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年︱蘇智良：追尋1843年上海開埠的往事

蘇智良

2023-10-12 16:35

來源：澎湃新聞

關于近代上海開埠的敘事帶有殖民者的色彩，歐美的記載幾乎千篇一律地認定：1843年11月17日，英國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開埠。[1]實際上，開埠是上海道臺宮慕久與巴富爾共同商議的結果。上海道臺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參與者，而是一定程度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引導了上海的平穩開放。

一

巴富爾乘“美杜莎”號（Medusa）于11月8日下午到達吳淞，然后乘“火河”號（Phlegethon）軍艦前往上海，日落時分“火河”號停泊在小東門外的黃浦江上。巴富爾即派人給道臺宮慕久“投遞照會，約期面見”。

宮慕久，山東東平人，1819年中了舉人后到云南為官?！赌暇l約》簽訂后他被派到上海擔任道臺，此前并沒有任何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但在國家變故和激蕩的年代，他被推到了中英地方交涉的風口浪尖，55歲的宮慕久還是擔當起了重任。1843年7月，他到任道臺后，布置上海、吳淞的海防工事，提拔候補道臺吳健彰、知縣藍蔚雯，將松江同知沈炳烜調任上海同知；然后等待著英國領事的到來。

11月9日，巴富爾坐著道臺派來的肩輿，來到小東門外的江海關，向道臺介紹了翻譯麥華陀、醫生哈勒等領事館的職員，并且提出希望為英國人生活及外商報關貿易提供方便。作為東道主，宮慕久率領文武官員為巴富爾舉行了歡迎宴會。10日，宮慕久到“火河”號的甲板上回訪了巴富爾，對其“頗為尊重”，考慮到要“面子”的朝廷，宮慕久并沒有上報這件事。[2]

宮慕久與巴富爾磋商的第一件事就是英國領事館的選址。

《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第七款載明：允準英人攜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中華地方官必須預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準英人租賃……華民不許勒索，英商不許強租。

道光皇帝給通商五口官員的指示：準各國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準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如何貫徹“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的方針，如何對付英國人，辦事沉穩的宮慕久決定采取“隔離政策”。他計劃領事館最好設在城外，外國人也最好在城外居住。在外交方面，有利于控制，這在廣州已有前例；在政治方面，可以減少中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文化方面，英國人的生活方式也不會玷污儒家文化。這樣中英之間就會減少許多矛盾。

但初來乍到的巴富爾等英國人不愿意離開繁榮而生活便捷的上海城，堅持要在城內租賃房屋，如果不行，他表示寧愿在軍艦上搭個帳篷。自然，領事館在帳篷里辦公是給上海道臺的抗議與難堪。對此宮慕久已有預案。

接下來找房子的過程有點喜劇性：當巴富爾一行憤憤然離開道臺衙門（其遺址在今金壇路35弄）時，有位紳士模樣的人主動前來打招呼，說他知道有處房子或許適合做領館，諸位不妨去看看。巴富爾等跟他到了西姚家弄敦春堂（遺址今為學院路四牌樓路路口東南角）。只見敦春堂有兩層樓高，上下52間房，紅木家具等齊備，后院還有口井。巴富爾對這座寬敞明亮、陳設華美的房子十分滿意，當即就與顧姓房東訂約，并付清年租金640銀兩。隨即，巴富爾報告英國駐華公使璞鼎查，13日將順利搬入西姚家弄的顧家大屋，[3]他稱贊宮慕久“溫文爾雅，思想開明”。英國領事館到1849年7月才從西姚家弄敦春堂遷往外灘。

宮慕久與巴富爾商議的第二件事是開埠和征稅。

中英雙方逐條對照貿易章程和稅則，以確認各項交易規則。為了行使國家主權，對外船征稅，宮慕久決定，立即在北門外洋涇浜以北的頭壩設立江海關的盤驗所，[4]以監管外輪，依法征稅，行駛主權。并指定了6位城實可信的商人代表江海關監督收受關稅，巴富爾也表示，海關稅費交納的銀兩標準平色已在領事館備案，英國商人可照此標準向指定的6家錢莊繳納稅費。[5]

