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遲暮，公益撈尸隊還能撈多久？

人在極度悲傷的時候，首先失去的是說話的能力。

2017年7月28日，晚上7點的惠州，天色暗了下來。一個挺著大肚腩的男人，焦急地望著黃沙水庫。看似平靜的水面可以在一瞬之間吞噬一個生命，水面上下便是陰陽兩隔。不一會，一個青年人被推上了岸邊，面朝下。大肚腩男人立馬撲上去。摸著親人已經僵硬的肢體，他似乎想表達些什么。然而，從他口里出來的只有“啊”的一聲。突然間，這個大肚腩男人跳進水庫里。還在水里的趙喜昌，對隊員大喊一聲：“把他扶上來。”

這些場景對趙喜昌來說并不陌生。作為惠州市義務救撈隊的創始人和隊長；他和他的團隊靠著游泳圈、繩子、鉤子和各式自制的工具，將433個人帶回岸上；除了救活的63人，剩下的就是370個陰陽相隔的悲劇。

趙喜昌的救撈隊在惠州幾乎無人不知，拿下各種道德模范獎項的他也是惠州名人。惠州中小學生都明白——那個無論春夏秋冬都穿著拖鞋的老頭是救撈隊隊長。“同學們猜，我為什么穿拖鞋？”這是趙喜昌每到一個學校宣傳防溺水知識的經典開場白。久而久之，學生也明白，這是他隨時準備跳下水救人，長年形成的習慣。

九年前成立的惠州義務救撈隊目前共有6人。這支救撈隊里年紀最大的是62歲的趙喜昌，最小的是37歲的馬迎濤，平均年齡50歲。

媒體的報道讓這支隊伍收獲了名聲和眾望。但是，現實的問題依舊如大山般壓在它身上。

誰不怕？

2005年，趙喜昌在惠州工作的女兒跟黑龍江老家的父親說，惠州的天氣暖和，適合頤養天年。趙喜昌年輕時在雷鋒團當工程兵，退役時帶了一身傷。“我當時是五級傷殘軍人，坐公交車那是免費的！”斜靠在沙發上的趙喜昌指著自己腳上的疤說道。他的雙腳腳背一高一矮，右腳拱起，看上去有點畸形。而由于腰椎壓縮性骨折，他難以坐直。

讓蘇東坡長嘆“不辭長做嶺南人”的惠州確實是一個養老的好地方。趙喜昌來惠頤養天年的悠閑日子卻在2008年停頓。

2008年夏天，趙喜昌在東江沙里游泳。突然，他的女婿發現有兩個小孩在水中撲騰。在部隊中鍛煉過水性的趙喜昌連忙朝孩子游去。可是，此刻平靜的江水就像一雙魔力的手，將孩子困住，一步一步拉入河床。趙喜昌朝在江面撲騰，尋找孩子的蹤影。然而，和江水的爭奪終是不自量力。最后，趙喜昌的女婿和一個漁民救上一個小孩，另一個則溺亡沉底，過了兩三天才飄上來。“那時候咱也不懂怎么撈，要擱現在那小孩死不了。”趙喜昌嘆息道。

在河流廣布的城市，每年暑假都有52至76個學生溺亡。這件事之后，趙喜昌萌生了義務救撈的想法。

他跑去公安局，希望公安局能夠給他連線，讓他能夠跟隨到出事的水域展開救撈活動。“那時候，公安局哪里認識你。”趙喜昌說道，“他們讓我去找一個組織，找組織掛靠。”趙喜昌找到了心連心公益協會。其聯絡組織惠州市志愿服務聯合會聽到趙喜昌想法，嚇壞了，“這出了事，誰負責啊？”領導讓趙喜昌回去等通知。過了幾天志愿服務聯合會告訴他，可以掛靠在心連心公益協會；但是趙喜昌得簽下保證書——他必須自己負責自己的生命安全。

這份保證書，后來被誤傳為趙喜昌和公安局的生死狀。2008年，救撈隊“名正言順”地成立了。隊里一共兩人——趙喜昌和李林。李林是試圖救起那個溺亡孩子的另一個游泳者，2015年因病去世。去世后，還捐獻了遺體。

