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視的“白色交響曲”——繪畫之外的惠斯勒私宅設計

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3)以其對現代藝術的革命性理解和實踐而超越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維多利亞時代，惠斯勒秉持藝術與快樂應該統一的生活觀念，打造自己的時尚形象和市場地位，他與古德溫一起，作為反莫瑞斯的聯盟，以簡約的設計將中國和日本藝術的裝飾性概念融入私宅“白房子”的設計里，并漫延到生活環境中，表現整體性設計的和諧之美。19世紀60年代以來，白房子被視為倫敦藝術家住宅整體繁榮的代表之一，是倫敦現代藝術家們日益增長的專業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以美術史的研究視域，研究這座被稱為“白色交響曲”的物化空間的私域設計所承載的多元價值。

詹姆斯·惠斯勒自畫像

相比于惠斯勒的架上作品，他的裝飾藝術在研究領域中相對觸及較少。事實上，惠斯勒喜歡設計，通過對室內設計和展覽的創造性設計吸引大眾關注。19世紀70-80年代，當惠斯勒的藝術在英國市場中被認可，作為畫家和版畫師的他也參與到室內設計中，“白房子”即是他對私宅整體裝飾的綜合實踐。

一、標新立異的白房子

“這里幾乎是天堂，我們正在惠斯勒的工作室里塑造一個不可思議的生活……你好像置身于日本的長崎或者在中國頤和園，非常出色”。——方丹·拉圖爾對惠斯勒的工作室的觀后感（1864）

圖 1，惠斯勒白房子的原址，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館

惠斯勒與古德溫(Edward W.Godwin)設計的簡潔且充滿中日趣味的白房子坐落于歷史悠久的夏納步道上（圖1）。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和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是這個區域較早的居民。19世紀60年代的，商業發展促使新建筑的熱潮，河堤邊開始鋪設新的街道。19世紀末，幾乎整條街都被藝術家的房子和工作室所占據，其中大部分都是私人訂制。

圖 2，古德溫(1833- 1886)照片，約1880年，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館

1870年之前，惠斯勒已經對自己的工作室有了構想。據他的母親安娜說，他一直沒有找到一處合心意的房子，希望自己建一所。基于共同的收藏興趣和審美觀念，他委托古德溫(Edward W.Godwin)(圖2)在泰特街設計一套住宅兼工作室的房子，后來被稱為“白房子”。古德溫在倫敦邦德街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用于設計戲劇服裝和布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設計了一些最具革命性的建筑，比如惠斯勒白房子、美術協會的新入口等。古德溫去世之后，他的遺孀碧翠絲(Beatrix Whistler)在1888年與惠斯勒結婚。

1877年，惠斯勒和古德溫考察了在肯辛頓的梅爾伯里路(Melbury Road, Kensington)的菲爾德斯(Luck Fildes)的房子，購買了林賽街2號，也就是現在的夏納步道96號，即“白房子”（The White House）這是一棟三層聯排別墅，廚房和餐廳在一樓，二樓是客廳和工作室。它面對泰晤士河，河左邊是老巴特西大橋，河的右邊有克雷蒙花園(Cremorne)，他可以從樓上看河上的駁船、碼頭和行人。此后，惠斯勒在這里繪制了大量關于泰晤士河及附近風景。 

