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忘憂——紀念作為道德家的卡爾維諾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是意大利當代文壇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學家和批評家。10月15日是卡爾維諾一百周年誕辰，中華讀書報特邀北京外國語大學意大利語系講師、意大利特倫托大學博士許金菁撰文，紀念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巨匠。

卡爾維諾。馬里奧·蒙杰（Mario Monge）授權

文學作用于歷史的方式很多，但最獨特的，唯一的非幻想的方式是：（通過文學）可知，歷史是如何不斷地通過它多樣的、矛盾的持續工作，為何種人準備戰場；與此同時從中獲得敏感性、道德的沖擊、語言的重量、人類應該觀察世界的方法，以上種種……唯有詩歌可以教會我們。

——卡爾維諾《沉石落定》

1923年10月15日，卡爾維諾出生在古巴小城圣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Santiago de Las Vegas），兩年后回到父親的故土意大利圣雷莫城。在所有介紹卡爾維諾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信息：父親馬里奧（Mario Calvino）是農學家，母親朱莉婭·路易賈·埃韋利娜·馬梅利（Giulia Luigia Evelina Mameli）是植物學家。然而中國讀者常常會忽略卡爾維諾家庭的共和派和馬志尼派背景，忽略其強烈的反君主和反教會傾向。在父母的影響下，卡爾維諾自小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叛逆性格：“從小時候起，在學校里，我就體會到什么叫與別人有不同想法，另外，我還因為不按照校方的要求做事而遭到了學長和同學的懷疑、歧視和嘲笑。”（卡爾維諾《我生于美洲》）成年后，他更是繼承了家庭的革命傳統，文脈中亦始終飽含反叛精神，不忘為民生立命之志。

以上種種，都深刻地影響著卡爾維諾的政治觀與詩學觀：他加入意大利共產黨，參加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戰后以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為背景，發表了長篇處女作《蛛巢小徑》；更為社會問題深深焦慮，用諷喻筆法揭露了意大利經濟騰飛期的種種社會問題。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卡爾維諾便放棄了現實主義風格的創作，但他始終以冷靜、果敢和深邃的目光，以多變的筆法——或奇幻諷喻、或烏托邦、或哲學思辨，展開了對社會生活的深入剖析。如許多著名作家一樣，卡爾維諾也被貼上了各種標簽：新現實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烏力波……中國學界似乎也更樂意將他定義為“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卡爾維諾百年誕辰之際，筆者想向大家展示他的另一面——其文脈中始終飽有的一顆憂民、憂國、憂天下之心。

1947：皮恩之眼

卡爾維諾一輩的作家，是戰爭經歷所孕育的帶有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一代。他們為戰后的政治、為邊緣化的世界、為人性的迷茫而發聲。在《蛛巢小徑》中，卡爾維諾曾借助主人公皮恩之眼，對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了一次深入反思。

皮恩是個孤兒，從小無人管教，終日混跡于酒館之中。他是這個城市最為孤寂的靈魂：他是個孩子，但是所有孩子都遠離他，只因他是妓女的弟弟；他想成為大人的朋友，從酒館學會了各種隱語、俗語、臟話，學會如何談論女人和性，但他始終有一種巨大的疏離感，那些模仿了無數次的語言，恰恰是皮恩這顆幼小的心靈無法真正理解的。

卡爾維諾借由孩童之眼打量、審視戰爭中來自不同階級和背景的人。作者一方面揭示所謂的公平正義、倫理法則在戰爭中如何被碾壓、被踐踏；另一方面，他敢于質疑戰爭的正當性和崇高性，對主流意識形態也保持著冷靜的態度。

他揭露了戰爭中最卑微的靈魂，但這卑微之中，又蘊含著一股潛在的威力：通過一個孩童，卡爾維諾詰問參戰的目的。這并非一句保衛家園或反法西斯就能概括，每個人都帶著生活的傷痛和無奈，被歷史推進了戰爭的熔爐。他刻意展現了一群有缺陷的、滿懷憤怒的人群，陰差陽錯地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故事。

這部小說中，語言是樸實又粗鄙的，人物是邊緣又奇幻的，歷史感和道德感淹沒在了對人性的悲憫之中。在現實與奇幻之間，在自然環境和戰爭硝煙之間，在戰斗激情和個體憐憫之間，作者再現了底層人民的戰斗。

無論是由小偷、憲兵、軍人、黑市交易者、流浪漢組成的黑色旅支隊，還是德國法西斯士兵，作者都給予了人性的關懷。在卡爾維諾筆下，惡人之惡、善人之善失去了絕對的標準，字里行間充滿著悲憫之情。

