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征服”——早期錫安運動與巴以地區的種族主義根源

地主的煩惱

“阿利亞”（Aliyah），或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早在十九世紀末西奧多·赫茨爾發表《猶太國》并召開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之前便已經開始。自1881年起，面對當時俄國境內層出不窮的反猶騷亂，大批東歐猶太人無奈選擇了逃離。他們中大多數人將目的地設在了美國，但也有少部分出身中下階級的猶太移民決定前往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開啟新生活。該群體中一些人已經受到了早期錫安主義宣傳的影響，另一些人則只是因為無力承受前往美國的舟車勞頓與高昂的旅費，或為了更加便利地往返歐洲才轉而將巴勒斯坦設為了自己的目的地。[1]“第一次阿利亞”（1881-1904）中的猶太移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歐洲的城市生活，來到巴勒斯坦后，他們大多選擇住進了耶路撒冷與雅法等中心城鎮。數萬新移民中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真正依照錫安主義者的殖民計劃一度住進了由歐洲資本購置的農業定居點。[2]而當巴勒斯坦的城鎮無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時，或當人們親身體驗過“田園生活”的殘酷時，第一次阿利亞中至少有半數移民最終選擇了離開。

歐洲的錫安主義者們不甚關心城鎮中猶太移民的去留，他們真正在意的事情是城市以外那些由他們出資購買的土地上是否能夠建立起猶太人的農業定居點。在錫安主義者們的計劃中，只有當新移民在合法購買的土地上依靠農業生產完成定居時，猶太人才真正有可能宣示自己擁有著巴勒斯坦的土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法國成員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成為了這項事業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會在法國使館的協助下花費巨額資金從奧斯曼政府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購買土地用作自己的農業殖民地。這些接受羅斯柴爾德資助的定居點如里雄萊錫安（Rishon LeZion，“錫安之始”）與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希望之門”）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了以色列國的重要城市。

“阿利亞”（Aliyah）。

然而這樣的計劃起初并不成功。作為一位“在外地主”，羅斯柴爾德只能遠程遙控自己的巴勒斯坦殖民地。他具有支配這些土地的絕對權力并會如當地居住在城市中的阿拉伯地主一樣委托他人打理這些農業用地。而不同之處在于，為了推進錫安主義計劃，羅斯柴爾德要求自己農業殖民地上的雇員必須為猶太人。且作為一位保守的歐洲地主，他不希望自己土地上的猶太農民具有任何知識與文化。例如在他出資建立的農業定居點埃克隆（Ekron），最早的一批猶太移民們均不識字并因此需要專門委托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幫助他們向位于立陶宛的家鄉寫信。[3]

在這樣的模式下，羅斯柴爾德需要在當地額外雇傭許多管理者負責處理定居點中的大小事務。該群體往往會如地主一樣壓榨、欺辱手下的農民并時而遭至后者的反抗。羅斯柴爾德則只會無條件相信定居點的管理者并進一步將具有獨立思想與反抗精神的農民們視為洪水猛獸。于是，當羅斯柴爾德試圖將先進的農業技術與生產方式引入自己資助的定居點中時，當地眼界狹窄而思想保守的農民們往往并不具備接受創新的能力與意愿。

且同樣重要的是，羅斯柴爾德一方面不愿引導農民們參與農業生產的相關決策，而另一方面，他與他的顧問們卻又不甚了解巴勒斯坦當地的農業條件。羅斯柴爾德最為倚重的幾位法國農學家大多只擅長花卉種植與葡萄栽培，他們試圖將法國南部與阿爾及利亞的葡萄酒經濟完整復制到巴勒斯坦的農業殖民地。[4]然而在此過程中，他們遲遲無法找到一種適應巴勒斯坦氣候的葡萄品種，一些定居點的葡萄園更是遭到了根瘤蚜蟲害的打擊。于是，時至1900年前后，巴勒斯坦的農業殖民地依然未能實現經濟獨立。羅斯柴爾德投入的巨額資金大多只為受雇于他的中間管理者們帶來了奢靡的生活，而他真正關注的錫安運動卻始終未能獲得顯著的進展。

“勞動征服”