保證書寫完，報備上公安局。這個兩人的隊伍接入了公安的110報警系統。一旦有人報警有人溺亡，信息將會發給相應轄區的派出所、消防隊和趙喜昌的隊伍。

趙喜昌打撈第一具尸體的時候，他也害怕，“我就想，這個小孩就是我的一樣，我得找出來。要不這么想，下水一步也不敢走。”而坐在一旁的副隊長閆偉，搖了搖頭，“誰不怕？”救撈隊成立9年，陸陸續續不少人報名加入，然而最終留下的只有這6個隊員。

害怕的不僅是隊員，還有他們的家人。

閆偉2012年加入救撈隊。其妻子一直阻攔，甚至打電話給趙喜昌，請他阻止丈夫執行任務。某次凌晨，閆偉執行完任務才偷偷回家，但還是被妻子撞見。妻子問他去哪里了，閆偉支支吾吾，說不出話。

妻子打電話問趙喜昌，閆偉晚上是不是又去撈人了。趙喜昌連忙否認。

“趙大哥，你別騙我了。看他回來那個死樣，我就知道了。”

這件事成為閆偉和妻子之間的隔閡。不久，閆偉和妻子離婚。

“好人難做”

趙喜昌在成立義務救撈隊的時候，就定下一個規則——救人也罷，打撈尸體也罷，一分錢都不能收。打的去現場，他有時甚至需要倒貼車費。然而，即便如此，趙喜昌在2008年至2012年間受了不少委屈。

剛開始很多溺水者家屬不認識，以為他是公安局的人，抱怨他來太晚，揪著領子罵“死的不是你家人”。他的出現也斷了某些商業撈尸隊的財路。通常，打撈一具尸體，家屬需要支付上萬元的費用。“這些人嘴上跟我說沒關系。但是心里還恨。”思索片刻后，他又補充道，“打撈尸體還是可以收費的，但是不能這么貴。”

有的時候，出事的水庫遠離市區，打不到車，趙喜昌只能讓現場有關部門的同志幫忙把自己捎回去。“一次，我問那個干部能不能送我回去。那個干部說行吧，然后讓我在樹下等他。”趙喜昌回憶道。

盛夏的惠州，太陽異常毒辣。剛撈完尸體的趙喜昌在外等了很久，這位同志怎么還不出來？等啊等，直到干部叼著一根牙簽，邊剔牙邊走出來趙喜昌才恍然大悟，在他焦躁地等待時，干部在屋里吃了飯。

“前幾年，他們不會給隊員準備水和飯。”心連心公益協會的秘書嚴怡斐語氣有些不快，“他們只能夠吃剩飯。”

趙喜昌也回憶，有時候太口渴，看湖水還算清澈，便喝幾口。即便他知道，水下面的某處有一具尸體。

“我們只能說是某些基層警員的素質不高，總有一次兩次這種情況。”這幾年接受過無數媒體的采訪，趙喜昌明白說話的分寸。而在一旁的閆偉坐不住了，“哪里是一次兩次，幾乎是每次。你看你上次被氣的。”聽到這句話，趙喜昌的笑容消失。

救撈隊一共執行了600多次任務。幾乎下水的工作都自動劃給了救撈隊——從原本屬于公安責任的碎尸、兇器打撈到市民手機打撈，他們一接到請求，都立馬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零八條規定，“偵查人員對于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應當進行勘驗或者檢查”。

研究社會組織專業化的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雷杰認為，救撈是政府責任，如果政府自己不辦，也可以通過扶持讓社會組織開展救撈。

但是尸體打撈恰處于其中的灰色地帶——溺水者被發現時往往已身亡，情形不能算危難；且溺水者大部分是游泳、醉酒、自殺身亡，與犯罪無關，撈尸只是按照世俗，讓逝者入土前的必要步驟。

其他沒有公益救撈隊的地方，落水的亡者被不同的組織帶上岸。在廣州，海中的尸體打撈由交通運輸部廣州打撈局負責。廣州打撈局是國家事業單位，裝備有國家投資，經費自收自支。而河湖水庫中的，只能依靠商業打撈隊了。

“我們原本應該是輔助的，現在卻成了職業的了。”閆偉搖了搖頭說道。

“你們是志愿者，為什么還要收錢？”

“既然組織已將自己定位為非營利性質，那么確實不適合采取商業性收費。和大多數公益組織一樣，他們也可以從公共部門、基金會、或者公眾這幾個渠道去募款。”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許怡更多從公益組織本身去理解救撈隊的行為，“當然，等他們做的比較有口碑和影響力了，應該也可以透過爭取實現政府購買服務。”

