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自己的成功也不感到意外，一切不過是工作

20世紀60年代波普運動的大爆發，使藝術界從此多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名字——安迪·沃霍爾。

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

1928年8月6日—1987年2月22日

他是紐約社交界、藝術界大紅大紫的明星式藝術家，坐擁多個頭銜：藝術家、畫家、電影導演、搖滾樂作曲者、出版商、波譜藝術的旗手……很多人都想了解他，媒體向他發出訪談邀約，但安迪·沃霍爾實在是個插科打諢裝糊涂的絕頂高手。

“如果你有超能力，你會對未來做出何種預言？——世界是圓的。”

“你會希望你的臨終遺言是什么？——拜拜。”

對沃霍爾而言，訪談是與其他藝術無異的藝術形式。面對各式各樣的對話者，從天真的、虛偽的到充滿敵意的，沃霍爾一次又一次巧妙地操縱局面。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這些偶爾瞎編亂造、有意回避的對話中，時時暗藏著對社會、美學的敏銳洞察力，采訪者所有的自我假設都遭到了挑戰。安迪·沃霍爾就像一面鏡子，通過對話，我們將看清自己到底是誰。

下文摘選自《我將是你的鏡子——安迪·沃霍爾訪談錄》，被認為是沃霍爾在 1960 年代所做的訪談中最為重要的一篇，作者伯格是難得窺進藝術家內心的人，訪談的成稿隱去了采訪者的提問，有意追求一種類似拼貼的文字。

這篇訪談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國郵政局在 2002 年發行他們的沃霍爾郵票時，印在郵票邊紙上的話就出自這里：

“如果你想要知道關于安迪·沃霍爾的一切，那么只看表面就好了：我的畫、電影還有我，那就是我了。沒有什么在表面的后面。”

經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保持神秘」

我更愿意保持神秘，我從來不會談我的來歷，而且呢，每次我被問到這種事兒的時候我都會編一個不同的說法出來。這倒不光是因為我人設的一部分本來就是不會什么都跟人講，而是我會不記得自己頭天都講了什么了，于是又得現編一套出來。而且說起來，我也不覺得自己真有什么人設，討人喜歡的人設也好，不招人待見的人設也罷，都沒有。

我受到其他畫家的影響，所有人都在我的藝術里：所有美國藝術家都影響了我，我最喜歡的兩個是安德魯·韋思（Andrew Wyeth）和約翰·斯隆（John Sloan）；哦， 我真是愛他們，我覺得他們非常棒。

比起特定的某個人，生活和過日子更為影響我。大體來說，“人”影響了我，而我憎恨“物”，對我來說“物”一點兒意思也沒有，所以畫畫的時候我就弄好多“物”出來，不帶任何感情。

所有那些關于我的報道……其實是很搞笑的，真的……倒不是說他們不理解我，我覺得每個人理解每個人，不溝通也不成問題。怎么說呢，我覺得他們是理解我的，而且我本來也不會為他們怎么寫我而感到困擾——說起來我根本不怎么看人家怎么寫我，我就只看看報道里登出來的照片，他們怎么寫我都沒關系，我只讀文字的質感。

「只不過是個藝術家」

我看所有東西都是這樣，只看事物的表面，有點兒像是心智的盲文，我就只用手劃過事物的表面。我認為自己是個美國藝術家，我喜歡這里，我覺得美國很棒，很了不起。我愿意去歐洲工作，不過去了歐洲的話，我就不會做同樣的事情了，我會做些不同的事情。我覺得我在藝術里描繪了美國，但我不是社會批評家——我在畫里畫那些事物，是因為它們是我最為了解的東西。

我沒有試圖以任何方式去批評美國，沒有想要展現任何丑陋——我只不過是個藝術家，就是這樣。但我其實也說不好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當藝術家，我沒怎么考慮過這個問題。我不知道那些寫東西的人是怎么評價我的。

「放棄畫畫」

我不再畫畫了，大約一年前我放棄了畫畫，現在就只做電影了。我也可以同時做兩樣事，不過電影更激動人心。繪畫是我已然度過的一個時期了。不過我現在正在做一些漂浮雕塑：銀色的長方形物體，我把它們吹起來，它們四下里浮動。和亞歷山大·考爾德的動態雕塑（mobiles）不同，我這些不連著任何東西， 它們自由地漂浮。

