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懷特：幾乎所有出版商都拒絕了我的第一部小說

澳大利亞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 懷特的自傳《鏡中瑕疵》近期已經和大家見面了，懷特在這部作品中將自己最為真實的一面展現給了讀者。

從體弱多病的孤僻少年成長為一代文學巨匠，他的人生經歷可謂是精彩至極，今天我們和大家分享《鏡中瑕疵》中關于他的長篇小說出版的內容，與很多大作家一樣，一開始，他的稿件也被很多出版商拒絕了……

《鏡中瑕疵》（摘錄）

[澳]帕特里克· 懷特 著

李堯 譯

1939年初，我離開倫敦，試圖說服紐約某出版商接受我的一部長篇小說。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在當時，幾乎美國所有的出版商都拒絕接受我的這本書。后來，海盜出版社的一位合伙人、文學上的“晴雨表”本·赫布斯一定是看出其中的奧妙，終于決定出版我的《幸福谷》。

《幸福谷》

他在世的時候與我合作密切，盡管我只能給他帶來責任和義務。他去世之后，他的繼任也還是沒有拋棄我——也許是他對我的過分信任把他們都唬住了。他是一位匈牙利拉比的兒子——猶太顯貴的后裔。

他們雖然不曾表現出自己信仰中那些傳統的東西，也還是汲取了教義中的養料，而且其天性中的正直與誠實引領著他們的精神。地地道道的猶太人如今已像虔誠的基督徒一樣少見了。

本的個性為我的小說《乘戰車的人》中希梅爾法布的性格提供了依據——這里指的是傳承而來的心靈，而不是外表。從外表上看，他是個老于世故、玩世不恭的人物。我去紐約那年，正是麥卡勒斯因為發表《心是孤獨的獵手》而一舉成名的時候。

《乘戰車的人》（點擊圖片即可購買）

那些讀了書評的紐約人——如果只看書評不看小說的話——都急不可耐地問：“一個年輕姑娘怎么能知道這些事情？”對于這種懷疑，本心平氣靜地回答：“她肯定可以看書，不是嗎？”

在紐約出版第一本小說獲得的虛假成功、在紐約居住時周圍發生的種種事情、在美洲大陸的旅行，甚至在陶斯和弗里達·勞倫斯以及布雷特的會面都使我產生一種幸福之感，并且因此而推掉了不少要到歐洲處理的事情。直到英國對德宣戰才把我從甜蜜的夢鄉驚醒。

回到倫敦，我發現什么東西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市民已經開始疏散。防毒面具隨處可見。男女私通，玩世不恭，對于戰爭代價的玩笑數量有增無減。物資供應還算豐富，至少對于富人是這樣。

眼前還是那幾張熟悉的面孔，雖然都發生了變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大的變化。這一方面由于他們目前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因為這幾年我一直在另外一個世界。

閱讀中的懷特

蘇珊已經結婚，她的丈夫我以前只是略有所知，現在卻不得不跟他打交道了。狄克死后，露絲帶著忠心耿耿的瑪貝爾來到歐洲，打算在倫敦和格林德堡安度晚年。伊內茲·伊姆霍夫和她的哥哥馬里奧·瑪蘭恩塔也在這兒。

馬里奧作為一個做蜜餞的能手、糕餅師傅，在已經實行配給制的倫敦很快便大顯身手。此外還有羅納德·沃特斯和羅伊·德·梅斯特。

回到倫敦固然很好，但戰事似乎永遠地陷入了僵局，我很快就煩躁得要命。音樂廳照例燈火輝煌，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在齊格菲防線晾曬衣裳。人們牢騷滿腹，沒有一個平心靜氣的時候，只要口袋里有錢就到飯館大吃大喝，揮霍一番。我們像過去一樣，常去劇院，舉行更加親密的聚會，還不顧危險在燈火管制期到街上閑逛。

我該提一提羅伊在?？巳R斯頓大街居住時，最初收留的那幾位房客。因為他們對我的生活發生過某種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并非是立竿見影的。一個白俄羅斯人在臨街的前廳和地下室做起了販賣古董的生意。此人曾是一位海軍上將，瘋瘋癲癲，很惹人討厭。他后來成了我的《姨媽的故事》中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原型。

文學創作有兩種技巧最難掌握，一是把講究貞潔的女人寫得讓人感興趣，二是把令人討厭的男人寫得可以忍受。我塑造的索科利尼科夫這個人物是否成功，我沒有勇氣弄個明白，但不管怎么說，他是作為一個典型性格出現在我的作品中了。

還有來自維也納的姐妹倆跟我和俄國人相處甚好。她倆有知識、有教養，待人謙和，極力討別人歡心，卻得到了惡報。與她們的接觸，增加了我對中歐地區猶太人的了解。

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種族的屠殺所造成的恐懼還沒有把我們的自滿情緒完全打消。在碼頭、機場遇上難民，心里還不由得升起一股怒氣。某些如同垃圾的戲劇使已經埋葬了的反猶太主義死灰復燃。

《生者與死者》

一個又一個的政治事件像走馬燈似的一閃而過，希特勒發動的大戰最初幾年處于僵持階段。這一切都使得我難以忘懷自己相對而言沒有什么意義的進步與倒退。就是現在，我也常常想起什么時候我在什么地方住過，做了些什么事情，為什么做這些事情。至少我還記得1939年夏，回倫敦之前，我在科德角的桑威奇就開始寫我的小說《生者與死者》了。

《幸福谷》的出版向相當一部分評論家和讀者表明我是一個作家?，F在為了證明自己確實有此天賦，便不得不繼續寫下去。我想，人們的第二本書大概多半是在類似我這種想法下寫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幅本應該是倫敦城的風情畫，因為作者要對生活在這里的一部分人進行剖析而完全被破壞了。

戰爭使得我不得不提前動筆寫這部本該再醞釀幾年的書。這個階段我寫作的時間沒有保證，斷斷續續，而且個人生活很不如意，前途未卜。我一直不喜歡《生者與死者》這部書，也許壓根兒就不應該寫它。

懷特和摯友曼努雷

回到倫敦之后，我繼續寫這本糟透了的書。在這一段懷疑人生價值、氣餒而又比較平靜的日子里，我對自己和正寫著的這本書越來越不滿意了。我終于決定到紐約去。至少等到我的同齡人開始應征入伍時再回英國。

也許那時候這本書便能瓜熟蒂落——可以把它交給出版商了。如果我是英國人，那時是不準離開英格蘭的，可我是澳大利亞人，他們還是給我辦了簽證。離開澳大利亞到劍橋上大學之后，我便再也不想回去了。

而此時此刻，我卻用著澳大利亞護照。來這兒之后，每逢膽怯的時候我就不由得想繼續待在美國。許多朋友也勸我留下，包括一位我相信本來可以成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的人。

表面上看，紐約沒什么變化。繁華的市面上，可以看到從歐洲逃來的比較幸運的難民，還有從英國來的富有的逃兵。最大的變化還是我自己。心中的歉疚把我搞得火氣很大，特別愛吵架。我白天工作，寫那本在我眼里并非必須的書。

漫漫長夜，無處消磨，只好一家一家地逛酒吧，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跟一幫朋友。我常在他們身上發泄心中的憤懣，弄得朋友們不得不踢我的肋骨，讓我從東區某條街溝邊爬起來。他們之所以還理解我，我想恐怕僅僅因為我是作家，又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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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帕特里克·懷特：幾乎所有出版商都拒絕了我的第一部小說 | 新書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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