自1904年開始，面對俄國境內又一輪慘絕人寰的反猶騷亂，又有數以萬計的東歐猶太人逃向了巴勒斯坦并由此觸發了“第二次阿利亞”（1904-1914）的浪潮。就移民們的構成與動機來看，此次猶太移民潮依然只是第一次阿利亞的延續。不同在于，第二次阿利亞中的猶太移民相對更加年輕并更易于接受農業勞動，且許多年輕人已經成為了更加熱忱的錫安主義者并同時受到了社會主義進步思想的影響。這其中便包括1906年抵達巴勒斯坦時年僅二十歲的波蘭猶太人、日后的以色列地工人黨（Mapai）領袖與以色列首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及另一位社會主義錫安運動領袖、以色列第二任總統伊扎克·本-茲維（Yitzhak Ben-Zvi）。

在第二次阿利亞剛剛開啟之際，巴勒斯坦當地農業殖民地的運營模式已開始發生轉變。羅斯柴爾德顯然認識到了自己“家長式作風”的弊端并于1899年將定居點的經營權連同大筆資金交給了曾在阿根廷積累過相關殖民經驗的猶太殖民協會（JCA）。猶太殖民協會對于農業定居點的運營方式更加符合資本主義規律。協會首先停止了對于葡萄酒產業的補貼并解雇了大批中間管理者。在擴展作物種類的過程中，定居點管理者們終于意識到柑橘類植物才是巴勒斯坦農業的最優解——例如由當地阿拉伯人最早培育出的“雅法橙”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便已遠銷歐洲。[5]或者說，只有在汲取當地阿拉伯人農業經驗的基礎上，自詡為巴勒斯坦帶來“文明”的錫安主義者們才真正在這片土地上站穩了腳跟。

猶太殖民協會的確很快幫助巴勒斯坦的農業定居點實現了經濟獨立，但其完全以盈利為目的的運營模式卻同時為錫安運動帶來了危機。來到巴勒斯坦的猶太新移民們往往不具備農業經驗卻反而會在白手起家的壓力下尋求更高的工資。而相比之下，巴勒斯坦當地的阿拉伯農民們不僅更加能干，且通常擁有著自己的住所與本職工作。他們往往愿意以更低的工資來到猶太人的農業定居點兼職，定居點的經營者們則完全無法抵制雇傭阿拉伯人的誘惑。猶太殖民協會的決策者們并不介意猶太移民在競爭中失業，他們有時甚至還會鼓勵并幫助那些沒有工作或地產的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6]如當時正在巴勒斯坦工作的猶太農學家阿龍·阿龍索赫恩（Aaron Aaronsohn）所說：“韋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關于殖民的政治、經濟原則（即以大量輸入勞動力與資本的方式解決殖民地困境[7]）并不適用于巴勒斯坦。這里的殖民進程無法縮短，若想成為成功的殖民者，沒有財產的定居者們只能進行自我篩選而無法指望公共援助。”[8]

于是，雖然猶太人的農業定居點依照客觀經濟規律獲得了發展，但錫安運動中有關改變巴勒斯坦人口結構的計劃卻一時遭到了擱置，且猶太移民們的生計同時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面對薪水的降低與失業的風險，以及錫安運動慘淡的前景，猶太移民們在第二次阿利亞伊始開啟了一場名為“勞動征服”（kibush haavoda）的運動。這里的“征服”至少包含三重含義：首先，移民們必須征服自己，即以更加強大的意志在荒蕪的土地上與炎熱的天氣中學習并從事自己并不擅長的農業勞作。對于移民群體中的許多城市居民與知識分子而言，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與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農民群體一樣，猶太移民們需要從農業殖民地的經營者或地主手中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與更高的工資。而在此過程中，他們遇到了一個獨特而棘手的難題，即如何應對當地愿意接受低薪且勞動能力更強的阿拉伯農民。

這也成為了“勞動征服”的第三重，亦是最為重要的一重含義——即猶太人需要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農業定居點中的工作。移民們相信，只有當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地”所有門類的工作均被猶太人“征服”時，錫安運動才有可能獲得成功。[9]由此，猶太移民們在剛剛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后不久便已經將阿拉伯人排除在了“以色列地”的遠景之外。時至今日，當我與以色列的朋友們聊起巴以沖突時，人們總會迫不及待地表示：“這與土地無關。”然而在談及任何抽象而無解的所謂宗教仇恨與民族沖突之前，第二次阿利亞的事實已清晰證明，土地與勞動恰恰是巴勒斯坦地區猶太移民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產生矛盾的重要根源。猶太移民們在“勞動征服”中試圖驅趕的對象既是“穆斯林”或“阿拉伯人”，更是當地更具競爭力的廉價勞動力。巴勒斯坦的原住阿拉伯人的確嚴重阻礙了猶太人的移民進程，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才是猶太農業殖民地中更受雇主青睞的群體，而這直接導致猶太移民不得不時時面臨失業與被迫離去的風險。