歷史不是由英雄創造，而是由無以計數的卑微生命構成。在那個血腥的年代，每個卑賤的生命都在抗爭和吶喊，每個卑微的靈魂都在改變歷史。

無論是德國士兵，還是黑色旅支隊，這些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正好說明了卡爾維諾對不同個體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無論是卑賤如皮恩，抑或正義如“紅狼”，作者都將其放到人性的放大鏡下細細剖析，直至心理縱深層面。正是由于這種多角度、多層面的考察方式，卡爾維諾筆下那些不好不壞的角色，反而最能反映真實的歷史。

即使60年代以后新現實主義的熱浪逐漸冷卻，即使卡爾維諾最終放棄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但是對人性的關注、對社會的反思如同一個基因序列，已經深深刻進了他的創作思想。

卡爾維諾（右一）與家人。1938年攝于圣雷莫城梅里迪亞納別墅的花園

1957：樹上男爵之寓

初入文壇之時，卡爾維諾是自信的和國家主義的，充滿了道德感和使命感。

事實上，自二戰和抵抗運動走出的新一代作家，大多都有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們關心時事和政治，極富道德感和使命感，始終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或許正是因為入世太深、期待太高、責任過大，才使得卡爾維諾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創作思想和批評思想上有了轉變的跡象。

50年代末期，卡爾維諾改變世界的熱情已經逐漸退卻。自生活層面看，他1957年退出意共，十年后定居巴黎。在文學創作中，1957年發表的《樹上的男爵》似乎成為了脫離現實之宣言，一躍上樹的男爵再不問世事，于樹上構建了一個平行于生活世界的烏托邦。1963年，《監票人的一天》《房產投機》發表之后，卡爾維諾此生再無現實主義小說。

已過不惑之年的卡爾維諾，已經沒有了年輕時期的自負，逐漸體會到一個作家對于歷史、政治的無力感。

然而，游擊隊員卡爾維諾忘記歷史了嗎？遠離政治了嗎？背離現實了嗎？誠然，意大利學界對于巴黎時期的卡爾維諾多有揶揄之聲，其中最猛烈的批評來自佛朗哥·福爾蒂尼（Franco Fortini），他稱卡爾維諾“在格諾和佩雷克那里的創作讓我難以忍受，具有破壞性。他被巴黎時期的法國創作毒害了”（轉引自安娜·博塔《卡爾維諾和烏力波：組合機器中的意大利幽靈？》）。1960年《不存在的騎士》入圍斯特雷加文學獎時，帕索利尼（Pier Paolo Pasolini）為卡爾維諾作了一首題為《現實主義之死》的詩：

卡爾維諾離開了你們：他的散文更貼近法國而不是托斯卡納，/他的靈感更多來源于伏爾泰/而不是國家主義：他簡潔/但不暗淡，他有節制不招人厭煩，/他清晰但不傲慢。/他對這個世界絢爛的愛被童話故事發酵和扭曲了。（皮耶爾·保羅·帕索利尼《我時間的信仰》）

此時，卡爾維諾正處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逐漸遠離葛蘭西主義的理想，但又無法準確定位未來的走向，更未直接涌入席卷歐洲的存在主義或現象學的熱浪之中。他仍然在尋找一種新的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更多的是呼吁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斷向迷宮挑戰的文學精神：

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文學，它應超越時代的意識，超越對客觀物外在形式和對人類內在靈魂的模仿。我們需要文學應該包含一種宇宙圖景（這是我和埃科在談話中達成一致的概念），一種在認知的不同層面，歷史發展所參與的圖景。（卡爾維諾《沉石落定》）

深入卡爾維諾的創作思想，我們便會發現，他雖放棄了現實主義的寫法，但如往常一樣飽有其獨立之精神和意志。卡爾維諾致力于奇幻風格的創作，只因他認為“童話是真實的”（卡爾維諾《關于童話》），奇幻的諷喻作用如一面鏡子，能更加理智和清晰地照亮這滿是瘡痍的世界。

《阿根廷螞蟻》中數不清、滅不盡的螞蟻，正是意大利戰后社會問題的形象隱喻。

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男爵科西莫爬上了樹。在《樹上的男爵》里，科西莫因為厭惡一盤蝸牛而離群索居，靠一己之力構建平行于現實的樹上寓所。這預示著卡爾維諾觀看世界角度的改變，男爵上樹是為了獲得更加深遠的洞察力，從不同層面觀看、探查和感知世界。

男爵的命運與作者的人生抉擇息息相關。50年代末期，卡爾維諾退出政治生活，遠赴法國成為巴黎隱者，正如男爵拒絕令人作嘔的蝸牛，一躍上樹，以一種隱者的眼光重新觀察世界：“為了與他人真正地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與他人的疏離，他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在頑固地為自己和為他人堅持那種不方便的特立獨行和離群索居。這就是它作為詩人、探險者、革命者的志趣。”（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