前一陣有人給我辦了個回顧展，讓我出席，整件事都很好玩：來了太多的人——來看我或者來看我的畫——他們不得不把我的畫全部從墻上 取下來，之后我們又費了很大勁才從人群中脫身。我想，來的人真可謂是滿腔熱情了。

「我喜歡這個世界」

我不覺得我的一些畫是在呈現我們時代的性感偶像，比如瑪麗·蓮夢露或是伊麗莎白·泰勒，我看夢露就當她是一個人。至于說用那樣強烈的色彩來畫夢露是否有什么象征意味，我的回答是，那是美的，而夢露她人美，如果說有什么是美的，那就是亮麗的色彩了，就是這樣。又或者不止是這樣。

我的夢露是我當時在做的死亡系列的一部分，系列里有以各種方式死去的人。創作死亡系列并沒有什么深刻的理由，不是說我要記錄“時代的犧牲品”；做那個系列完全沒有理由，或者說只是出于非常表面的理由。

我喜歡這個世界，我從中得到很大的快樂，但我不是耽于逸樂的人。我聽說我的畫已經像車和衣服一樣成為時尚的一部分了，我想這個趨勢確實開始了，而且很快所有時尚的東西全都會是一個樣，現在這是剛開始，事情會變得更好的，一切都會成為有用的裝飾品。

我不認為時髦或者成功有什么不對的；成功對我來說，嗯…… 呃……就是讓你有事做。比如說吧，我現在正嘗試在“工廠”這兒做生意，而有很多人呢，來了就往那兒那么一坐，什么事情也不干，我就沒法這樣，因為我有工作得做。

「一切不過是工作」

我并沒有花很長時間才取得成功，我做商業藝術的時候就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實際上，我做那個做得比畫畫和拍電影要好，繪畫和電影并沒有帶給我什么。我對于自己的成功也不感到意外，一切不過是工作， 工作而已。我從未想過要成功成名，這事兒不要緊…… 我現在也不覺得自己和過去有什么兩樣……

我不像寫我的文章里說的那樣是愛出風頭的人，但我同時也不怎么是個辛勤工作的人——我看起來要比我實際上更勤奮是因為所有的畫都是我的助手拿著我的一幅原作復制的，就像一間工廠里會做的那樣，我看起來工作得很勤奮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出一幅畫、一個雕塑和一部電影。

我這兒有好幾個人都可以做我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像我一樣好，因為事情實在是很簡單：模板就在那里。而且不管怎么說，有很多畫家和制圖師都是只畫一點點，然后就交給別人去完成。

有五位波普藝術家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不過是在不同的方向上開掘， 我算一個，湯姆·韋塞爾曼算另一個——他的作品我很欣賞。我不把自己看作波普藝術的領軍人物或者認為自己比其他人畫得好。

「跳踢踏舞」

我從未想要成為一個畫家，我想要做的是跳踢踏舞。我甚至不清楚我的藝術算不算是美國藝術的新趨向，因為有太多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且都很好很棒， 很難說誰的方向就是美國的新趨向。我不認為自己被很多年輕人仰慕，盡管孩子們似乎喜歡我的作品，不過我不是他們的領袖或者他們要追隨的那種人。

我認為不管我和我的助手去哪兒都會吸引很多的目光是因為我的助手個個看起來都很棒，人們是盯著他們瞧而不是我，我不認為是我激起了人們的興奮和騷動。

「真沒什么要緊的」

我們制作電影、繪畫和雕塑，只是為了不用睡大街。我給《電視指南》（TV Guide）做封面那回也是為了交“工廠”的房租。不是我謙虛，而是那些幫我做事的人真的是太出色了，攝影機一開，鏡頭對準演員，演員們都在做著他們應該做的事而且做得是那樣好。

不是我不喜歡談論自己，而是關于我自己真的沒什么好說的。我在訪談里一向說得不多，現在則幾乎完全不說了。如果你想要知道關于安迪·沃霍爾的一切，那么只看表面就好了：我的畫、電影還有我，那就是我了。沒有什么在表面的后面。我不覺得我作為一個被認可的藝術家地位有什么不穩固的，藝術潮流的變遷并不會嚇到我，對我來說這種事一點兒影響都沒有。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什么可失去的，那么也就沒什么好怕的了，而我就是沒什么可失去的那種人。我被時髦人士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罷，都沒有什么關系——接受了，是奇跡；不接受，也沒關系。就算被接受了，我也可能會被即刻遺忘。這種事沒什么大不了的。“真沒什么要緊的”——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哲學。