至于當地的阿拉伯人，他們往往并不介意在猶太人的定居點中多賺一份工資。且在奧斯曼帝國晚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遠未普及之時，猶太新移民與阿拉伯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大多只有關于土地、水源與牧場等具體問題。猶太人真正擔心的事情并不是民族仇恨，而是治安問題，例如定居點雇傭的阿拉伯保安們時常會與小偷串通等。[10]將類似的治安問題上升為民族仇恨反而是一件有利于猶太移民的事情。例如本-古里安曾于1910年直言不諱地表示：“（阿拉伯）民族仇恨將強迫猶太農場主雇傭他們極為厭惡的猶太工人，這樣的事情正在悄然發生。”[11]在本-古里安及其他許多猶太移民看來，可控的民族仇恨將為“勞動征服”與錫安運動提供強大助力。其邏輯非常清晰：錫安運動需要猶太移民，猶太移民需要得到工作，這意味著他們需要與阿拉伯人展開競爭。資本家原本青睞廉價的阿拉伯人，而民族仇恨的蔓延將迫使他們減少甚至停止雇傭阿拉伯人。于是，猶太人將逐漸壟斷“以色列地”的工作，錫安運動亦將因此獲得成功。

然而，即便“勞動征服”擁有著清晰的路線圖，其實踐過程依然困難重重。本-古里安的經歷極具代表性。1906年9月，在抵達雅法港后，本-古里安迫不及待地來到了佩塔提克瓦并找到了一處月租5法郎的住所。為了表現得不輸于身邊無處不在的阿拉伯農民們，他第二天一早六點便起床來到柑橘園開始了施肥的工作。本-古里安起初認為這是一項干凈而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寫給父親的信中，佩塔提克瓦的生活被描述成為了一種田園牧歌。

而與此同時，巴勒斯坦當地其他波蘭猶太人的家書中卻充斥著有關饑餓、結核病與霍亂的描述。短短三個月后，本-古里安同樣感受到了農業勞作的辛苦以及阿拉伯人競爭的殘酷。他在家書中首次向父親坦白道，使用鐵鍬與搬運肥料等工作對于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的移民而言絕非易事。在陽光的暴曬下，汗水令他手掌上的創口刺痛無比，而即便他的雙腿已陷入麻木，身邊猶太監工們Yallah！Yallah！（“快點！”，或“動起來！”）的呼喊卻依然不絕于耳。本-古里安此前從未告訴過父親監工的存在，且從未提及過自己與佩塔提克瓦其他勞工一樣只是按日受雇。[12]不久之后，本-古里安匆匆結束了自己的“田園生活”。依照他的估算，第二次阿利亞中有90%的猶太移民最終離開了巴勒斯坦。[13]

整場“勞動征服”運動由此很快陷入了困境。猶太移民們始終無法證明自己是比阿拉伯人更加優質的勞力，而所謂的民族仇恨則仍不足以令農場主們放棄資本的考量。錫安主義者們至此不得不另辟蹊徑。為了迅速改變猶太定居點中的勞動力結構，他們開始思考引入一批更加擅長體力勞動的猶太“外援”——也門猶太人。在東歐猶太人的刻板印象中，也門猶太人重視家庭、保留著純正的宗教信仰，且是一群“天生的勞動者”。[14]于是，在錫安主義者們的宣傳與招募下，首批1200余名也門猶太人于1909年住進了巴勒斯坦的農業定居點。也門猶太人對于移居巴勒斯坦并不陌生，早在第一次阿利亞期間，他們中許多人便已經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也門猶太人的確會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競爭工作崗位，但他們的職業選擇大多為石匠、銀匠或建筑工人。[15]至于農業勞動，他們并不比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更加擅長，并因而絲毫未能撼動阿拉伯勞工們的地位。