圖3（左），古德溫為惠斯勒設計白房子的正面圖，水彩、鋼筆和墨水，38.10×55.56 厘米，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圖4（右） ，古德溫為惠斯勒設計的白房子修正稿，1877-78，鋼筆和墨水，33.02×50.17厘米，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惠斯勒與古德溫對“白房子”的設計(圖3)在佛蘭德畫廊(Flemish gallery)進行了展示。這是古德溫為惠斯勒設計的第一份“白房子”的設計圖，未被都市工作委員會(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批準，委員會要求在墻面補充裝飾。古德溫抱怨說：“這不是哥特式，不是安妮女王式，也不是帕拉弟奧建筑風格式，在都市工作委員會面前可能是罪惡。白色磚上覆蓋著綠色的石板——對只信奉紅墻紅磚的現代信仰中，似乎是個異端......惠斯勒先生作為業主，古德溫先生作為設計者，必須要做好在拒絕簡約和創意的日子里被誤解的準備。”盡管不情愿，古德溫仍然對設計圖采取了修改，窗戶之間增加了雕塑。這種方式與他在法國海岸看到的德拉羅謝爾酒店相似，古德溫認為這種建筑具有“在思想和質量上都是完全健康和強大的，在細節上是精致和溫柔的”。然而，惠斯勒幾乎負擔不起雕刻家的費用，于是他以唯美主義為名，反抗都市工作委員會“不要迫使別人接受可能在幾個小時就完成的石匠工作”。最終，古德溫在白房子的大門處做了一些裝飾。前門開到人行道上，布置非常簡單（圖4）。古德溫說：“當我們討論把建筑視為純藝術的話，我們意指精致、優雅、高貴。這些品質在希臘模塑中可以追尋。在惠斯勒房子的波特蘭石入口，可以看出我努力表現這種想法”。作為反莫瑞斯的聯盟——惠斯勒和古德溫并沒有選擇來源于中世紀表現道德和表達自然的素材，而是通過色彩和空間設計出具有異國情調的風格。

盡管白房子的外部受制于委員會的管理，但房子的內飾是古德溫和惠斯勒自由發揮的地方。底層工作室的棉質墻顏色是赭石紅，檐口裝飾著古典圖樣局部，在瓷磚壁爐上加寬了淺拱(圖5)。

圖5，古德溫，《切爾西惠斯勒的家與工作室》(惠斯勒在壁爐前)，1878年12月6日，石版畫，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圖 6，惠斯勒的“白房子”原貌照片，泰特街，1878 年，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館

當白房子(圖6)在1878年4月落成時，花費大約1910鎊。按照當時的規定，房子外部需要增加裝飾，追加了約816英鎊。最終，白房子在20世紀60年代被拆毀。

二、青花瓷色調的外觀

惠斯勒說：“正如音樂是聲音的詩歌，繪畫是視覺的詩歌”。

古德溫說：“一座建筑對我來說，是一幅畫家的畫，或者是一首詩人的詩”。

新藝術風格的建筑師和設計師恩代爾(August Endell)攻擊了過時的歷史主義，推動音樂作為新風格的典范，“形式喚起靈魂，如同音樂一直能夠做到的那樣深刻”。杜蘭迪認為惠斯勒就是榜樣，即建立一個統一的有機結合中的輕盈、親密和隱私的室內空間。

白色是惠斯勒和古德溫共同定下的房子主色調。白色的墻面與灰藍色的門窗，就像惠斯勒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在他的“白色交響曲”系列畫呈現的那樣，白房子的主調是白色，白色是青花瓷的底色，雖然不確定這種配色是否直接來源于青花瓷，從惠斯勒對青花瓷有長時間的臨摹看，足以說明他對于“青”與“白”所構成的空間感和藝術效果或許有些領悟。“青”與“白”看起來只是兩種主色調，卻能幻化成多彩的空間，在虛實之間表現出在至純至簡中的深刻內涵。基于對中國和日本的藝術熱愛，惠斯勒的設計靈感也與此相關。中國，代表田園般的伊甸園，惠斯勒期望與粗俗和污穢的倫敦工業社會分離，這種設計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如惠斯勒的母親安娜所觀察到的那樣，藝術家“畫墻壁和天花板，就像油畫一樣”。

在本世紀中葉，白色的房子就像豪宅一樣，事實上，設計師覺得白色顯得太閃亮了。當大多數的房子擁擠在一起，白色的房子在其中閃閃發光。他們希望房子融合于周邊風景，成為畫面的一個元素，而非獨自站在鎂光燈下。閃亮如白房子，惠斯勒從來沒有想融入他所在的社區中，反而他要使用這種視覺上的獨特來引人注目，在他的紅磚鄰居當中，白房子發著耀眼迥異的光。對于惠斯勒的時代來說，如果希臘和哥特式的建筑作為祖先，那么白房子的設計在當時則代表未來。

