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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也看不到侯孝賢的新電影

《刺客聶隱娘》
10月24日,據獨立電影媒體報道,導演侯孝賢因失智癥將不再繼續執導電影。報道發布后不久,侯孝賢導演的家屬發布了正式聲明,確認了這一消息——
“之前侯導籌備的電影《舒蘭河上》(尋找河神),無法繼續執行固然遺憾,但過往他的作品已于國內外獲得諸多的肯定,也留下許多經典的作品,相信在時間的洪流里不但不會被遺忘,他對電影的態度、精神也一定會被戰友和影迷們留存下來。”
雖然這一消息早有傳聞,但正式確認還是讓影迷十分惋惜。因此,《刺客聶隱娘》(2015)很可能會成為侯孝賢導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
今天的分享,學者楊照借由這部《刺客聶隱娘》,聊了聊侯孝賢詩一般的創作理念,以及他獨一無二的電影世界。
講述 | 楊照
來源 | 《帝國的新氣象:九部經典里的大唐》
01.
最重要的不是意義,而是現場和當下
今天的討論,從一次“受挫”的采訪開始說起——2009年底,在準備《刺客聶隱娘》的間隙,侯孝賢接受了著名漢學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數次專訪,后來對話內容集結成為《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一書。
有趣的是,在書中可以看到白睿文的數次“受挫”。例如白睿文向侯孝賢提問,在您的電影生涯中,火車軌道是一個不斷重現的畫面,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您電影的標志。侯孝賢的回應是,“我拍電影不會想這個,完全是現場”。
“火車是我記憶中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從小坐公車暈車,坐一陣就會吐,很怕聞那個汽油味;所以從鳳山離開,要去哪里,都是坐火車。”“火車的節奏我很喜歡,在火車上你可以做夢一樣,想很多事情,很有意思。”

《戀戀風塵》
白睿文不死心,又舉了《戀戀風塵》說,電影里的火車不只是一座城市和農村間的橋梁,也是一道回到過去的時間隧道。
侯孝賢的回答卻說,只因為“這個地方很特別”而已,“因為煤礦是私人蓋的,是日據時代的煤礦公司,所以這條‘平溪線’主要為了煤礦而開。以前很美,每個車站都是小小的,連那月臺都是用枕木拼成的。那時火車車長會(隨時)停車,路邊房屋會跑出歐巴桑,拿了豬肉給他托帶給誰,然后又繼續開——也常常停下來,有人上車也可以下車。”
白睿文帶點挫折地評論說,所以侯孝賢的鏡頭不一定跟故事發生關系,有時候就是純粹受到那個地方啟發。侯孝賢所抱持的,是電影本位、畫面本位、現場本位的態度,跟最初假定和想象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在談論《悲情城市》時,侯孝賢講得更明白和完整:“我拍戲就是現場和感覺。感覺是我在想象一個畫面,畫面的狀態是什么,然后現場找一個角度呈現。有時候是聲音,有時候是線條、動作。對我來說,其實聲音的能量很強,比如沒有火車畫面沒關系,我只要拍個電線桿聽到火車嗚嗚都可以。”
這是侯孝賢的“poetics”,詩學。侯孝賢選擇放進鏡頭的,不是著眼于一件事物有什么說明或是象征的作用,而是那樣東西本身帶著美和某種暗示的意義,也就是侯孝賢反復說的,“那個畫面有能量”。
侯孝賢的鏡頭和景物,不是一個傳達敘事或是比喻的手段,鏡頭本身就是目的,依照本身的理由而存在。
換一個解釋,用來敘事的鏡頭就像是“賦”,承載象征的鏡頭是“比”,但對侯孝賢更重要的,是更直覺感的“興”。
在《煮海時光》里,侯孝賢說, “我感覺很自然,因為中國傳統是很抒情、很言志的,賦、比、興。‘賦’是敘事,‘比’是對比、也是類比。‘興’跟主題好像完全不相干,一種沒有因果律或是脫離了因果關系的敘事。”
他舉了《詩經》里的一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春天時,一束燦爛如同火燒的桃花,本身就是一個壯麗的自然現象。另外,這八個字作為詩的開篇,尤其是兩組接連的重字制造出美好的聲音效果,本身具有的視覺和聽覺就非常燦亮華麗。
但這句后面,接的是看似毫無關聯的出嫁場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本不是象征,也沒有那么簡單明確的因果關系,然而一旦將“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放在前面,后面原本平鋪直敘的“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突然就有了微妙的喜慶熱鬧的氣息,而且給人一種現在進行時的時態,這就是“興”的作用。
在線性因果之外,一種非線性、非敘事、非比喻的關聯,這就是侯孝賢執導和組構電影時,和其他人都不一樣的基本邏輯。