這是一種偏東方的哲學。考慮事情實在是太難了。而且不管怎么說，我都覺得人們應該少些思考。我沒有在試圖教育大家在我的畫里要看出什么或者要感受到什么，我的畫里完全沒有教育的成分。

「只用一個演員」

我早期的電影都是只用一個演員，而且是一連幾個小時讓他在鏡頭下做同樣的事情：吃東西、睡覺或者抽煙。我這樣做是因為通常人們去看電影就只是為了看明星，那股勁頭恨不得要把明星吃下肚里去；終于，這兒有個機會可以只看明星了，而且不管他在做什么，你都想看多久看多久，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另外就是這種電影拍起來也容易。

「波普藝術屬于每個人」

我不認為波普藝術正在變得過時，人們仍在前去觀看它，仍在買它，但我沒法兒告訴你什么是波普藝術——它和我關聯太深了，真要說的話，就是波普藝術拿了外面的放到里面，又或者拿了里面的放到外面， 波普藝術讓大家理解尋常事物的意義。

波普藝術是屬于每個人的。我不認為藝術應該只屬于少數精英，我認為它應該屬于美國大眾而且他們通常也是接受藝術的。我認為波普藝術像其他藝術形式——印象主義什么的——一樣，都有其正當性。

波普藝術不只是在唬人。我不是波普藝術的大祭司——波普藝術（Pop Art）亦即流行藝術（Popular art）——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勞工。人們怎么寫我，又或者讀那些寫出來的東西的人會怎么看我，這兩者都不會困擾到我。

「大學沒意義」

我就只上到高中，大學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實際上，安迪·沃霍爾在高中畢業后，于 1945 年秋入讀了卡內基技術學院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現在的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藝術系。）

「流于表面的回答」

我在電影里用得最多的兩個姑娘，寶貝兒簡·霍爾澤（Baby Jane Holzer）和伊迪· 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既非當下女性的代表，也非時尚或者什么其他東西的代表，我用她們用得最多僅僅是因為她們本身很了不得。

《紳士》（Esquire）在一個采訪問卷中問我會想讓誰來演我，我回答說伊迪·塞奇威克，因為她做所有事都做得比我好。他們問的是流于表面的問題，所以我也就給了他們一個流于表面的回答。人們說伊迪看起來像我，但我可一點兒也不這么想；實際上那是她自己說的，我對此很是意外——沒錯，她有著金色的短發，但她從來不戴墨鏡……

「工作就是玩兒」

我并不比看起來更聰明……我從來沒有時間思考真實的安迪·沃霍爾是怎樣的，我們這兒實在是太忙了……不是說我們要忙工作，而是說我們得忙著玩兒， 因為當你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時，工作就是玩兒。

「我的哲學」

我的哲學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我不為藝術或生活感到擔憂，戰爭和轟炸讓我心憂，但是通常面對這種事情你也做不了什么。我在我的一些電影里已經對此有所呈現了，我會嘗試再多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比如像《胡安妮塔·卡斯特羅的一生》（The Life of Juanita Castro）。在我拍的這些電影里，我想表達的一點是，事情的關鍵取決于你想從怎樣的角度來看。

金錢也不會讓我心憂，盡管我有時不禁要想：錢都到哪兒去了？有人全拿了！我不會讓我的電影免費放映的。我主要和羅納德·塔韋爾（Ronald Tavel）一起工作，他是一位劇作家，給我寫了大概有十部戲了。我告訴他一個大概的想法，他寫劇本。他現在把電影當外百老匯（off-Broadway）戲劇來做。

「美國電影沒什么想表達的」

我并不真的覺得每天都來“工廠”的這些人僅僅是在圍著我轉，實際上更像是我圍著他們轉。（哦， 這褲子真不錯，哪兒買的啊？哦，我覺得它非常棒。）對于那些想要深入到表面之下的問題，我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防御機制來應對。