三、中國和日本趣味的內飾

“現在，我的......房間。它們本身如畫。”——惠斯勒(1881)

19世紀末期，新藝術的推崇者秉持“總體藝術”的觀念，家具作為室內設計的一部分，要求風格樣式和材料的同一性。拉維(James Laver)說：“是惠斯勒帶來日本的潮流影響，為改變室內裝飾和為審美運動增添色彩，并對美學運動產生影響”。惠斯勒于1859年搬到倫敦時，他帶去了自己在法國收藏的浮世繪和青花瓷，在接下去的幾年間，他穿梭于英法之間，把在巴黎購買的榻榻米、瓷器、漆器、屏風等帶到了英國的住所。惠斯勒的母親抵達惠斯勒的居所時，發現屋子里擺滿了日本的扇子、版畫和屏風。從1862年倫敦的國際博覽會后，對中國和日本藝術品的熱愛之情，從巴黎傳到了倫敦的藝術圈。古德溫和惠斯勒在室內裝飾方面選擇了折中，房間里既有巴洛克式的瓷器柜，柜子里有來自中國和日本的陶瓷，墻上掛著日本的卷軸。1879年5月，惠斯勒在切爾西的家中出售家具(圖7)。在廣告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櫥柜和南京瓷器被列位在顯著的位置。

圖7，惠斯勒的白房子及收藏的拍賣廣告，1879 年5月13日，美國國會圖書館

惠斯勒的工作室相對來說是簡樸的。白房子內的家具由一張桌子、幾把大矮椅和一套沙發組成。他在墻壁上懸掛浮世繪印刷品。相比于中國青花瓷，日本的浮世繪等價格更加低廉，適合室內裝修。康威(M.D.Conway)于1874年在哈珀的“新月刊”上撰文指出惠斯勒的餐廳里幾個屏風。伊麗莎白和彭奈爾在他們的兩本出版物中都提到了惠斯勒在林賽街第二號的中國床，他們注意到惠斯勒“睡在一張巨大的中國床上”。這架被明確記載的中國床后來不見蹤影，彭內爾夫婦認為大概是因為破產后是被人收買走了。在“惠斯勒通訊”中，他們寫道：“弗利爾先生最近在一家出售古物的商店里遇到了一張屬于惠斯勒的中國床，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惠斯勒與古德溫的遺孀碧翠絲結婚后，古德溫生前設計的家具自然出現在惠斯勒的家中。古德溫經常使用黃銅、桃花心木和鍍金，所設計家具的視覺吸引力源自“完美的手工藝和結構性元素的設計。它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不對稱，這是遠東藝術及設計中的特有元素。”古德溫在1877年9月為克拉夫頓街(Crafton Street)的家具經銷商瓦特(William Watt)設計了一個帶有架子的櫥柜，是為了參加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而制作。在古德溫的建議下，惠斯勒給所有貨架后面的面板添加了彩繪裝飾。這件有著多斗和側翼的櫥柜見證了建筑師與畫家的親密合作，被惠斯勒命名為《黃色與金色的和聲：蝴蝶櫥柜》(1877-78)(圖8-9)。1878年巴黎世博會，利伯蒂公司(Liberty and Co.)征借了這件櫥柜并成為了瓦特展位的榮譽展示(圖10)。《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的喬治·沃什伯恩·斯莫利(George Washburn Smalley)描述對這件家具的觀感：“在黃墻的映襯下，有一個煙囪形的櫥柜，里面的木頭，和房間里所有的木頭一樣，是淡黃色的桃花心木。壁爐與櫥柜的正面齊平，前面鑲著鍍金的金屬條，下面是架子和檐口。架子上放著一層淺硫磚，上面放著一個柜子，柜子的兩旁有透明的玻璃和三角形的敞開的壁龕，上面放著一些卡加瓷器，這些瓷器的特點是紅色；爐架的框架；磨光鋼制的欄桿；擋板也是一樣。黃色在黃色上，金色在金色上，到處都是”。針對惠斯勒在櫥柜上面的畫，他繼續描述：“孔雀又出現了，它的眼睛和胸羽……羽毛是純金的，大膽而柔和地放在金色的墻壁上。桌腿的腳尖上有黃銅，在黃褐色的桌腳上休息，白色的天鵝絨，顏色比黃色的條紋要深。沙發的框架里有一絲日本人的黃色條紋，貫穿整個房間”。 

