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五市發放育兒補貼，如何緩解“生育難”？

8月末，浙江省衢州市常山縣發布《優化生育政策的若干措施（試行）》，推出了育兒補貼、托育補貼、初婚補貼、輔助生育補助等鼓勵生育的補助政策。至此，浙江省出臺生育補貼等財政激勵政策的地方達5個，成為全國實行生育補助政策的城市最多的省份。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根據網絡公開資料，整理了浙江5個城市的生育補助政策，表格如下。

制圖 周燕玲

從出臺生育補助政策的城市看：

除了杭州，浙江其余4個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在全省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人口外流或人口(全省)占比下降，也許是城市調整生育政策的一種考慮。

據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溫州的2020年常住人口全省占比14.83%，較2010年的16.76%下降近2個百分點；紹興2020年常住人口全省占比8.16%，而2010年為9.03%；衢州2020常住人口全省占比3.53%，低于2010年的3.90%；麗水在全省常住人口占比最小，2020年為3.88%，且比2010下降0.01%。

從生育補助政策的目標群體看：

政策對象主要為本地戶籍、二孩或三孩家庭，除了溫州將一孩家庭納入補助范圍。

在戶籍制下，地方財政仍以戶籍人口作為管理/服務對象。而政策主要面對二孩或三孩家庭，也有財政預算的考慮。對象覆蓋至一孩家庭的溫州，育兒補貼數額相對較低（一孩1000元/二孩2000元/三孩3000元），而在只激勵二、三孩家庭的城市，補貼數額更高（如常山縣為二孩、三孩3年補貼分別為15000、30000元），福利項目也更豐富。在一定預算計劃內，補貼力度和補貼范圍呈現反比。

但從激勵生育的角度，對一孩生育的政策性忽略可能不利于人口“基本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認為，中國一孩生育率從2019年的0.7下降至2022年的0.5，一孩生育的萎縮和推遲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各城市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均以現金補貼、補助（育兒、生育、托育等）為主，同時輔以居住、就學、交通和旅游福利。在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應對低生育率的政策：有效性如何？》（以下簡稱《報告》）中，這均屬于財政轉移現金補助一類。

《報告》指出，定期現金轉移補助對階段性生育率產生小而積極的影響，可能會影響人們的生育時間，但較難影響生育數量變動。一次性生育補助會使終身生育率有些許提高，但不太可能大規模地影響生育行為，且通常難以持續很長時間——該類政策在澳大利亞、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均最終叫停。即使是數額較大的現金補助，也只能覆蓋兒童撫育費用的一小部分，這類生育補助主要影響是教育程度較低或收入水平較低的人群。

從生育支持政策的內容看：

減緩生育率下降，必不可缺的舉措是廣泛、可及、高質量的托育服務，特別對于3歲以下幼兒的托育服務。

《報告》認為“良好兒童托育體制”對兒童托育質量、費用和開放時間三方面都有要求。這在瑞典、挪威顯著緩解了生育率的下降。另外，近年兒童托育擴張規模最大的國家是韓國，政府的兒童托育開支從2000年占GDP的 0.1%升至2014年的0.9%。

2019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健康委發布《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托育服務即3歲以下幼兒照料問題受到高度重視。

據官方數據，2020至2022年，中央預算內投資約20億元，帶動新增普惠托位20萬個。

總的來看，生育鼓勵政策強調對生育行為的直接刺激，但對家庭發展的環境制度支持還有欠缺。

生育支持不能“就生育談生育”，國際上應對生育率下降的許多政策實際上是“家庭支持”，因為生育問題背后大多實為家庭困境， 緩解生育難題需要從家庭、生育、甚至工作/就業、住房等多個社會經濟領域著手做長期的、制度性改善。

近期，日本擬增加育兒補貼以應對生育率下降。當地學者和民眾認為該催生舉措“短視”“只顧扔錢”“是一種不接地氣的措施”，忽視了民眾的“不安全感、恐懼和需求”。

在浙江部分城市的生育鼓勵政策中，結婚補貼也是一個新招，常山縣8月發布的生育政策措施提出初婚補貼，即“對于在該縣雙方均為初次結婚登記且女方年齡在25周歲及以下的夫婦（至少一方為常山戶籍的），給予1000元的獎勵。” 該舉措鼓勵女方早婚（25歲以前），可能基于早婚利于早育、早育利于多育的生育規律。但從家庭和個人健康角度，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前提條件是人格成熟、經濟獨立并能承擔養育責任。如果片面激勵早婚早育，未必有利于個體成長、家庭穩定和后代撫養。促生育，應當兼顧完善托育教育供給、開展家庭政策支持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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