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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美資深記者的特朗普評傳：為什么偏偏是他

溫憲

2018-03-08 14:50

來源：《特朗普評傳》

【編者按】

特朗普入主白宮一年多，功過如何各有評判。最近出版的《特朗普評傳》一書，是迄今唯一一部中國記者撰寫的特朗普評傳。作者溫憲，曾任《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站首席記者、《人民日報》北美中心分社首席記者，他兩度出任《人民日報》駐津巴布韋記者、《人民日報》駐南非首任記者，被曼德拉譽為“一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特朗普評傳》中，他從家庭教育、文化背景、經濟環境、大選制度、媒介生態等各種角度全面分析特朗普商業成功的秘密、剖析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揭秘美國大選的歷史演變及游戲規則、特朗普當選后的施政措施等議題。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一章。

《特朗普評傳》，溫憲/著，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7年12月版。

對于美國總統大選中對手之間的相互攻詰指責，也千萬不要太當真。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前腳是死敵，后腳可能就是盟友。

這不，曾在首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抨擊特朗普的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剛一退選，轉過身來便站在特朗普身邊為他站臺。

這都是一些政治上的小算盤，為的無非是日后特朗普得勢后謀個一官半職。隨著特朗普的得勢，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獲得了更多支持。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成為共和黨副總統提名人的原阿拉斯加州州長佩林女士便不失時機地表示支持特朗普，并希望特朗普勝選后，她能被任命為能源部部長，她宣稱自己對能源政策很有想法。

大選尚未結束，“政治分肥”的暗流開始涌動，這也真是夠奇葩的。魯比奧、卡森、吉爾摩、克里斯蒂、桑托勒姆、保羅、赫卡比、金德爾、沃克、佩里，這些昔日與特朗普同臺辯論，甚至相互攻擊鬧得很不愉快的人最終都宣布支持特朗普，大抵是沖著分享“政治分肥”去的。

美國歷史上，“政黨分肥制”久已有之，其背后是美國政治制度中“錢主政治”的本質和由此帶來的“投桃報李”般的利益瓜分。近半個世紀以來，當選美國總統對于駐外機構負責人的任命有著70∶30的潛規則，即約70%的駐外大使任命從職業外交官中挑選，另有約30%屬于權錢交易性質的“政治任命”。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統計，迄今為止，奧巴馬執政以來對駐外大使“政治任命”的比例為37%，而自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來，這一比例已高達57%，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任命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肯尼迪和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女兒卡羅琳·肯尼迪出任駐日大使，令其成為首名擔任這一職務的女性。奧巴馬此舉就是對肯尼迪家族對其政治上支持的回報。

有一段時間，被奧巴馬提名的多位候任大使在國會聽證會上屢屢露怯，進而引發人們對美國“政黨分肥制”的新一輪質疑浪潮。

首先露怯的是奧巴馬提名的駐挪威大使喬治·楚尼斯。楚尼斯此前為旅館業大亨，曾向奧巴馬和其他民主黨人提供約130萬美元政治獻金。在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楚尼斯承認他從未去過挪威。不僅如此，楚尼斯還是一個“大嘴巴”，他在聽證會上指稱挪威進步黨成員為極端狂熱分子。事實上，挪威進步黨現為挪威中右翼執政黨之一。楚尼斯的失言立即在大西洋彼岸的挪威引發強烈不滿。挪威進步黨議員艾林森說，楚尼斯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挑釁”，要求其就此進行道歉。楚尼斯隨之忙于為此事進行“善后處理”。

被提名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的科琳·貝爾曾為肥皂劇制片人。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她為奧巴馬集資約80萬美元。她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對匈牙利知之甚少。被提名擔任駐阿根廷大使的諾厄·布賴森·馬梅特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他從未去過阿根廷，也不能流利地講西班牙語。在奧巴馬進行競選連任時，馬梅特曾捐款50萬美元。在同一場聽證會上，被奧巴馬提名擔任駐冰島大使的羅伯特·巴伯也說他從未造訪過這一北歐國家。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巴伯為奧巴馬捐贈160萬美元。除將大使職位送給為奧巴馬奉上政治獻金者外，美國駐南非、丹麥、坦桑尼亞等國大使職位還被給予前白宮官員或曾為奧巴馬競選出力的助手。