圖8（左），古德溫與惠斯勒合作的《黃色與金色的和聲：蝴蝶櫥柜》，1877-78年，桃花心木、黃銅與玻璃，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館

圖9（中），惠斯勒在櫥柜面板上繪制了大量金色與黃色的蝴蝶/云朵和云團

圖10（右），《黃色與金色的和聲：蝴蝶櫥柜》展覽在878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

惠斯勒用金色的顏料在櫥柜上做裝飾，這種形式與中國的黑漆描金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處。“漆器”即是用漆涂在日常及工藝品、美術品上的器具，是中國古代在化學工藝及工藝美術方面的重要發明，從新石器時代起就出現了。中國和日本漆器曾作為家具出口歐洲，日本漆器家具的技術來源于中國，惠斯勒在櫥柜上直接用顏料畫畫，也許是觀察到了中國或日本漆器家具上“描金”的表現。描金技法對于惠斯勒或古德溫來說也許是陌生的，但這件家具表明他們大概見過漆器的屏風或家具，并得到啟示。在他的時代，歐洲人并未掌握漆器家具制作的工藝，因此19世紀漆器家具，是合作而成，即“不少富裕人士先把家具木胎做好，不遠萬里運到中國，由中國工匠髹漆彩繪，再用船運送回法國，這樣一件家具從動工到完成，起碼要花上一年時間”。相比來說，古德溫與惠斯勒完成的這件家具在制作工藝要簡單的多，以其外形類似于漆器描金工藝和相對價廉的優勢，吸引中產階級購買。

除了白上畫白，惠斯勒也善于在黃上畫黃，金上畫金。據說惠斯勒最喜歡的顏色是“檸檬黃、安特衛普藍和蘋果綠”②。惠斯勒在一幅水粉畫(圖11)中表現了他對黃色的喜愛，水粉畫中的女子是他的情人莫德·富蘭克林。這間“黃色”公寓是羅伯特·W·艾德思(Robert W.Edis)設計，艾德思是《家具和聯棟別墅裝飾》的作者。黃色的墻壁、黃色的壁爐、甚至黃色的椅子，這與惠斯勒的《白色交響曲》系列有極為相似的地方：首先，顯示色調微妙變化的控制力。其次，除了作為主色調的黃色，畫面上出現幾點關鍵的“藍色”，即鏡子上插著的日本團扇、面板有最右邊的青花瓷和壁爐里的紙傘顯得尤為耀眼。

圖 11 ，惠斯勒，《黃色房間》，1883-84年，水彩與水粉畫，23.5×16.5 厘米，私人收藏

惠斯勒夫婦還專門為瓷器柜的設計做了一些草稿(圖12)。碧翠絲與兩位藝術家有著共同的愛好，她曾經畫過三十幅日本風格的油畫和素描等，其中一些作為新年賀卡，另外一些作為家具的裝飾面板。惠斯勒夫婦于1892年移居到巴黎第七區的公寓。盡管身在異國他鄉，惠斯勒一如既往要求房間色調和諧感，他花了很多精力在室內裝飾上——玄關的墻壁是白與藍色，墻上掛著他的畫，特意選取的是藍色調的作品，室內的家具簡而優雅，天花板掛著一只日式鳥籠，里面放著花，下面有青花瓷盤承接。