《戀戀風塵》
用侯孝賢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回到電影本位上,比如他談《風柜來的人》,“剪輯時從不管鏡位,就剪在一起,類似這種剪接的方式。最后送那女孩走了,鈕承澤在公車站的茫然,車子一輛又一輛開過去擋住他,我就抓了一部分畫面接在一起,因為能量夠,根本不必管鏡頭的邏輯。這觀念就更新了,跳了一級,完全打破了!”
光從這樣一段話,就可以感受到侯孝賢的興奮,用這種方式來剪輯,的確是侯孝賢在電影創作上找到自我風格、找到自由的關鍵時刻。
侯孝賢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導演,他拍電影有非常強烈的即興意味,劇本只是引導他去找什么樣的現場,在那個無可復制也無可取代的時空現場,再決定了他會拍到什么。
侯孝賢的拍法,是現場和“當下”的各種不同條件配合下,讓“最大能量”產生的拍法。“能量”這個詞太抽象,太難以說明,就連寫好的劇本都無法約束和壓過他的直覺,那就更不用說劇本以外的任何理論了。
在《煮海時光》里,可以看出訪問侯孝賢真的很難,侯孝賢愿意講的幾乎都是具體的現場,一個個獨一無二的拍攝當下和現場。
他無法配合訪問者的問題解釋,而且還會明顯的抗拒使用普遍的通則或是語言來涵蓋不同的電影,他甚至不愿用幾句話來總括一部電影。從這個角度來看,侯孝賢的方式看起來如此樸素,幾乎要到了“反智”的地步,反對任何理智或是條理和規劃安排,相應的,也就沒什么現成的風格流派和理論可以來涵蓋和描述。
侯孝賢自己,常常刻意跟風格、流派、理論的歸類保持距離,有意無意地顯現出一種草莽的性情,凸顯和許多觀眾崇拜的大師學派與理論格格不入的一面。
02.
聶隱娘,就是侯孝賢
如果閱讀早年朱天文給《戀戀風塵》所寫的電影筆記,以及后來謝海盟為《刺客聶隱娘》所寫的《行云紀》。就會認識另外一面的侯孝賢,我稱之為“深思者侯孝賢”、“善感者侯孝賢”。
在《煮海時光》里,談到電影中常見的影像元素,侯孝賢反應最熱情、最有感的是樹。
他說,“以前爬樹采芒果吃,怕被人發現,就很注意周遭環境,那時候好像時間是凝結的,因為太專注,(可以自由感覺)蟬聲、風、樹在動、有一個人偶然經過。”
《冬冬的假期》里,冬冬看到有一棵大樹很漂亮,就爬樹,爬得很高;瘋子來了,玩伴全跑光了,冬冬在樹上面不敢動,稻田與原野那一刻就停止了,有人在收割。”
還有另外一段充滿感情的話,“我爬山的時候,在路上,我對各種種子也很有興趣;種子有各種形狀,有的像翅膀,有的很像臉。這是欒樹的(種子),像翅膀,它是一對一對的,可以拆開。因為風飄,我覺得樹有意識;若(種子落點)太靠近沒辦法活,長不大,所以飄散得很分開,很遠,很好玩。
他們說樹木其實會移動,非常緩慢,反正對這些會感覺都比人好。人喔!就是異化,往另一個方向去了。其實大自然‘天道無親’,有四季變化,夏天來了,春天就要讓開,它有規律的。”