“這樣不合格的人怎么能夠成為美國駐外大使？他們明顯的短板勢必帶來對美國利益的傷害。”美國國防論壇基金會主席、曾競選美國國會眾議員的蘇珊娜·斯科爾特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美國首都商業財產公司總法律顧問、高級副總裁艾倫·弗蘭克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這種權錢交易在美國由來已久，誰也改變不了，今后仍將如此。” 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擔任總統顧問的吉萊斯皮戰略咨詢公司創辦人愛德華·吉萊斯皮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說，愈演愈烈的政黨分肥現象肯定有損美國外交形象及利益。“美國改變不了政治分肥現象。誰上臺也都會這么干。”

對于生意人特朗普來說，他更是明白這種利益關系的“禮尚往來”。

由此牽扯出一個令人十分費解的問題：在特朗普參選問題上，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看走了眼？為什么走到最后的偏偏是他？

是啊，在對每一位候選人都細察三代，刨根問底，極盡苛責的美國，為什么這位離過婚，破過產，罵過人的特朗普能夠過關斬將，脫穎而出？

在對美國及整個世界的制度安排、政治生態、憂患關切、利益沖突、思潮沉浮、歷史回聲進行一番審視之后，加之特朗普個性對所有這些因素的煎炒烹炸，人們可能會反問一個問題：為什么不能是他？！

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是為美國社會發展方向提供調整機遇的制度安排。它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出氣筒”或“撒氣閥”。“你們覺得你們現在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嗎？”成為每一位反對現任總統的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必用的句型，其功用便是放大、凸顯、發泄社會不滿情緒。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進程中，我在多個競選場合便聽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不厭其煩地使用這個句型。

美式民主周期性放大、凸顯、發泄社會不滿情緒的過程中勢必不斷催化出越發白熱化的非理性氛圍，以對社會不滿為基礎，候選人與特定選民群體間勢必相互綁架。美國學者布萊恩·卡普蘭在《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一書中認為，正是由于“理性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各種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例如，“理性選民”有喜歡高福利的“偏見”，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結果西方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入了高福利引發的債務危機。民主頻頻失誤的主要原因是選民“理性的胡鬧”：多數美國選民的投票選擇多憑自身感受，但這種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體渲染的影響，甚至是誤導，本已無知，加之誤導，選舉進程中便有了向非理性滑落的慣性。因為自己的“偏見”，自己投出的票也帶有“偏見”，國家政策最終也帶有“偏見”而走上歧途。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十全十美，“美”國也不例外。奧巴馬八年的執政不可謂不努力，但他既無法兌現八年前的所有承諾，自然也無法使每個人都滿意，且不論那些承諾本身便也有爭議。種種民調顯示，不少人積攢下一肚子氣。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5年12月的民調結果，69%的美國人對國內所發生的一切感到“很生氣”和“有點生氣”。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2015年的民調也顯示，69%的民眾對美國政治體制不滿，認為它似乎只為有錢有勢的“二華”——華爾街和華盛頓服務。

這些民調顯示，許多美國民眾的憤怒程度相比一年前，更呈加劇之勢。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民調受訪者中，61%的共和黨人、54%的白人民眾、42%的民主黨人、43%的拉丁族裔以及33%的非洲族裔民眾的“怒氣值”相比往年有所上升。選民們感到美國夢在破碎，可以歸結為5個原因：經濟、移民、華盛頓的政策、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國內黨爭。

美國過去8年的經濟發展未能讓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實現真正的進步，這一點最易招致民眾憤懣。盡管美國已從衰退中復蘇，但多數民眾仍感到手頭拮據。美國中等家庭年收入已經原地踏步15年——據統計，1999年這一收入為57843美元，2014年為53657美元。不少人還感到，許多工作質量在降低，工作機會在減少。

