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內需不必用凱恩斯理論

企業產品賣不出去，嚴重壓庫，讀者認為是供給過剩還是需求不足？當年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明確指出，是需求不足，主張用預算赤字擴需求；而我不贊成凱恩斯的分析，我曾寫過《凱恩斯理論何以失靈》一文，今天網上可以搜到，這里不再贅述。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凱恩斯 著，高鴻業 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若將結構因素存而不論，供求總量失衡不能簡單認定是供給過剩，也不能判定是需求不足。薩伊定律講：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意思是，每個生產商賣出自己的產品，是為了購買別人的產品，大家皆為買而賣，供求總量應該平衡。可現實中為何會有產品賣不出去的現象呢？

學界有一種解釋，認為問題是出在“貨幣”上。比如有人賣出自己商品后，并未馬上購買商品，而將貨幣存入了銀行，于是導致需求不足，令社會上部分商品沒有對應的購買力。驟然聽好像在理，其實似是而非。某人將貨幣存入銀行，只是他沒有購買，但并不能證明需求減少，因為銀行吸收的存款會立即貸放出去，別人會用于購買，需求不會改變。

從馬歇爾“局部均衡分析”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假定市場上某生產商供應（賣）服裝，也有消費者需要購買服裝。可有一天奇怪的事發生了，消費者不再購買服裝，導致供應商的服裝積壓，市場不能出清。也許有人認為，是服裝過剩了。可馬歇爾卻不這樣看，在他看來，是服裝的定價高于市場價。

何謂市場價？簡言之，是讓市場出清的價格，即供求均衡價格。對此，馬歇爾曾用平面坐標圖作過分析，其縱軸表示價格，橫軸代表商品量。同時他畫了兩條曲線：一條是需求曲線，從左上方往右下方傾斜；另一條是供給曲線，從右上方往左下方傾斜。馬歇爾說，當兩條曲線相交時所對應的價格，即為市場價。

是的，若商品定價高于市場價，消費者不會購買，商品會表現為供大于求；反之，若商品定價低于市場價，生產商不會賣，商品則表現為供不應求。由此可見，需求不足或供給不足皆是結果，真正的原因，是商品定價偏離了市場價，只要回歸市場價，商品供求一定能平衡。

在真實世界里，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農貿市場，賣菜的攤販若蔬菜賣不完，收攤前往往會降價；飛機沒賣出的機票，起飛前一小時通常會打折。再有，某些商鋪在臨到租期的前幾天，也會清倉甩賣。所謂甩賣，當然要大幅度降價；而所謂清倉，其實就是市場出清。

以上是“局部均衡”分析，若從一種商品推導到多種商品，道理也一樣。根據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原理，市場總有一組價格，可以讓市場出清。反過來理解，若市場出現了“商品過剩”與“商品短缺”并存的狀況，必是商品之間比價不合理：過剩商品的價格高于市場價；短缺商品的價格低于市場價。

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不外有三：

一是某些商品的生產存在行政壟斷，限制了市場競爭；

二是某些行業存在準入限制，資本難以在行業間流動；

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價格管制，價格既不反映供求，也不能調節供求。時下學界討論的結構失衡，其實癥結就在于此。

綜上分析，我們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無論供求總量失衡還是結構失衡，關鍵皆在價格，或是商品定價偏離市場價，或是比價不合理。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可取之策是減少行政干預或行政壟斷，加大競爭，讓市場決定價格。引申到國家政策層面，我認為對當前擴內需至少有三點啟示。

啟示一：國內需求不足，并不代表購買力不足。前面說過，需求決定于價格。價格升高，需求會下降，價格下降，需求會上升。所以擴大內需首先要改革價格的形成機制，讓買賣雙方決定價格。否則，商品定價高于市場價，消費者不接受，政府怎樣鼓勵消費也于事無補。房地產是典型例子，目前大量商品房積壓，并非缺少需求，而是價格未回歸市場價。

啟示二：擴內需不應僅從需求側發力，而應將擴內需同供給側改革結合起來，而且立足于供給側發力。事實上，從需求側擴內需，政府可用的工具并不多，無非是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擴張（增加預算赤字規模）雖可擴大政府投資，但同時會擠出企業投資。此長彼消，社會總投資不會增加。

毫無疑問，貨幣擴張能增加市場上的流動性，但同時也會引發高通脹。高通脹會推高利率，社會融資成本會上升；而物價上漲，消費者購買力會下降。如此一來，反而事與愿違，會抑制投資與消費。若立足供給側擴內需，則貨幣政策須保持穩健；財政政策需加大減稅，這樣，便可擴大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

啟示三：擴內需旨在推動供求總量平衡。可經濟學證明：總量平衡并不代表結構平衡，結構失衡必導致總量失衡。這是說，供求平衡的關鍵在結構。問題是怎樣解決結構問題呢？中央曾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落實到操作層面，有兩個重點：一是由供求決定價格，讓價格調節供求；二是加大結構性減稅，幫助企業降成本。某些壓庫產品價格不降，是因為成本高，降價賣得不償失。

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上面三點啟示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關鍵詞。用一句話說，推動供求均衡要通過改革價格形成機制，立足供給側解決供求結構性矛盾。所以我最后的結論是：擴內需不必照用凱恩斯理論，應始終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作者王東京為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著有《王東京經濟學講義》等。王東京最新著作為《中國經濟突圍》，已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