在農業定居點中，也門猶太人往往從事著最為艱苦的勞動。且更加可悲的是，即便在猶太移民群體內部，他們也依然是社會中的最底層。時至1914年，也門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猶太移民群體中的比例已上升到了百分之五，而隨著人口占比的上升，也門猶太人與其他東方猶太人一道成為了歐洲猶太移民歧視的對象。這樣的歧視往往非常露骨，例如即便在以色列建國十余年后，長期出任總理的本-古里安仍會在批判東方猶太文化時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不希望以色列人變成阿拉伯人。我們有責任與腐蝕個人及社會的黎凡特屬性為戰，且有責任維系‘大流散’中純正的猶太價值。”[16]他的好學生、第四任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亦曾憂心忡忡地發問：“以色列需要來自高水平國家的移民……我們有來自摩洛哥、利比亞、伊朗、埃及，以及其他十六世紀水平國家的移民，我們是否有能力將這些移民提高到合適的文明程度呢？”[17]

類似的文化歧視與猶太移民群體內部的階級差異互為因果，如另一位社會主義錫安運動領袖、日后的以色列猶太事務局官員哈伊姆·阿洛佐洛夫（Haim Arlosoroff）所說：“如果以色列地存在著缺乏公共影響力的無產階級，那么他們一定存在于中東與北非猶太人之中。”[18]“勞動征服”運動非但未能幫助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從當地阿拉伯人手中奪走工作機會，反而為日后建立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埋下了排異與“猶太人優先”的種子。而在同種目的下，引入也門猶太人的失敗嘗試則在看似平等的猶太群體內部進一步區隔出了“更加平等”的歐洲猶太群體。就像日后以色列社會所呈現的那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排除在了國家的主流勞動市場之外，而包括也門猶太人在內的中東與北非猶太人群體雖被納入到了以色列社會之中，卻往往只能處于勞動市場與社會結構的底層。[19]

1959年，基布茲的節日。

時至1910年前后，隨著第二次阿利亞進程的不斷深入，錫安主義者們已清晰地認識到了這樣的事實：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無法在資本的選擇中戰勝當地的阿拉伯人并最終征服勞動市場。而“勞動征服”的失敗正在迫使錫安運動轉變思路：如果猶太移民注定無法征服勞動市場，那么通過某種組織與制度上的創新繞開這樣的市場便成為了錫安主義者們面前更加現實的選項。在一次偶然的嘗試中，人們發現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一種對未來以色列國影響極為深遠的經濟模式與社會組織方式——基布茲（kibbutz）。

基布茲

1909年10月，在巴勒斯坦地區北部加利利湖南岸一處名叫基內萊特（Kinneret）的猶太農業定居點中，猶太勞工們展開了一場為期四天的罷工。當地農場的工作條件與薪資，連同同一年里不及預期的效益已令這里的猶太勞工們愈發沮喪，但他們仍沒有因此停止工作。只有在雨季到來前，當農場經理決定雇傭阿拉伯農民來挽救農場當年的收益時，猶太勞工們開始了罷工。在他們看來，農場雇傭阿拉伯人的舉動違反了錫安主義的計劃并會令他們的犧牲變得毫無意義。[20]剛剛受錫安主義大會委托來到巴勒斯坦指導錫安運動的德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亞瑟·盧平（Arthur Ruppin）聞訊后介入了此次事件。他首先認為罷工的猶太勞工們必須離開基內萊特，但作為折中方案，他們可以前往不遠處的另一處土地開展一項社會實驗。勞工們將以合作社的形式租賃這片隸屬于猶太國家基金（JNF）的土地并在獲得種子、工具與牲畜后自行組織農業生產活動。同年十二月初，亞瑟·盧平與六位猶太勞工及一位女性廚師正式簽下了合同。一個農業季節過后，合作社成員們在這處被他們重新命名為德加尼亞（Degania，“矢車菊”）的集體農莊中收獲了四千法郎的凈利潤。[21]