非法移民的不斷增加使得美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皮尤研究中心統計顯示，40年前，84%的美國人由白人組成，而到2015年，這一比例降為62%，預計到2065年將進一步降至46%。《下一個美國》一書作者保爾·泰勒稱，“年長的白人選民認不出他們土生土長的國家，有一種身處異域部落的感覺。”

正如奧巴馬本人也承認的那樣，在他當政八年中，華盛頓共和、民主兩黨建制派黨爭越發極端。這一點令美國選民越發憤怒。蓋洛普民調稱，六成美國人認為政府權力太大。“國會山的僵局，加上民眾感覺一些選出的官員無能，導致了20%—30%的選民心懷怨氣，”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民調專家卡爾林·褒曼認為，“人們看到政治家們在爭斗，事情卻做不成。……人們感覺跟政府離得越來越遠，兩者關系每況愈下。”據皮尤研究中心統計，如果問美國人是否相信政府，89%的共和黨人和72%的民主黨人回答“有時信”或“從不信”。

政治極化現象早已將美國變成一個“分裂的國家”。皮尤中心統計顯示，共和黨在一些核心議題上，比94%的民主黨持有更保守的觀點，而1994年上述比例是70%。而中間派民主黨人則比92%的共和黨人擁有更自由的立場，1994年這一數據是64%。

“9·11”事件發生以來，美國人一直有“處在戰爭中”的感覺。隨著伊斯蘭國的發難，加之中國的不斷發展壯大，有著“例外論”基因的美國人那種焦慮感極易被煽動起來。皮尤研究中心數據分析認為，2012年，3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到2014年持有這一觀點的人數下降了10個百分點。該中心在2013年的一項統計還顯示，70%的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來自國際上的尊重。

在大選之年，這種種不滿、焦慮和憤怒正如堆積起來的干柴，此時，遠處跑來一群手持火把的點火人，他們就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最終將火點得特別旺的那位就是特朗普。

較之其他候選人，特朗普更敢于以踐踏“政治正確”的種種言論將人們的不滿歸咎于非法移民、歸咎于墨西哥等國家。

較之其他候選人，特朗普更善于利用媒體放大“理性選民”的“偏見”與種種合法的“胡鬧”。《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乘坐他的私人飛機跟蹤采訪時發現，一天的競選活動結束，特朗普關心的不是選情變化，而是媒體對他的報道。

較之其他候選人，特朗普“局外人”的身份成為其一大優勢：他不是體制內人，華盛頓的種種黨爭與他無關；他是一個商人，在初選階段主要用自己的錢拿來競選，與人們厭惡的“金錢政治”拉開了距離；他沒有過哪怕是一天的執政資歷，這恰恰使他得以毫無顧慮地盡情抨擊種種政壇弊端。

在美國政治中，每位候選人都有其基本選民群體。人們經過一番審視后，發現美國藍領白人或者被蔑稱為“紅脖子”的人構成特朗普滿口猛噴非法移民、華盛頓建制派等最為積極的支持者。

美國制造業藍領白人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往往也是從事制造業或服務業的低端工作。在20世紀，美國制造業藍領白人曾有過衣食無憂的美好歲月。那時，只要一個男性白人在諸如底特律汽車工廠謀得一份工作，他便可輕輕松松地養活一家老小。然而，近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低端工作大量地通過商品進口和服務外包而流失海外。這些白人發現他們的收入甚至工作機會大受影響。隨著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興起，各大公司在雇傭工人時特別是低端工作時更加需要考慮“政治正確性”而在不同族裔間平衡人數。雖然白人整體的平均收入依舊遠高過非洲裔，但是相同學歷的人群中不同族裔間的收入差距不大。這些白人父輩時的優越感頓時被深深的失落感所取代。在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所導致的經濟衰退進程中，受到打擊的也是這一藍領白人群體。這一部分選民對于特朗普將非法移民作為“泄憤”目標，把由于恐怖主義、失業引起的緊張和焦慮感歸罪其身等作法最能聽得進去。對于這些人來說，特朗普就是一個拳擊手，恰好在這些人希望看到有人揮拳時站了出來。特朗普也投桃報李，當他的支持者無故當街暴毆一名拉美裔路人之后，他非但未予譴責，還表示：“我的支持者都很有激情。他們真正地熱愛著這個國家并希望國家再次強大。”