我不覺得他人會給我帶來多大的攪擾。我覺得我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時代的一部分， 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就像火箭和電視是這時代和文化的一部分一樣。我最喜歡美國電影，我覺得它們棒極了，它們是那樣地清楚明白，是那樣地真實，它們的表面非常美。

我喜歡美國電影想要表達的：它們基本上沒什么想要表達的，而這也就是為什么它們是如此地美好。我覺得一件事物越是沒什么要表達的，它就越是完美。歐洲電影里則有著更多需要思考的東西。

「保持忙碌」

我覺得，在“工廠”，我們簡直是與世隔絕，而這很好。我喜歡與世隔絕，這讓我可以專心工作。不過我們還是會被打攪，總有警察來我們這兒巡視，他們覺得我們在做壞事，然而我們沒有。

人們有時試圖給我們下套兒：有個姑娘給我們這兒打電話，說要給我一個名叫《爆你菊花》的電影劇本，我覺得片名實在是很不錯，我很客氣地請她帶劇本過來大家聊聊。但是本子的內容實在是太臟了，我覺得她肯定是警察。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警察，不過我們在那之后就再沒見過她了，對此我倒也不意外。我猜她大概覺得那個本子對安迪·沃霍爾來說絕佳。

我倒不會為此感到憤恨，但是我確實對于那種題材沒興趣，那不是我想在美國推動的。我只是在工作，在做事情，在保持忙碌。我覺得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保持忙碌。

「我自己的電影類型」

我早期那些只拍靜止對象的電影還可以幫觀眾彼此熟悉起來。通常你去看電影都是沉浸在一個幻想的世界里，但是當你看到讓你不安的東西時，你會跟坐在你身邊的人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比起戲劇和音樂會，利用電影你可以做到的事情要更多一點，因為看戲或者聽音樂會的時候你非得坐在那兒不可，而我認為電視可以比電影做到的還多。

看我的電影時你可以做的事兒，要比看其他電影更多：你可以吃、可以喝，可 以抽煙、咳嗽、看別處，而當你把目光再次移回來的 時候，銀幕上的一切都還在那里。這并非理想的電影類型，這只是我自己的電影類型。

我的電影自成一體， 全都是 16 毫米的黑白影片，攝影都是我自己來。片長七十分鐘的那幾部用的是光學錄音，音質挺差的， 等我們拿到了常規的錄音設備會把它們換掉。

我發現如果自己剪片子的話實在太累了，那些設備全都太差勁了，用起來沒個準兒。我拍的是實驗電影，我這么說是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拍的是什么。我對觀眾對我電影的反應很感興趣——我的電影將成為以特定方式測試觀眾反應的實驗。

我喜歡新美國地下電影（NewAmerican Underground Cinema）的電影制作人，我覺得他們非常棒。地下電影就是你拍的時候還有放的時候都需要秘密進行，比如拿到第四十一街的電影制作人實驗影院去放。我喜歡所有類型的電影，除了動畫電影（animated films） —— 不過卡通（cartoons）可以——我也不知道為什么。

藝術和電影，二者沒什么關系，電影是你拍的東西，而不是用來展示繪畫的東西。我就是不喜歡，不過這不意味著動畫電影有什么錯。

我對肯尼斯·安格的《天蝎上升》（Scorpio Ris- ing）很感興趣，這是部古怪的電影……如果這部片子能有一個常規的聲軌——像我的《黑膠》（Vinyl）那樣——會更好的。

《黑膠》某種意義上和《天蝎上升》有著相同的主題，但《黑膠》是部 SM 影片。《天蝎》真實，而《黑膠》真實又不真實，它只是呈現一種情緒。

「SM」

我對 SM 并不抱有強烈的情感或主張，我對于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強烈的情感或主張。我不過是用手頭碰巧有的東西來作為創作的素材。我不收集照片或者文章來作為參考資料，我不覺得那樣做有意義。不過我過去會收集雜志上的照片作為我畫畫時的參考。

「不評判任何人」

這個世界讓我著迷。它是那樣地美好，不管它是什么樣的。我贊同所有人都遵從的做法：那一定是正確的，因為有人說過那是正確的。我不會評判任何人。

我認為肯尼迪很棒但是他的死并沒有讓我感到震驚， 那不過是一件發生了的事。（怎么你今天打扮得跟個牛仔似的，戴了那么個圍巾？）這種事不該由我來評判。我本來打算拍一部關于刺殺肯尼迪的電影，但最后沒拍。我是個非常消極、被動的人。我接受事情。我不過是在觀看、觀察著這個世界。斯拉夫科·沃爾 卡皮奇不過是告訴你如何像他那樣拍電影，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去現代藝術博物館聽了他第一次演講后就把票轉賣了的原因。