實驗成功后不久，另一批規模更加龐大的猶太勞工群體以結成公社的方式永久住進了德加尼亞。公社的一位成員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表示：“集體生活令成員間的親密感與日俱增。我們經常談論‘公社’并漸漸達成了這樣的共識：集體生活不應只局限于少數人中，而應成為一種永久的社會體系……我們的觀點并非基于任何客觀考量，這更像是一種自然的感覺：我與我的同志之間有何區別？我們為什么需要獨立的個人賬戶？”[22]依照類似的觀點，德加尼亞逐漸發展成為了規模更大的集體化定居點，或基布茲。整場錫安運動亦由此得到了救贖。在集體化定居點中，監工的消失一方面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成本，另一方面則減少了定居點內部的各種摩擦。因公社成員們對農業生產負有集體責任，一些身體相對虛弱、技能相對平庸的猶太移民同樣獲得了勞動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在成員們的相互監督下，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定居點終于抵制住了雇用阿拉伯農民的誘惑。猶太移民們在資本市場中進行“勞動征服”的目標最終在基布茲的制度創新中得到了實現。

時至今日，以色列國領土上依然分布著近三百座大大小小的基布茲。雖然在集體農莊中生活已不再是今天以色列人的主流選擇，但基布茲依然成為了整場錫安運動與今天以色列合作式經濟模式的重要基石。諸如在合作經濟中誕生的食品公司特努瓦（Tnuva）、建筑公司索萊爾博內（Solel Boneh）、公交公司艾格德（Egged）與工人銀行（Bank Hapoalim）等等如今均已發展成為了以色列國內各自行業中地位舉足輕重的巨頭。德加尼亞的實驗與基布茲的誕生由此成為了第二次阿利亞的重要腳注與整場錫安運動的關鍵轉折。

左翼解決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基布茲作為一種成功的集體化制度創新，其出發點與落腳點卻均仍帶有著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猶太人優先”的考量遠遠超出了無產階級的團結，而以色列主流左翼中類似的問題還會在日后反復出現。例如二戰期間，巴勒斯坦成為了英軍與盟友們的重要基地并隨之迎來了爆發式的經濟增長。在1940至1946年之間，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所有的工業企業得到了約一千二百萬巴勒斯坦鎊的投資，該數額與整個三十年代相比上漲了近一倍。[23]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批巴勒斯坦農民，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均為尋求更高的薪水而走進了工廠。而當劇烈的通貨膨脹令他們的實際收入不及預期時，巴勒斯坦地區迎來了一個工人運動極為活躍的年代。大批作為無產者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工人運動中釋出了前所未見的團結。他們會一同組織罷工委員會以爭取更高的基礎工資、工傷補償與退休福利并推動改善工廠的工作環境與醫療條件等等。[24]

類似的階級團結在很大程度上彌合了巴勒斯坦地區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當傳統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已在一場失敗的大起義中逐漸銷聲匿跡后，以“民族解放聯盟”（NLL）為代表的左翼政黨在戰爭期間填補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的空白。在阿拉伯工人領袖看來，巴勒斯坦土地上已有的猶太民眾，尤其是猶太工人階級非但不是阿拉伯人不共戴天的仇敵，反而是他們緊密合作的伙伴與必須團結的對象。“民族解放聯盟”對猶太民眾與錫安運動進行了明確的區分，他們主張在未來“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以一視同仁地保障巴勒斯坦全體居民的權利”，而這樣的主張與錫安運動關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愿景完全相悖。[25]

人們自然可以從所謂民族立場或正義與否的角度討論兩種截然相悖的主張，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兩種主張同時分別代表著人們對于巴勒斯坦現狀的承認與否定。阿拉伯左翼主張承認巴勒斯坦人口結構的現狀以建立一座無視民族差異的現代民主國家并繼而像其他國家一樣管控自己的邊界。而錫安主義者則堅持要求以民族區隔為基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座猶太國家——即便這樣的愿景與當地的人口現實相悖，即便錫安主義者們從未在理論層面闡明，除對阿拉伯人進行驅逐與殺戮外，他們還有怎樣的辦法可以實現自己“想要一片土地，卻不想要土地上的人”的目標。

令問題更加無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強化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國家的客觀條件與主觀意愿。一方面，猶太人通過地區的戰時經濟爆發獲得了更加堅實的經濟與社會基礎，而戰爭本身又同時增強了他們的軍事能力與政治團結；另一方面，發生在歐洲的大屠殺與幾乎整個世界在面對大屠殺時的冷漠態度則進一步堅定了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決心。于是，當阿拉伯左翼領袖提議建立一座對巴勒斯坦全體居民一視同仁的民主國家時，錫安主義領袖們大多選擇了無視與拒絕。在此方面，即便是身為猶太工人政黨領袖的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未來的第二任以色列總理）亦曾明確表示：