2016年以來，一個塵封多年的政治名詞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屢屢提及，這就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也是一個有著多角度界定的詞匯，直白的解釋是民粹是一種人民不滿現狀的意識形態，可以與任何意識形態結合，視其社會情境或反對的對象而定。馬基雅弗利、黑格爾等思想家堅信歷史不過是人類行為的循環，民粹主義亦不例外。

在美國歷史上，有人認為對于英國皇家王室政府的民粹主義憤怒直接導致了美國獨立革命。

19世紀90年代，美國中西部和南部農場主和一些工會共同成立了民粹黨，反對“數以百萬人民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被一小撮人赤裸裸地偷走了，以成就他們巨大的財富”的社會制度。其他具有民粹主義政黨色彩的包括1912年由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的美鈔黨、1924年由羅伯特·拉福萊特領導的進步黨和1933年至1935年由休伊·朗領導的分享我們財富運動。

在196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曾當過四任亞拉巴馬州州長的喬治·華萊士所領導的五州民粹主義運動贏得了13.5%的選票。1972年，再次出山的華萊士反對精英政治和自由派改革，在民主黨初選中贏得了大量藍領白人的選票。

在1992年和1996年總統大選中，民粹主義者都曾被視為是一支攪動大選進程的力量。曾于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作為獨立候選人或第三黨競選總統的億萬富翁羅斯·佩羅也被視為民粹主義者。特朗普一度便與佩羅站在一條戰線上。在2008年總統大選中，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拉爾夫·納德贏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2004年、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民主黨候選人約翰·愛德華茲關于“兩個美國”的言論也曾被視為民粹主義。

自奧巴馬出任總統后，“茶黨”運動的興起被視為從右翼發起的民粹主義現象。左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選擇了“我們是99%”的口號，將美國最為富有的人指為1%。認為就是這1%的人制造了經濟不穩定，損害了新政以來的社會安全體系。美國政治學教授喬·朗茲和多里安·沃倫都認為，這一運動是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以為最為重大的左派民粹主義運動。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進程中，民主黨的伯尼·桑德斯和特朗普都被視為民粹主義者，區別在于桑德斯被歸為左翼，特朗普則相反。

有著一頭白發的猶太人桑德斯在2016年大選中是一位極為引人注目的人物。這位來自佛蒙特州的美國聯邦參議員公開宣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他猛烈批評美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呼吁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差距、維護女權主義、堅持反戰，改變美國人財富嚴重不均的現狀，打破財富影響政治的潛規則，提高富人稅率，推動美國能源改革，應對氣候變化。被認為屬于民主黨左翼的桑德斯在大選中不接受大公司政治獻金，只接受選民小額捐款。盡管在民主黨黨內競選中明顯不敵希拉里·克林頓，但在美國下層民眾和年輕人中頗受歡迎。

“特朗普現象”引得美國眾多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尋找歷史上的類似案例。1896年，威廉·杰寧斯·布賴恩因發表極具煽動性的“金十字”演講而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在那次演講中，布賴恩猛烈抨擊了金本位制度。

有人認為，美國歷史上與特朗普最為相似的無疑是第七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作為蘇格蘭-愛爾蘭后裔，杰克遜有著“野蠻、粗糙、熱血、暴力”的特點。他很豪爽、直率、草根、大嘴巴、心機深。他提倡施行為白人老百姓謀利的政策，痛罵華盛頓的建制派，因此很討好草根百姓的歡心，卻也很有爭議。

還有人將特朗普與美國20世紀30年代要求幣制改革、要求大工業和鐵路國有化及保護勞工權利的查爾斯·庫格林牧師，20世紀50年代間殘酷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發端者約瑟夫·麥卡錫，“陰謀論”者、作為改革黨成員出任第38任明尼蘇達州州長的杰西·文圖拉，宣揚孤立主義的社會活動家查爾斯·林德伯格等類似。