救撈隊和政府的關系“還算不錯”。2017年惠州政府投資400萬為救撈隊打造了一部舞臺劇《一縷陽光》，展現了救撈隊前后7名隊員的生平，演員都是國家一級演員。鑒于趙喜昌的威望，政府常常讓他充當政府和不滿政府工作的溺亡者家屬之間的調解人。對于救撈隊的成員，政府出資讓他們前往湛江接受潛水員培訓。

然而，這些并不能解決心連心公益協會面臨的財務窘境。救撈隊的日常運作需要大約每年50至60萬的經費，整個協會每年的開支約有90萬，其中包括三位全職秘書的工資。由于頻繁出去執行任務，心連心還給予每位救撈隊隊員每月一到兩千元的生活補貼。

這些經費來源于企業的捐贈。趙喜昌笑稱，自己就像在化緣，用善行去感動企業家。有保險公司免費為隊員們上了意外保險。“就仗著保險公司給我免費保，不保這不得自己拿錢哪？”閆偉說道，他頭上縫了五針的傷口還隱隱泛紅。另有一家企業給他們捐贈了一部面包車，通體漆黃，車頭印著大大的雷鋒像。正是這部車讓他們不再依賴電動自行車或打車趕赴現場。

企業的捐贈是極其不穩定的，他們必須找到更可靠的收入來源。為了獲得經費，心連心不斷參加省市政府社會服務創新項目的申請和評比。如果被評上，心連心能獲得三五千的支持。前提是，他們需要打敗惠州市其余四千多個公益組織。

為了創收，他們在中小學開展的義務宣講自2015年開始收費。每次演講的收費是兩千元。團中央和教育部聯合下達紅頭文件向各學校推薦心連心的防溺水宣傳教育。“宣傳是很有作用的。2012年前每個暑假惠州最少52個，最多有76個學生溺亡，我們宣傳工作開展后，2015年只有12個，2016年是10個，2017年是9個。”閆偉說道。可是聽過講座的學校并不會再次邀請，宣講的收入也并不穩定。

年關將近，心連心的資金又難以支撐了。“還記得上次我們半年沒有發工資嗎？”嚴秘書對趙喜昌說道，語氣帶著一絲調侃，倒有一番苦中作樂的味道。

心連心將穩定收入的期盼放在了政府購買上。惠州市人大代表林建靜已將提案上交至人大，林建靜表示，提案由文件轉成了建議，具體能落實多少都還未知。

“可能是不好聽吧。”趙喜昌猜測道，“惠州在評文明城市，養了一支撈尸體的隊不好聽。公安面子上也掛不住。”停了片刻，趙喜昌帶著一絲自豪的表情說道，“水淺還行，公安能撈上來；但是水深的地方他們就干瞪眼，最后還得指望我老趙頭。”

多年頻繁的執行任務，趙喜昌和他的團隊積累了大量公安和消防沒有的經驗。水底哪里深，哪里淺，他們比誰都清楚。那輛黃色的救撈隊面包車上，裝滿了潛水衣、氧氣瓶、繩子網兜等工具。趙喜昌拿出了自己發明——撈尸專用的鉤子。殘舊的紅茶罐被剪開了一個口子，里面放著一串鏈接起來的鉤子，每個鉤子下面掛著一塊打磨精細的小石頭。趙喜昌解釋道，小石頭可以沉底，把鉤子拉到河床上方幾厘米，剛好是尸體一般所在的位置，又不會勾住河床的淤泥和石塊。“鉤到不同物體的感覺是不一樣的。”趙喜昌說道。

陽光下，鉤子泛著光，那些它們曾經嵌入過的軀體和衣物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只有隱隱的咸腥味從車內飄出。可是無論尸體是完好或殘缺，新鮮或腐敗，對于救撈隊來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讓溺亡的人帶著最后的尊嚴回到岸上——他們本應棲息的地方。

電視劇《河神》講述的是民國天津撈尸隊的故事。這部劇在結束也沒有告訴觀眾，那些隊員最終的歸宿在哪里。生活和電視劇終是不同的，趙喜昌不得不考慮，滿墻的錦旗在他老得動不了的時候，該出現在哪里。博物館嗎？

文丨陳曉蓓 聶遠格 郭佳靈

編輯丨孔令旖

排版丨黃盈佳

本文原載于中山大學學生媒體“布谷島”，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