「虛假和真實」

我計劃不久之后再拍幾部電影，用 35 毫米，也許會拍一部我的自傳。我最新的一部影片是《床》（The Bed），是由鮑勃·海德（Bob Heide）的一部戲劇改編的，戲在奇諾咖啡館（Caffe Cino）演過。

這部電影我們會使用分屏（split screen），屏幕一邊是靜止的，展現在床上的兩個人，另一邊是動態的， 展現這兩個人兩年間的生活。我所有的電影都是假的（artificial）[2]，不過呢，世間的一切其實都有點兒假， 我不知道虛假（the artificial）在哪里停止，而真實（the real）又在哪里開始。假的讓我著迷，它們明亮而閃耀。

「十年后」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后會怎樣……我唯一的目標是在好萊塢擁有一個泳池。我覺得那會非常棒，那種做作的（artificial）特質是我喜歡的。

紐約就像巴黎， 而洛杉磯則非常美國，它是那樣地嶄新，如此地不同，一切都更大、更漂亮、更簡單，一切都很淺顯。這也是我喜歡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杰勒德，你應該去理 個發，你現在這個發型和你完全不搭。）

我并沒有一直都在尋找一種洛杉磯式的天堂。我不會被好萊塢接管，我還是會做我一直都喜歡做的事兒，或者其他類似的事兒。（噢，嗨，大衛。）

「不抱有明確而強烈的主張」

《我的男妓》（My Hustler）是我掌鏡，查爾斯·魏因（Charles Wein）負責在我們拍攝的時候指導演員。片子講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娘娘試圖掌控一位年輕男妓和他的兩個競爭對手的故事，那兩個對手一個也是男妓，另一個是個姑娘。演員在片子里做的都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做的事兒，他們在銀幕上各依本色演出。

（嗨，芭芭拉。）我曾被形容為“復雜、天真、不露聲色、老于世故”，這些全出自一篇文章！他們實在是太刻薄了。這些評價根本自相矛盾嘛，而我可不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只不過是對于任何事情都不抱有明確而強烈的主張而已。（嗨，蘭迪。）

我確實沒什么想說的，而且我也沒有聰明到可以把同樣的事情每天都換一個不同的說法來說，所以我干脆什么也不說。我覺得人們是如何理解我的——是在多個層次上理解我還是就在一個單一的層次上理解我——對我而言都沒什么。

我做的死亡系列可以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名人之死，另一部分是沒人聽說過的人的死；而這后一部分人，我覺得人們應該偶爾想上一想：從帝國大廈上跳下來的女孩兒，吃了有毒的金槍魚的女人，還有在車禍中死去的人。

并不是說我為他們感到遺憾，而是人們就那么讓事情翻篇而并不會真的覺得他們不認識的人的死跟自己有什么關系，所以我就想如果讓這些不為人知的人被那些通常不會想到他們的人記住的話，會是挺好的一件事。（噢，嗨，保羅。）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說吧， 我就不會阻止夢露自殺，如果自殺能讓她更快樂，那么那就是她該做的。（我覺得這兒有什么東西著火了。你沒聞到什么嗎？）我在死亡系列里用杰奎琳·肯尼 迪的頭像做的那些畫，只是為了展示她的臉，還有時間的流逝——從子彈擊中約翰·肯尼迪到她送別他。

美國有個特別棒的習慣，可以把任何事、任何人打造成英雄。在這里，你做什么事兒都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我一直以來都認為你該做點兒什么。為之奮斗、奮斗、奮斗。（肯定是有什么東西著了！丹尼， 醒一醒好不好？你著火了！真的，丹尼，我們沒開玩笑。現在，可以請你起身嗎？我是說真的，丹尼，這沒什么好笑的。這甚至不是必須的。我就知道什么東西著了！）

那是我的一個助理。他們不全是畫家，他們做各種各樣的事：丹尼·威廉斯過去幫羅伯特·德魯和D. A. 彭尼貝克的電影制作團隊做音效，保羅·莫里西是個電影制作人，杰勒德·馬蘭加是詩人。