《冬冬的假期》
侯孝賢對于樹的觀察和情感,又直接和電影相關,“我住天母那邊坐公車,樹葉這樣‘啪啦!啪啦!’一堆吹下來。我說沒有人會注意,但把它框起來時有一種味道,很怪,這就是frame的魅力。我正在想這事(笑),我對天氣、環境的變化很有興趣,一種說不上來(的感受),那是一種自然的東西。”
還有更關鍵的,對于電影是什么,侯孝賢有一種領悟,是從回想小時候爬樹經驗而得到的:
“去偷采芒果,先吃飽了再裝一堆溜了,很驚險的。那是一個日式房子很大,有時候(在樹上)看見馬路上腳踏車騎過去什么的,聽著風、蟬的聲音。
我后來慢慢自覺這就是電影,當你專注的時候,所有東西是凝結的,是‘slow motion’的狀態,最細微的細節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說的表達情感,其實就是一種凝結的狀態。”
聽過侯孝賢這樣講述,我們就明白原來他早就已經在那里了。侯孝賢電影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對于“frame”的認知和選擇,也就是電影畫面的框,要把什么框進來,要讓什么留在框外。
一般電影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一定會把重要的、跟情節相關的內容放到框里,其他排除出去。
但對侯孝賢來說,這種理所當然的做法,反而就消解了電影這個框的魔術效果,要將不在預期內的東西框進來,那些事物像是風中飄搖的樹葉,專注地被看到了,就變成了不一樣的東西。倒過來,將一些相關畫面留在框外,也會激起觀眾的好奇想象,而產生了曖昧卻強烈的感受。
基本上,侯孝賢是不用“slow motion”,也就是慢鏡頭的,但他的電影基調卻建立在不同于日常習慣的速度上,他把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連接速度放慢了,所以能夠清楚顯露最細微的細節,就如同他小時候爬在樹上得到的那份專注,那時候他所接受到的世界。

《刺客聶隱娘》
我們也就知道 ,在《刺客聶隱娘》這部電影里,你會看到隱娘站在樹上,用樹作為她主要的隱身之處。隱娘能夠成為一個刺客,她和其他人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她隨時處在把所有現象放慢了,把最細微的細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狀態。
侯孝賢選擇聶隱娘的故事來拍,與其說因為這是一個好的武俠故事,毋寧因為這是一個最貼近侯孝賢看世界角度的角色,他的自我訓練達到了總是用慢動作、仔細卻有自覺地查知周遭。
在這個意義上,是的,聶隱娘就是侯孝賢。
03.
有些東西,需要自己想象才能完成
《刺客聶隱娘》有原始的劇本,侯孝賢卻剪出了一部很不一樣的電影。對照劇本,最終完成的電影減省了很多,歷史減了,時代減了,政治減了,人情減了,沖突也減了。
但如果暫時將劇本放在一邊,光看電影本身,我們會發現,侯孝賢的作品其實沒有那么不合情理,畢竟這個故事是從他的腦袋里想出來的。讓觀眾看懂故事的基本元素,都還清清楚楚保留在鏡頭、畫面里。
換句話說,《刺客聶隱娘》沒有像許多人宣稱的那么難看懂,也并不像一些人抱怨說的,必須要先讀資料才能夠看電影。指控侯孝賢不顧觀眾感受,是站不住腳的。
《刺客聶隱娘》不過是一部需要觀眾去看懂的電影。這部電影有求于觀眾的,是你在觀看的時候要認真地專注地,而不是被動地懶惰地去看,要清楚記得自己看過了什么,不要依賴影像中多余的交代。你認得誰是誰,明白他們之間的關系,明白前一場戲和后一場戲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
認真專注地看,你就會知道臺詞對白很稀少的《刺客聶隱娘》其實結構井然、訊息飽滿,真正不交代、完全在畫面外的,必須要依靠電影以外的資料來補充的其實不多。