經雙方議定，道光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江海關盤驗所于洋涇浜北岸（今延安東路外灘）正式建成，江海關盤驗所開征“夷稅”，[6]是上海正式開埠的中國官方標志。[7]關于17日開關征稅事，江蘇省巡撫孫善寶向皇帝上奏：“該道等已將驗貨收稅等事，照章妥辦?！?span style="color:#999999;">[8]

開埠后的一個半月中，就有7艘外國貨船進泊上海港，江海關即對其征收洋稅。外商們對宮慕久這位地方官表示滿意，認為開明公允的上海與廣州歷來橫征暴斂的舞弊形成鮮明對照。[9]

但對于鴉片走私，宮慕久并沒有留情，他就英國船違約輸運鴉片向巴富爾進行嚴正交涉，[10]在開埠的一個月里，江海關從3艘英船上共查獲鴉片120余箱。在宮慕久的壓力下，巴富爾不得不向上海的英國人發出告示：鴉片是“（清朝）法律禁止的商品，勢必會涉及大英帝國建立的誠信”。[11]

盤驗所開張后不久，宮慕久又在今漢口路外灘處圈定20多畝為盤驗所地基，準備將來建造“洋關”。到1846年，道臺宮慕久根據貿易不斷擴大的趨勢，將盤驗所升格為江海北關（其址即為外灘海關大樓），辦理洋商征稅事宜，俗稱新關。[12]原有海關改稱江海大關或江海常關（其址在今新開河路北側。小刀會暴動后被毀，海關移至同仁輔元堂下的救生局，今外馬路348號），辦理華商海船進出口稅務。

宮慕久與巴富爾商議的第三件事是確定外船的港區和停泊區。這件事雙方沒有什么爭議，在上海城廂東門外的江面上，停泊著數以千計的沙船，已經沒有什么空間建設新碼頭。所以雙方同意將外國船只的停泊區設置在蘇州河口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外灘），黃浦江自縣城（今南市）至吳淞口為港區。然后11月12日由英領事發布公告。

二

上海開埠后不久，就發生了一件有可能導致中外之間對抗的棘手事件。

1843年11月16日，美國“瓦爾帕拉索”號抵達上海。20日，該船的一名美國水手登岸在上海郊外打獵時，散彈槍擊中了在竹籬笆后面看熱鬧的兩名男孩，其中一人傷勢嚴重，上海民眾自然異常憤怒，這使得本地人對外國人之間關系趨于緊張。巴富爾立即將受傷的孩子送到英國哈勒醫生診治，在視力有所恢復的前提下，募捐200元錢，請道臺買了一塊地，以賠償傷者，同時制訂鳥槍管理條例，對打獵做出詳細規定。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1844年8月的某一天，上海同知和知縣給巴富爾送來一封信，歷數英國人種種出格的事情，表示本地政府抓捕了一名姚姓的中國教徒，這名教徒在鴉片戰爭時幫助英國人擔任翻譯。

當天晚上8時，氣勢洶洶的巴富爾派遣傳教士兼翻譯麥都思去衙門交涉，并要求姚某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得到釋放，否則領事將離滬回國。宮慕久做了讓步，姚某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一早6時，巴富爾又心急火燎地拜訪道臺，留下了一封備忘錄，要求同知和知縣道歉。對此，宮慕久回信示好。到下午3時，麥都思來到道臺衙門，希望得到道歉。到晚上9時，宮慕久將同知和知縣的信函做了修正，遣人送給了巴富爾。這封信使用了和緩的語氣，但沒有道歉。巴富爾收到了，當夜又寫回信給道臺，明確將關閉領事館走人。

宮慕久收到后立即研究。在凌晨1時回函送到了領事館，希望英方推遲作出決定。天亮后，巴富爾再次通知宮慕久，“維克森”號將于當日中午由上海開往舟山，他將隨船離開上海，并且不準備得到中國海關的允準，英軍將會予以協助。于是，英領館前的國旗降了下來。