從戰爭到意大利經濟騰飛，面對現實世界的改變和現實主義創作在意大利的衰落，卡爾維諾并非如諸多批評家所言，遠走他鄉、不問世事地躲在純文學的象牙塔中，他的離開只是為了登高望遠，在更宏觀、更抽象的層面將目光投向他熟悉的世界。他的靈魂充滿著搏斗的激情，身在樹上，心向世界，呼喚理想：“我讓這個不愿像別人一樣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變成一個厭世者，而變成一個不斷為眾人謀利益的男子漢，投身于那個時代的運動，全面愿意參與積極的生活：從技術進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

在《樹上的男爵》中，卡爾維諾將筆鋒指向人類的異化狀態，將問題直接指向20世紀中葉歐洲的政治文化生態。

男爵的故事，是一個尋找個人良知與歷史進程之間關系的故事。它探討個人如何跳脫當下，帶動歷史發展。在男爵心中，真正的完整“是堅持不懈地深入認識實在狀況，認識自己天然的和歷史的條件，個人的自愿選擇、自我構建、能力、風格，包括內心自律和主動放棄的個人準則”（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

一個大寫的“人”始終赫然駐留在卡爾維諾的文脈之中。

1972：城市之詩

1967年卡爾維諾來到巴黎，獨自沉浸在巴黎郊區的、孤獨自我的文學世界中。巴黎時期卡爾維諾與《晚郵報》的合作極其重要，其后期的創作《帕洛馬爾》《沙集》和《美國講稿》等都首次刊登在這份報紙上。更重要的一點，卡爾維諾還在《晚郵報》發表了諸多時政評論。

1975年，新納粹分子在羅馬殘忍殺害了一位婦女，卡爾維諾發表時評；1978年紅色旅綁架殺害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時，卡爾維諾也發文抗議……這些都足以證明，巴黎時期的卡爾維諾并未遠離天下蒼生，更未放棄以文言志。

1968年，卡爾維諾開始閱讀傅立葉的作品，試圖進行一場烏托邦精神革命。次年，他在雜志上寫道：“接下來的幾頁是我已經計劃了有一段時間的書稿的草稿，它想提出一種新的社會模式，一個政治制度。”（卡爾維諾《在你說“喂”之前》）

這一思考最終匯聚成卡爾維諾最偉大的作品《看不見的城市》。

與前期創作明顯不同的是，卡爾維諾在這一時期并不熱衷于溝通現實與文學，而是更加注重文學形而上的功用，即提供價值模型的作用。他相信文學并非模仿，而是提供一種“道”，與混亂、丑陋的現實形成對照。

后期的卡爾維諾在經歷坎坷重重的精神歷險之后，對歷史、政治、現實的探索并未停止。然而與此同時，他也深刻意識到，所謂文學之用不僅限于改變或批判社會和政治；文學之用恰恰在于它可以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探索世界本質。

于是，自60年代后半期開始，卡爾維諾有意識地從文學中卸去沉重的政治話題，他想要超越當下的文學品質，找到一種形而上的價值體系。因此，無論是《看不見的城市》中的烏托邦，還是《帕洛馬爾》中“物”的世界，都很難再看到現實元素或道德言說，卡爾維諾想要找到一種結構——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不同的結構——能夠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去接近本質，認識世界。

透過《看不見的城市》的晶體結構，卡爾維諾游走于理性和詩意、想象與現實、宏觀結構與具象城市之間，構建了55個兼具理性和自由的烏托邦城市。

在諸多城市意象中，他批判現代城市的混亂和不可知：身處佐艾城，你無法辨認城市的方位；路過塔馬拉的人甚至無法窺其真容；切奇利亞城的牧羊人無法認知城市的邊界；而在潘特熙萊雅走了幾個小時的旅人，卻弄不清到底在城里或是城外。

與之相對，瓦爾德拉達則包含著對清晰、透明城市的愿景。來到這里的旅人都能看到兩座城市，一座佇立于湖邊，另一座則是水中的倒影，城市中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映照于鏡面般的湖水之上，居民的一切活動都毫無保留地展示于湖面，為城市打開了一個無限的空間。作者筆下，城市的可見性是神圣的。正是通過鏡面的特質，使得人們的每一個動作都經過審慎的思考，每一個行為顯得更加神圣而富有美感。鏡面上透明的城市是對社會不透明性的深刻反諷。

