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稅鑒》：為什么稅收能成為走出歷史迷霧的線索？

《天下稅鑒》，姚軒鴿 著，九州出版社2023版

在希臘神話中，英雄忒修斯借助于阿里阿德涅公主給的線球，順利地逃出了迷宮。

在集歷史事件與文學元素、融專業(yè)與情感的新作《天下稅鑒》中，作者姚軒鴿先生也給了我們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線，用來穿透過往深重歷史所形成的迷霧。

這根阿里阿德涅之線就是“稅收”。

姚軒鴿先生告訴我們，“不懂稅收也就參不透歷史”（第3頁）。通過稅收這一線索，《天下稅鑒》為我們揭示了眾多歷史事件（美國南北戰(zhàn)爭、法國大革命、那不勒斯起義、蘇格蘭鬧獨立、西夏王朝興衰、隋代二世而亡等等）的背后原因，評價了諸多歷史人物（晉靈公、孫武、王安石、朱元璋、愛爾維修、梭羅等等）的功過得失，將通俗易懂的文字呈現出的歷史事件串成了留有余香的美文，把縱橫八萬里、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經驗鑄為可知興替的鏡子。

為什么稅收能成為走出歷史迷霧的線索？為什么稅史能成為姚軒鴿先生所肯定的稅鑒？我想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天下稅鑒》一書所反復強調的“稅痛”。正如姚軒鴿先生所說，“從賦稅的角度翻閱浩繁的中國傳統(tǒng)詩歌檔案，除了風花雪月和壯志豪情，讓我們感受最深的還有專制賦稅體制下勞苦大眾的悲泣與控訴”（第58頁）。

征稅會帶來稅痛，因此納稅人反抗稅痛、征稅者應對稅痛，由這樣的過程構成的稅史，就成為整個歷史過程中特別重要的一部分；減輕或者化解稅痛，也成為一個國家從傳統(tǒng)專制走向現代民主的強大動力。在書中，姚軒鴿先生借用了大革命前夕的具體人物稅官倫理學家愛爾維修，來感受第三等級人民的現實疼痛和迫切需求，并說明在苦悶和窒息的現實中所蘊藏著的革命生機和未來出路（第123頁）。

對于稅痛，從稅收治理的角度看，如何減輕甚至化解？《天下稅鑒》一書至少為我們揭示了三條道路：減稅；制造幻覺；實行民主。

通過減稅來降低稅痛是我們熟知的歷史。正像我們解讀中國歷代王朝興衰時注意到的那樣，抗稅—減稅—加稅—再抗稅，構成了中國古代史上惡性循環(huán)的周期。姚軒鴿先生在書中為我們描述了大量的歷史事件，像中國的免稅碑、埃及的羅塞塔石碑，說明了納稅人因稅痛而發(fā)起反抗，統(tǒng)治者因為抗稅行為的存在或者為了消除可能的抗稅而不斷地實施減稅。

就古代統(tǒng)治者來說，減稅往往是對憤怒的納稅人采取的撫慰行為；而現代的減稅行動，更多地考慮到了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因為在理論上更高的稅率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無謂損失，書中提到的拉弗曲線就是這么認為的。不過，通過減稅來降低稅痛是有限的，畢竟國用總要花錢，公共需要對稅收的要求是無可厚非的，姚軒鴿先生在書中還強調了拉弗曲線自有的局限。于是，在抗稅的威脅被逐漸淡忘之際，加稅總是隨之而來。減稅與加稅的循環(huán)，一再地重演。

能不能通過制造某種幻覺，讓納稅人感覺不到稅痛或者至少大大地減輕他們的稅痛？《天下稅鑒》中說到的王安石變法，就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理財術為旗幟，嘗試著在不引起稅痛的前提下增加財政收入。王安石變法至少提供了三條思路：

一是像“農田水利法”顯示的，通過生產的發(fā)展來消解稅收或至少緩解稅痛的感覺，這在現代稅收轉嫁理論中被稱為“消轉”，即讓稅收負擔消失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