有人將特朗普與羅納德·里根進行對比。馬修·普瑞斯曼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稱，與里根一樣，特朗普也善于表明解決問題的簡單辦法就在那里，但其他領導人沒有將其實施的強烈意愿。他認為，這是理解特朗普現象的關鍵所在。有人指出，特朗普對待外國人和移民的態度令人想起富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私下里經常對一些少數族裔發表詆毀性言論，他對日裔美國人采取了集中拘留政策，并不讓逃離納粹的猶太人進入美國。

19世紀50年代，以美國土著黨為代表的勢力反對大量涌入的德國和愛爾蘭天主教徒。《紐約客》載文稱，特朗普是自那時起又一次反移民、“純粹美國人”傳統的回歸。

全球化的潮流帶來全球化的問題。特朗普在2016年得以呼風喚雨與大西洋彼岸的風風雨雨有著千絲萬縷的因果關系。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歐洲右翼極端主義開始抬頭，對外來移民的襲擊和種族主義暴力行為在歐洲各地時有發生。2009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讓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更強烈地激起了一些民眾的排外情緒，極右翼勢力借此得以擴張，一些歐洲國家的政局呈現“向右轉”的趨勢。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里，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大幅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版圖。

有著西方干涉背景的利比亞、敘利亞戰爭加速了向歐洲涌去的難民潮，也進一步刺激了歐洲民粹主義的膨脹。

歐洲有著一批如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和荷蘭自由黨領導人海爾特·維爾德斯一樣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他們在行事風格上與特朗普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他們大多充滿個人魅力，說著很接地氣的親民語言，善于激化民眾焦慮情緒。他們援引國際公約，呼吁阻止移民，尤其是穆斯林進入歐洲，并且善于抨擊歐盟。民族主義是他們開出的藥方。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證明了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引發了有利于極端民粹主義的集體缺乏安全感等情緒。隨著難民的涌入，歐盟各國拒絕共同接納成千上萬難民的做法使民粹主義的恐懼和混亂論調更受歡迎，而這種論調已經深入極端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思想。恐怖襲擊也助長了民粹主義領導人慣于煽動的恐懼情緒。

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興世界的崛起讓全球分工朝著他們不愿看到的方向發展。西方高舉自由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大旗，到頭來卻搬石頭打了自己腳，大西洋兩岸的草根階層均認為自己被國際競爭甩在后面，他們的挫敗感引發了聲討自由貿易和開放邊境等全球化原則的政治運動。

反全球化，鼓吹民族主義超越全球主義是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等多重打擊下，一度有著光明前景的歐盟危機重重。

2016年6月23日，英國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全民公投，結果表明多數投票者贊成脫離歐盟。歐盟遭遇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組織危機。

英國公投結果揭曉當天，特朗普首次以共和黨“假定”總統候選人身份出訪英國，其理由是巡視在特朗普名下的兩所位于蘇格蘭的國際豪華高爾夫球場度假村。

特朗普下榻的酒店外有數十名示威者抗議特朗普的到來，指責他是“頑固的種族主義者”，此前就有英國民眾發起請愿要求拒絕特朗普訪問英國。

特朗普一臉無所謂的樣子。當他被媒體問及對英國脫歐公投看法時，特朗普回答說，“我認為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而且已經發生。這是一次歷史性的、神奇的公投……世界各地人民都對移民問題感到憤怒，他們憤怒的原因是移民來到一個地方占用資源，但沒人知道這些移民是誰。這種憤怒發生在英國、美國和其他很多地方。”

“畢竟英國人奪回自己國家，這是一個偉大的舉動。美國人民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我相信也會成功。”特朗普說。

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參選，被視為大西洋兩岸將影響世界格局的事件。

時勢造就人物。

美國，也只有美國，能夠產生和造就特朗普這樣的人物。

誰也看不懂的棋局，七嘴八舌的世界，臉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