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的溫度｜一個韓國失信債務人眼中的張國榮之死

“聽說張國榮自殺了？”

當“我”忍受著刺鼻的煙味，在網吧的電腦上，收到離異的女網友發來的這條消息，第一反應是不愿意相信。可能是謠言。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說不定張國榮第二天就會召開新聞發布會辟謠。

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與我連接在一起的世界風平浪靜，靜悄悄的。然而，在這個世界之外，卻有一位外國演員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是韓國小說家金勁旭的短篇小說《張國榮死啦？》的主人公，一個無名無姓的失信債務人（這篇小說被收入金勁旭所著《您可疑的近況》一書）。

《您可疑的近況》，(韓)金勁旭 著，安松元 譯，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2版

2002年4月2日，“我”和妻子的婚姻走到盡頭。“我”為父親在銀行的借款做了保證人。而且，“我”是在簽字畫押后，才告訴了妻子這一事實，事前沒跟她商量。

“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型建筑商。他動用銀行貸款和退休金，建了一幢樓，想著依靠商鋪租金收入安度晚年。不過這幢樓還沒來得及完工，父親就破產了。周邊的居民，不斷抗議，導致設計圖也再三修改。為了補償周邊居民，父親不得不收購了周邊的老舊房屋。居民還抗議工程質量有隱患，可能導致房子塌陷……對此，父親束手無策。

妻子火冒三丈的原因，不在于“我”做了父親的保證人，而在于事先沒跟她商量。妻子強調的不是錢或者債務，而是信任。“我”的辯解蒼白無力。

工程一再延期，材料價格飛漲，最終給父親致命一擊。原來的工程計劃一再擴張，最終吞噬掉了父親，父親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貪欲和不幸劃上了句號。

父債子還，天經地義。父親身上的巨債，并未因為其死亡而消失，而是分毫不差地被“我”繼承下來。“資本連坐制法網嚴密，窮追不舍。我束手就擒，成為信用不良者。”

對于“我”來說，父親死后“我”就成了催收對象。不但月薪被扣，銀行和信用卡公司的催收人員都追到了“我”上班的公司。“他們好像是在嚴守一項工作守則，總是一身黑色西裝，說是黑白無常也不為過。坐電梯時，見到穿黑西裝的人，我就慌不擇路，掉頭奔向緊急出口。”無奈之下，“我”向公司遞交了辭職信，公司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

背負巨額債務后，妻離家破，走投無路。一個慘不忍睹的事實，就是認識“我”的人仍然信任“我”，但銀行卡和信用卡公司卻失去了對“我”的信任，“如同張國榮的死，那不是任何人的錯。”

“我”向妻子提出了離婚的請求。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我們按揭抵押買的房子。“我”不能連她的人生也一起毀掉。“我”把房子變更到妻子名下。妻子開始不愿意離婚，但當“黑西服”找到她的公司，她不得不接受了現實。“黑西服”一度懷疑我們是假離婚，在我們離婚后有段時間還經常出現在她的周圍。

原來妻子提出，還清銀行貸款前，我們先不要孩子。我們為了買房沒要孩子，但最終為了保住房子，卻離了婚。現在看來，不要孩子是對的。離婚那天，“我”把衣服和隨身物品裝進箱子，走出門外。妻子故作鎮靜，說那里還是“我”的家，隨時可以回去。“我”很感激，但沒有說謝謝。

我的網聊對象，一位離異的女網友，對于張國榮的電影如數家珍。巧合的是，13年前《阿飛正傳》上映那天，“我”、妻子、離異女網友居然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看過這部電影。更為巧合的是，“我”和妻子結婚的日子、蜜月旅行地、蜜月酒店，跟離異女網友都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舉辦婚禮的酒店不是同一家。

我們結婚那天，是4月1日。看來，至少有兩對新人在愚人節辦的婚禮，最終都沒有好的結果。

離婚后，“我”居無定所。為了購買勉強糊口的食物，“我”干過形形色色的工作。“我”沒有耐心跟人說話，“我”打工的工作，比如在“廣開土網吧”里收銀，大部分都不需要跟人說話。

只有，偶爾在禪云寺漫步時，“我”才會留意到大自然一如既往，山茶花兀自開落，完全不顧“我”的自暴自棄。“我那不能歸責于任何人的不幸，以及由此而來的憤怒，在四季常開的山茶花面前，竟然如此微不足道，我難以承認這一點。然而真正使我恐懼的，不是我的憤怒過于渺小，也不是我的不幸毫無意義，而是我害怕山茶花林，我怕不能像山茶花林一樣不改其色。”

就這樣，“我”和離異女網友在虛擬空間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張國榮的電影，聊著張國榮的死亡，聊著中國的SARS，聊著我們虛無縹緲的人生。

當“我”不想聊天了，退出聊天室，“我”回到單身公寓。警察正等著“我”。“我”的屋里，除了一小塊躺人的地方，堆滿了雜七雜八的物件：搪瓷鍋套件、高壓鍋、電飯鍋、旱冰鞋、榨汁機、電吉他、嬰兒車……都是全新的，甚至包裝都沒拆。

警察說，有人舉報你窩藏贓物。警察問“我”：這些破玩意都是從哪兒來的？

“我”指著晶體管收音機。這些電臺節目，都需要故事。“我”就把從各處聽來的故事，整理出來寄給電臺，得到了這些小獎品。為了獲得這些獎品，“我”投稿的對象，既有《主婦時代》，也有《正午希望歌謠》。警察理解不了“我”為什么為了一些用不上的東西，費這么大勁。

其實，“我”也會為一些需要的東西寫故事。比如，有一期《直播希望列車》的獎品，是野外充氣簡易床；他們需要經歷失業和挫折的故事。

為了得到這張床，“我”把自己的故事和盤托出：一個男人，因為父親破產，不得不從公司辭職，成為信用不良者，最后向妻子提出離婚；還有，在禪云寺茶花林中體會到的微不足道的恐懼感。

這不是聽來的故事，這是“我”的親身經歷。然而，我沒有得到那張床，我再也沒寄送過故事。“那是我不能再放棄的最低限度的自尊心，跟世上的任何一張床都無法交換。”

張國榮的葬禮在一周后舉行，“我”在網吧柜臺上看了直播視頻。因為SARS，參加葬禮的人們都戴著口罩。這個時候，“我”收到了離異女網友的郵件，以《阿飛正傳》里的“無腳鳥”落款，約“我”見面。為此，“我”以父親死亡為由向網吧老板請假，老板不僅準假，給“我”手里塞了10000韓元……

張國榮死了。很遺憾。這不是個玩笑。

如今，張國榮逝世已經20年了。“我”，一個無名無姓的韓國失信債務人，到底怎么樣了呢？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