“猶太人從少數變為多數的過渡階段對于錫安運動至關重要。該階段中的決定性因素在于英國人與美國人，而非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并沒有最終的話語權，無論在這里還是在整個世界上。有人認為我們需要與阿拉伯人接觸并與他們達成共識，讓我們放棄這樣的觀點。”[26]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不難發現，早在20世紀伊始，阿拉伯人尚未形成任何統一的現代民族意識之前，早期阿利亞過程中的錫安主義者們便已經將“猶太屬性”設置成為了“以色列地”的第一準則。在為巴勒斯坦帶來任何所謂“文明”之前，歐洲猶太移民只有在汲取了當地民眾固有的農業經驗后才在這片土地上勉強實現了立足。而與此同時，早期猶太移民始終秉持著自身對于阿拉伯勞動力的激烈排斥并最終以集體經濟的方式初步實現了自己“勞動征服”的目標。而與此相伴的種族主義觀念則從此深深根植在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之中。這樣的觀念終將成為日后這片土地上種種悲劇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將持續拷問現代以色列國家所謂“猶太民主”的本質與成色。

人們或許可以通過所謂的“時代的局限性”去解釋“以色列國父們”的種族主義偏見。但時至今日，情況真的有所好轉嗎？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給出了一段觸目驚心的描述：

“近年來，以色列小學生中接受嚴格正統派猶太教信仰教育的孩子比例已有四分之一，該比例仍在不斷增長。為他們提供教育的拉比們會將阿拉伯人稱為‘亞瑪力人’（Amalek）。這是《圣經》中的一個原著部落，他們曾在大約公元前1200年對從埃及前往應許之地的希伯來人進行騷擾，因此該部落會被視為邪惡的象征。”[27]

如今在以色列國內右翼政黨的長期把持下，本-古里安口中絕不應該“同化”猶太人的阿拉伯人甚至正在失去自己的名字。而我們還能指望宗教偏見下的“上帝選民”們對“邪惡的亞瑪力人”釋出怎樣的憐憫呢？巴勒斯坦樂隊47soul在自己的代表作《每片土地》（Everyland）中反復吟唱著這樣一句歌詞“每片土地都是圣地……每個民族皆為選民……”但我們至今依然難以想象，這樣的“常識”距離“先進而文明”的以色列國究竟有多遙遠。

參考文獻：

[1] Shapira, A. (2012). Israel: A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30-32.

[2] 數據來源于以色列政府網站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general/aliyah_1

[3] Shapira, A. (2012). 40.

[4] 有關羅斯柴爾德雇傭的農學家與技術人員信息請見Aharonson, R. (2000). Rothschild and early Jewish colonization in Palestine. Rowman & Littlefield. Chapter 5.

[5] Issawi, C. (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7.

[6] Shapira, A. (2012). 41.

[7] 有關韋克菲爾德以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為例總結出的“系統殖民”理論請參考Shultz, R. J. (1965).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eory of “Systematic Coloniz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

[8] 轉引自Shafir, G. (1996). 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ter 3. Note 119.

[9] Ibid. 59-61.

[10] Shapira, A. (2012). 54.

[11] Shafir, G. (1996). 87-88.

[12] 有關本-古里安的經歷均引用自Teveth, S. (1987). Ben-Gurion: the burning ground, 1886-1948. Houghton Mifflin. 41-43.

[13] Ibid. 42.

[14] Shafir, G. (1996). 101.

[15] Shapira, A. (2012). 49.

[16] 轉引自Smooha, S. (1978). Israel: Pluralism and conflic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88.

[17] Ibid. 88-89.; 類似的歧視問題另見于Shohat, E. (1988). Sephardim in Israel: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Jewish victims. Social text, (19/20), 1-35.

[18] 轉引自Shafir, G. (1996). 91.

[19] Ibid. 188-189.

[20] Near, H. (1992).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27.

[21] Shafir, G. (1996). 171-172.

[22] 轉引自Near, H. (1992). 28.

[23] Lockman, Z. (1996).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67.

[24] Ibid. 316.

[25] Beinin, J. (1990). Wa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re? Marxist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Eqypt and Israel 1948-1965.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43.

[26] Flapan, S. (1979).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Croom Helm. 283.

[27] https://www.thejc.com/news/israel/striking-the-right-balance-between-black-and-white-narratives-4GiGTvgpSSswQMS6cmMb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