圖 12，瓷器柜草稿， 速寫本的封面內頁， 格拉斯哥亨廷瑞恩博物館

四、承載多元功能的私域風格

工業革命發展加之城市勞動力工業化，將公共和私人空間分開來。作為私人領域的房子與公共領域不同，承載著對日常生活的反思和解讀。惠斯勒的創新內飾體現前衛藝術界和新興中產階級的“美學”家庭空間。

隨著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興起，民眾對藝術產品的購買力增加，藝術家的工作室隨之建立并逐漸發展為國際化和引領時尚的地方。雜志和報紙也追隨藝術家的展覽并給與評論的回聲。19世紀50—60年代的藝術熱潮促使藝術家社會地位的提升。藝術家的居所表現了其生活和工作的紳士地位。藝術家的工作室既是合適的工作場所，也可以作為娛樂室、舉辦酒會和沙龍。正如喬治(George D.Leslie)所說：“許多成功的藝術家能在圣約翰伍德、肯辛頓、漢普斯特德和其他郊區的房子里買了帶有花園的房子，在那里他們自己建造了大而繁華的工作室，在‘周日秀’里，時尚的人們簇擁在房間里。但在工作日里，這些藝術家和他們的模特在空蕩蕩的房間中，在我看來，似乎是沮喪的”。居住者與房屋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映照的，在19世紀的小說中反復出現。“現代生活”把家庭舞臺作為當代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主義者所追求的生活體驗。

如那些富裕的藝術家的生活一樣，惠斯勒也熱衷優雅舒適的生活，在經濟情況好轉后，他從衣著到聚會排場上都盡力表現藝術趣味。惠斯勒于19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主持周日晚宴，意在聯絡與經銷商和收藏家的關系，在1877年的最后四個月中，他至少主持了27場晚宴。他曾說：“我難道不是第一個提供白色和黃色的午餐嗎？這個創意被到處模仿”。1889年5月6日，他手書的晚餐菜單上詳細介紹了包括秋葵湯在內的六道美式菜肴；從蟹肉沙拉和烤鴿到咖啡和香煙(圖13)①。在19世紀80年代，白房子為許多訪客激發靈感。不僅以其新藝術設計聞名，更以舉辦其中的“周日晚宴”為名，成為倫敦藝術愛好者的社交中心。謝里丹·福特(Sheridan Ford)回憶在惠斯勒的白房子中“難忘的晚餐”，惠斯勒力求私人居所達到一種完整的美，從綠松石色的大門到青花瓷花瓶中的細長的花束，力求色調的統一。有段時間，王爾德與惠斯勒總是出入成雙。王爾德《道林·格雷》的靈感也許來自于惠斯勒的畫室(圖14)。 

圖 13（左），惠斯勒為西奧多·魯塞爾手寫的菜譜，1889 年 5 月 6 日，私人收藏

圖 14（右），惠斯勒的第一間畫室，林賽街 7號，切爾西，1865 年，《惠斯勒日記》

惠斯勒的白房子在維多利亞時代建筑叢中可謂是激進的藝術作品。出于對自己作品完全控制的渴望，惠斯勒對色彩和諧的探索，對裝飾氛圍的要求，惠斯勒與古德溫將自己的藝術思想實踐于白房子的設計中，從外到內的整體性表現，彰顯了惠斯勒的個性品味。白房子使惠斯勒意識到私域藝術是一種自我表現的形式，作為私域文化的領域，在意識形態上擺脫了公民場所的動蕩和不穩定的避難所，這所私宅體現了藝術家身份的自我彰顯，藝術創作的布景選材和藝術交往的社交展館等多種價值，是藝術家和建筑師合力對唯美主義與中日趣味融合的重要創新，預示早期現代主義的設計趨向。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博士，原文標題為《可視的“白色交響曲”——以19世紀藝術家惠斯勒私宅的整體性設計為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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