二是像“免役法”所體現出來的，用自愿的交易過程來掩蓋征稅的實質并由此降低稅痛感，從桑弘羊以來直至清末實行的鹽業(yè)專賣都是在用商品的自愿買賣掩蓋征收人頭稅的事實，而今天所有的消費稅也都屬于此類；

三是在“青苗法”中體現出來的由官府出面舉辦工商業(yè)、從事金融活動，即用來自國有企業(yè)的利潤來減少財政征收的必要并因此降低稅痛。

此外，還有兩個減輕稅痛的辦法，在歷史上出現過但在當代才發(fā)展到極致：一個是用貨幣創(chuàng)造而非強制征收的方法來獲取財政收入（即通貨膨脹收入），另一個是用發(fā)行債券的方式來獲得收入并讓民眾有資產在握的感覺。

事實上，通貨膨脹收入和公債收入經常是一回事，即政府通過創(chuàng)造貨幣的方式來歸還公債。通過制造幻覺來減輕稅痛，在歷史上曾經被明眼人一再尖銳地指出，比如司馬光就批評王安石的理財之術說，那不過是“頭會箕斂”（按人頭收稅）罷了。但是無論古今，征稅者總是變著花樣地玩弄以上方法來制造幻覺，視其為“拔鵝毛少讓鵝叫”的稅收藝術；而有意思的是，納稅人也往往默許甚至縱容財政幻覺的發(fā)生。但我們都知道，幻覺就是幻覺，它并不能真正地減輕稅痛。

《天下稅鑒》中提到的盧梭、愛爾維修、潘恩等民主思想家，提供了又一條減輕甚至化解稅痛的方法，那就是實行民主。就是說，讓民眾對自己征稅、自行決定稅收的使用。

一個在意體重的人，可能會強制自己“管住嘴，邁開腿”?！肮茏∽?，邁開腿”帶來的痛苦，是關心身體健康的人必然接受的；這種對自我的“強制”，也被思想家們認定為“唯一合法的強制”。在稅收領域，只有讓征稅者與納稅人成為“一人”，即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強制”地對自己征稅并用于公共服務，才真正合法。這樣的稅痛是納稅人必須承受的代價，并因此真正的最小化。

那么，如何才算是“對自己征稅”？盧梭的意思是，政府征稅必須服從所有民眾（包括普通人在內）表達出的公意，即由公意來決定稅收的籌集，并為民眾的共同福利運用稅收。那么，什么是公意？什么是共同福利？民主制度的現實運行發(fā)現，并不存在全體人民都同意或者可用合理論證的力量使人民都同意的獨一無二的共同福利，并由此形成公意；對于不同的個人和集團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東西，也因此不存在客觀可見的公意。

共同福利的實現與公意的體現，必然是用嚴格的、競爭性的普選程序產生一部分代表組成代議機構，并在代議機構中競爭性決定征稅法令與用稅項目，而實際行使征稅權的政府也時刻處于這樣的代議機構監(jiān)督下。只有這樣的民主過程，才最有可能接近民眾對自己征稅，也才最大可能地減輕稅痛。

總之，運用“稅收”這根阿里阿德涅之線，姚軒鴿先生帶著我們穿過了歷史的迷霧。從稅痛入手，《天下稅鑒》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連續(xù)性，體會到梅特蘭所說的“歷史是一張無接縫的網”，在此可以感嘆歷史的循環(huán)與重復。從稅痛入手，《天下稅鑒》也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巨大斷裂，知道在傳統(tǒng)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qū)別，那就是必須實行民主制度，實現民眾對自己征稅，這是最大可能減輕稅痛的根本辦法。因此，作為稅收研究者，我們既要體會納稅人自古及今的稅痛，學習減輕稅痛的辦法，更應該認識到古今之別，更多地“遵從人道自由最高道德原則”（第9頁），將民主原則奉為稅收治理的根本。

（作者劉守剛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財政政治學、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代表著作有《何以帝國：從財政視角再看中華史》《國家的財政面相》《打開現代：國家轉型的財政政治》《財政中國三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