我們現在要進軍演藝行業了，我們有一支搖滾樂隊叫作“地下絲絨”，他們在“工廠”排練。我也會有份演出， 我負責在某一幕上臺走個過場。任何來我們這兒的人我們都歡迎，只是我們正力圖在這兒做些工作……！

「了不起的年輕人」

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很了不起，他們年紀更大而且懂得也更多。當人們指責青少年犯了錯，大多數時候其實他們都并沒有做錯什么，而是有人覺得他們不好。

接下來我會拍一些給更年輕的人看的電影，同時我也愿意在我的電影中呈現他們。我才剛從雜志上撕下來一篇文章，是關于摩托車幫派的一位大哥的葬禮的。所有人都騎著摩托前來吊唁，我覺得實在是太棒了，哪天我要把它拍成一部電影。

真是了不得……他們是現代的草莽英雄……我甚至不知道他們都做些什么……他們平時都干點兒什么？

「文字沒有意義」

我認為美國女人都非常美，我喜歡她們的樣子， 她們太好看了。加州女人的打扮很美，但是等你回到紐約，你會很高興自己回了紐約，因為紐約女人的打扮更為古怪，而這讓她們甚至更美。

我有一次讀到一篇談論我的文章，在講到我那機械式的絲網印刷作畫法時，文章說：“這是怎樣一種勇敢而無畏的方式啊，這一方式顯示了這是個有著怎樣的深度的男人啊！” 這說的什么跟什么啊？我的畫出來的效果總是和我期望的有差距，不過我從未對此感到驚訝。

我覺得美國非常好，但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任何我負擔得起生活開支的地方。我讀雜志的時候，就只看上面的圖片，而文字則基本上不會去讀。文字沒有意義，我只是用眼睛去感知一下它們的形狀而已，而且我發現如果你看一樣東西看得足夠久的話，意義就會消逝……

「七十分鐘的詠嘆調」

我現在正在拍的電影，是一部七十分鐘的詠嘆調， 由波多黎各人馬里奧·蒙特茲（Mario Montez）主演， 他在戲里男扮女裝，電影的名字叫作《斯通潘納托先生》（Mr. Stompanato）。

我覺得人們在訪談中應該問我一些更聰明、更巧妙的問題，他們應該試著更多地了解我。不過我覺得新聞報道是唯一的寫作方式， 因為它會告訴你發生了什么而不會給出任何意見。我總是喜歡知道“發生了什么”。

「實驗電影」

我的作品真的沒什么需要理解的。我做的是實驗電影，而想到實驗電影，每個人都覺得那就是比誰的畫面更模糊，要不就是推鏡頭的時候總是推到錯誤的人臉上去，又或者鏡頭總是晃來晃去的電影。

但實際上拍電影太容易了，你可以就隨便那么一拍然后每一幅畫面都很清晰、很正常。我不想再畫畫了，所以我就想說結束繪畫的方式可以是讓一幅畫飄走，所以我就發明了浮動的銀色四方形，你往里面充入氦氣，然后把它放飛到窗外去……我喜歡銀色……

現在我們有了一支樂隊——“地下絲絨”——他們將在一間世界上最大的迪斯科舞廳演出，舞廳里繪畫、音樂和雕塑可以被整合到一起，這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兒。

「我腦子空空如也」

訪談就像是在世博會上坐在福特的那些機器里， 機器帶著你四處轉，然后某人在那兒做著講解；我一直都覺得我的話不是出自我，而是來自我的后面。采

訪者應該直接告訴我他想要我說的話，而我會按照他說的來重復。我覺得那樣會非常好，因為我腦子里空空如也，實在是想不出任何要說的話。

「關心太難了」

我仍然關心他人，不過不關心要簡單得多……關心太難了……我不想要卷入到他人的生活中去……我不想要太過接近……我不喜歡觸碰東西……這也是為什么我的作品離我是如此地遙遠……

下文摘編自

作者: [美]安迪·沃霍爾 著 / [美]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編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 一頁folio

譯者: 寇淮禹

出版年: 2023-1

原標題：《我對于自己的成功也不感到意外，一切不過是工作｜安迪·沃霍爾》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