《刺客聶隱娘》
活在聶隱娘那個時代的唐朝詩人李賀有一首詩,《走馬引》:“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云。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凈,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詩中描述的,是游俠劍客憑著手中的一把劍得以離鄉到處浪游,不用被綁在土地上耕田生產所以也就不必看天生活。意氣風發,不管走到哪里,高興了、得意了就看到了他自己主觀的春天。
詩結尾兩句,觀點和語氣陡然一變,換成了旁觀評論,像一個冷冷的聲音在旁白說,“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腦袋里只想著要怎樣持劍殺人,怎樣找到被你殺的人,讓劍不要那么干凈和冰冷,卻從來無法反過來想,劍中照出的你,不也是別人想要殺的對象嗎?不也有其他的劍客要拿你的血來沾染他們的“劍花”和“劍光”嗎?
這兩句詩殘酷打破了劍客自以為是的“意氣自生春”,也徹底改變了整首詩的性質。《走馬引》或許最適合用來作為《刺客聶隱娘》電影中聶窈和精精兒那場打斗的注腳。
這場戲讓許多人困惑,電影的確沒有交代精精兒是誰、從哪里來,和其他角色之間的關系又是什么。也沒說明他為什么要尋覓聶窈的蹤跡,又為什么會有那一場打斗。然而不了解精精兒的來歷,無害于我們清楚感受那場打斗的三重意義。
第一重,我們不能一廂情愿看待刺客生活,只看到刺客要去殺人的這一面。“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殺人的,自己也會是別人殺的對象,這一體兩面的雙重性加起來才是刺客人生。
第二重意義是直接從畫面上撲過來,這是刺客的決斗,也代表了刺客的方式。沒有任何多余的動作,沒有無用的招式,更不會有繁瑣的纏斗。幾招之間,兩個人知道彼此的能耐,就有了勝負,也有了能不能殺對方的衡量,打斗就結束了。
在空寂的林子里,這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那不是表演,是真正的生死之際,于是鏡頭最節約也最精簡,絕對沒有表演的余裕。
這場戲同時一并解釋了《刺客聶隱娘》的武俠風格,所有的打斗包括聶窈好幾次和田家護衛的打斗都是刺客式的,也就是沒有一點多余的動作。正因為學會了用最精準的方式打斗,聶窈才能夠成為刺客。那又怎么能夠期待她在我們的眼前大打特打,打得眼花繚亂呢?

還有第三重,引用波蘭詩人辛波斯卡的一小段話:“動物的每一項本能都讓我覺得值得羨慕,其中一項尤其如此:收束攻擊的本能。動物經常有同物種之間的爭斗,但它們的爭斗總不會致命。在某一個關鍵瞬間,其中一方收手了爭斗就結束了。狗不會吃狗,鳥不會將別只鳥啄為碎尸,鹿不會將角刺入另外一只鹿的心臟。并不是因為它們天性善良甜美,只不過因為它們的身體里那份機制發揮作用,限制了它們沖過去、咬下去,這種本能只有在囚禁的環境當中才會失去,另外一些人工養殖的個體會缺乏這種本能,囚禁和人工養殖根本上是同一回事。”
雖然是刺客,聶窈和精精兒身上都還有這種收束攻擊的本能,還是應該要說,正因為她們是刺客,所以都懂得如何收手,不像一些習慣活在現實環境里的人期待的,得一直打打殺殺的“過癮”畫面。
《刺客聶隱娘》是電影,是一部用詩的邏輯拍出來的電影。侯孝賢從來沒有要把話說清楚,他給我們的每個畫面、每個動作是線索,是暗示,是一個一個指示牌,讓我們自己去尋找,自己去想象。
電影只給了一些閃現的吉光片羽,你得要自己去把藏在后面的,完整、龐大的東西找出來,應該說去想象出來。用每一個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經驗去填補、去創造。
《刺客聶隱娘》的背景時代是唐朝,是一個詩的時代,唐詩也極度簡省。因為一些最強烈、最個人的戲劇性變化,只能夠透過簡省和暗示來傳達。
直白敘述的基本邏輯,是作者徑直將無數的經驗要素篩選過,刪去了不相干和不重要的,只留下讀者和觀者需要知道的。吊詭地說,戲劇性都在戲里了,這都是創作者的,都是文中和劇中角色的,讀者和觀者只能被動接受,和情感以及經驗都沒有直接關系。
但有一些情感和經驗,作為純粹被動的觀者是永遠不可能體會到的。還有一些深刻的戲劇轉折,也是被動觀者永遠不可能接受到的。只有當這個人被激起了興趣、好奇以及認同,他才會進入到那個情境,去看到、去聽到、去觸到、去震撼到,幽微地走到最暗和最深的地方。
要從被動轉為主動,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讓讀者和觀者意識到,并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要明確展示在文字或者鏡頭框里。有一些沒有被框進來、寫進來的內容,可能比那些被選擇展示的,更重要,也更感人。
*本文綜合整理自楊照主講系列節目《中國原典通讀計劃》第七季——《帝國的新氣象:九部經典里的大唐》番外篇,有大量刪減與調整,標題為編輯所取,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音頻編輯: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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