在這劍拔弩張之際，宮慕久表示下午1時他將來拜會巴富爾。而巴富爾立即回復，來不及了，“維克森”號中午就會啟航。于是，宮慕久決定妥協，他立即從巡道街的道臺衙門起身，前往姚家弄的領事館拜會巴富爾，并拿著正在起草中的道歉信，表達了誠意。這時巴富爾也表示了退讓和理解，重新升起了英國國旗。不久，正式的道歉信送到了領事館，巴富爾表示接受。一場外交危機便結束了。[13]

以今人的立場觀之，巴富爾原是馬德拉斯炮兵部隊的上尉，生性強悍，咄咄逼人，是五大通商口岸首任領事中最缺乏外交經驗的。然宮慕久沉穩持重，委曲求全，以穩定、不破裂為目標，雙方的合作尚屬順利。

三

宮慕久認為，英國人強勢，中英一旦發生沖突，中方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退讓，所以采取“隔離”政策，力求減少接觸并避免中英之間的沖突。于是，一份新的文件送到了英國領事館，這就是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磋商后先由道臺發表，然后再由巴富爾用英文公布，從制度方面對華洋分處做了規定，租界內華人不得建房、租房，同時外商單戶租地面積也不能太大，更不可囤積土地或租而不用。歷史學家威廉·約翰斯頓教授指出：這位道臺與《上海土地章程》的簽訂有著更大的關系。

宮慕久與巴富爾簽訂的《上海土地章程》

宮慕久推行的“隔離”政策平穩展開，得到在滬外國人的認可。而同樣的政策卻在廣州、福州實施過程中引起了沖突。福建學政在比較“隔離政策”受挫的福州后，稱贊宮慕久為人為官正直、誠實、守信和儉樸。后來的大學者俞樾頌揚宮慕久的外交能力，使得英國人懇切而柔順。宮慕久也得到了上司江蘇巡撫孫善寶的肯定，驚嘆上海開埠“極為安靜”，贊揚他在辦理“夷務”方面獲的成就，是“實心可靠之員”。[14]于是，1847年宮慕久被提拔為江蘇按察使。

當然，宮慕久一定沒有想到，他設立租借地、將外國人圈在那里的設想，被外來者不斷突破底線，他們通過永租權而租地建房，并利用小刀會占領上?？h城之際，于1854年私自訂立新的《上海土地章程》，建立工部局，設置巡捕房，控制海關，最終成為完全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國中之國”。

在開埠的艱難時刻，宮慕久的理性、妥協、忍耐，審時度勢，完成了外國領事館的建立、外國商船到港貿易、清政府設關征收進口稅等程序。上海平穩開放這個良好的開端，對于這個城市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市面平靜，中外祥和，吸引了外國商人的到來。他們發現上海沒有陳腐管理體制，也沒有把持對外貿易的行會組織；上海已有的江南地區發達的商業貿易，已發展起了成熟的金融和信用制度，中外貿易隨即“接軌”。在1843年年底，怡和、仁記、義記、森和和顛地等洋行的英國人居住于上海，外灘出現了最初的洋房。到1846年，英國人增加到108人，是五大通商口岸中增長最快的城市。中英商人之間約定俗成的規則得以確定，貿易不斷發展，1844年9月，英國公使德庇時（Sir John F. Davis）考察上海后即預言：“上海地理位置的優越無比，地方當局的友好態度，駐滬領事的熱情投入，這一切都促成了這個口岸貿易的繁榮，有望在不久將來超越廣州?！?span style="color:#999999;">[15]不出數年，上海港超越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商港。

所以說，1843年11月17日，江海關自主設立盤驗所，行使主權向外國商船征收關稅，是上海成為通商口岸的起點。

（本文作者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1] 【英】蘭寧、庫壽齡著，朱華譯：《上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冊，第259頁。

[2] 【美】費正清著，牛貫杰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頁。

[3]【英】蘭寧、庫壽齡著，朱華譯：《上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冊，第257頁。

[4] 同治《上?？h志》，卷二。

[5] George Balfour, Shanghai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in 1843,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Vol.3, p.32.

[6] 《上海海關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7]【美】費正清著，牛貫杰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頁。

[8]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五冊，第2786頁。

[9]蘭寧、庫壽齡著，朱華譯：《上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冊，第259頁。

[10]【美】費正清著，牛貫杰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