百條，另含個別葡語詞，注音漢字總計約八百例。如第一首是：生意原來別有琴，洋場通事盡知音。不須另學英人字，的里（三）溫（一）多（二）值萬金。其中“別（有）琴”是pidgin的上海話音譯，“的里”“溫”“多”分別則是三、一、二（three，one，two）的音譯（周振鶴，1996）。時至今日，上海方言中仍有不少“洋”詞，《上海方言詞典》（許寶華、陶寰，1997）中有多達48個條目，如“洋襪”“洋火”“洋機”“洋鉛桶”“洋泡泡”，還有“洋盤”——指不識貨繼而上當受騙的人。

不妨將所謂的“洋涇浜”視作是一種方言多樣性的體現。雖然“洋涇浜”早已填平成了延安東路，但正是這些不純粹、不標準見證了上海的變遷與發展，尤其是開埠以來同西方經濟文化全方位的接觸與融合。從語言演變的角度看，今天的“洋涇浜”也可能成為明天的“正宗”方言，而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正宗”方言，又何嘗不可能是百年前的“洋涇浜”呢？“正宗”與“洋涇浜”都只不過是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面相。

清道光二十二年農歷七月二十四日，公歷1842年8月29日，南京下關江面的“汗華麗”號上，大清特派欽差大臣愛新覺羅·耆英已然在《南京條約》上潦草地簽好了名字。走上甲板，天氣有些悶熱，他向南眺望，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但他不知道，上海這座城市的命運齒輪已被悄然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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