小說中，完全相反的意象有時也存在于同一座城市之中：莫利里亞有兩副面孔，一副印在了明信片上，那是一座古典、優雅、鄉村的小城，另一副則是游客當下所看到的繁華、壯觀的都市。莫里亞納同樣具有不同的面貌：一座透明、彩色之城的背后，隱藏著污穢與骯臟：“大片生銹的金屬板、抹布片、滿是釘子的模板、被煙灰熏黑的管道、成堆的罐頭，掛著褪色招牌的墻壁，藤條脫落只剩框架的椅子，只能用于腐爛橫梁上的繩索。”（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看不見的城市》構建了一個個充滿隱喻和批判的城市圖景，與此同時，卡爾維諾對另一世界的追求和憧憬，都在無盡的烏托邦書寫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泄。作品中始終隱含著對和諧社會的愿景。文末，他回答了烏托邦的現實意義：

生者的地獄不在將來；如果真的有地獄，那么就是當下——我們每日身處其中，共同創造的地獄。若想避免痛苦有兩條路。第一條路對大部分人來說很簡單：接受地獄，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直至看不到它為止。第二條路則充滿危險，且需要持久的注意力和學習能力：嘗試著在地獄中尋找不屬于地獄的人和物，使其傳承下去，給與其空間。（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在烏托邦想象中，為地獄尋找微光，成就了卡爾維諾在70年代的文學使命。

意大利蒙達多里出版社所出卡爾維諾作品的一部分。攝影：許金菁

1983：太初有物之境

1980年，巴黎隱者卡爾維諾回歸祖國，定居羅馬。新的公寓大樓位于戰神廣場（Campo Marzio），在眾議院和萬神殿之間。

這一時期卡爾維諾的身份也更加多元。他開始和作曲家盧恰諾·貝里奧（Luciano Berio）合作，先后創作了歌劇《真實的故事》（1982）和《聆聽的國王》（1984）。此外，他還涉獵藝術評論，為透納、德·基里科、荒川修作等藝術家撰文。

這一時期還是卡爾維諾自我反思和總結的時間。他將1955年以來的重要論文集結成冊出版——雖然該評論集的中文版更名《文學機器》，但是原名《放上一塊石頭》（Una Pietra Sopra）有塵埃落定之意，筆者以為，若用《沉石落定》這一譯名更能體現卡爾維諾的初衷。

1984年，卡爾維諾和妻子開啟了長途旅行。4月在阿根廷，9月則應邀飛往塞爾維亞，與博爾赫斯一同參加了以“奇幻文學”為主題的研討會。當卡爾維諾的妻子基基塔（Chichita）告訴失明的博爾赫斯，她丈夫也前來迎接他時，博爾赫斯回答：盡管他沉默不語，我一樣能認出他。

在此前一年，卡爾維諾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極為獨特的藝術形象——帕洛馬爾先生。

《帕洛馬爾》這部小說以主人公的視覺體驗為中心，講述其“閱讀”世界的經歷：在海邊觀浪潮，在庭院看椋鳥，在公寓觀星象……帕洛馬爾先生沉默寡言，不具肉身，他“習慣將自己看成是宇宙中匿名的、無實體的一個點，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卡爾維諾《帕洛馬爾》）。借由這一“非人的”“點狀的”形象，卡爾維諾展現了一個萬物有靈、自生自滅的“物”之世界。

此時的卡爾維諾已通達無人之境，將萬物置于詩意的棲居之中。日月盈虧，鶯飛草長，“（萬物）在陽光下、在安和之中擴展、發生。所有一切始于平靜，歸于平靜，颶風、地震、火山也是如此”（卡爾維諾《帕洛馬爾》）。小說的結尾，帕洛馬爾先生想象著自己的死亡。借由這象征性的死亡，卡爾維諾沖破人與“物”之界限，回歸太初有物之境，構建了一個多元共生的“物”之世界。

這一時期卡爾維諾的文心有了較大轉變，對凝練、清晰的追求帶他走向了對西方思想的形而上批判。正如他在紐約大學的講座上所言：“一個作家真正的挑戰，就是用最明晰的語言，敘述最復雜的當下”。（卡爾維諾《書寫與未被書寫的世界》）

卡爾維諾一生都在與世界纏斗。但在創作晚期，他似乎悟到，若筆墨浮于事物表象，則永遠無法通達存在的本質。所謂學問當從頂上做來，當向上一路，當直截根源。他單刀直入，將批判之劍指向主客二元對立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從形而上層面重構人與現實、人與世界的關系。

卡爾維諾無疑是20世紀一位獨特的作家，他的獨特不僅在于精美構思，更在于他的清醒深刻。卡氏文心，始終帶有強大的責任倫理和人文精神，通過不斷地變換風格，從不同層面凝視、反思和批判現實。其立心立命之志，在卡爾維諾百年誕辰之際，值得我們再一次深刻紀念。

原標題：《未敢忘憂——紀念作為道德家的卡爾維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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