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現場｜從“跨越兩國的審美”看中日漢唐文化交流

澎湃新聞記者?高丹

2022-10-04 17:41

來源：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獲悉，“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近日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此次展覽是對日本歷史、中日交流史的一次整體回顧，共呈現奈良縣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100余件（套）與中國相關的文物，以及國內文博機構所藏的數十件與日本相關的文物，其中不少日本文物為首次出境展出。

澎湃新聞記者在現場看到，展覽從接受中國皇帝冊封“倭王”來統治“倭國”的時代開始講述，延續到脫離冊封體制，從中國學習各種制度和文化后，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古代律令國家“日本”。

“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展覽現場

另外，展覽也重點展示佛教文化在日本開花結果的盛況，展出在倭國和日本制造的各種文物，以及與奈良有關的繪畫作品和利用現代技術復原的壁畫復制品，以探索源遠流長的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歷史。

從繩文時代看起

“倭人”，是“日本國”建立以前中國對日本人的稱呼。日本人亦自稱“倭”或“倭國”，其統治者則以“倭王”或“倭國王”之名向中國朝貢。在中國帝王的承認下，倭國統治者實行著日本國內的統治。

倭人的活動始于舊石器時代。繩文時代，倭人在使用陶器的同時，也開始使用弓箭和打磨石器，雖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生業，但也在聚落過著定居生活。在聚落的中心和邊緣建造了大規模的建筑物，使用陶俑、石棒等進行祭祀等，精神文化得到了空前發展。進入到彌生時代，倭人從大陸引進灌溉式水田耕作技術并固定下來。隨著開發的進展，生產力有了飛躍性的提高。

展覽中的一些陶器上的紋繪陶器即描繪了彌生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祭祀場景等。隨著財富的積累，部落首領誕生，部落國家逐漸形成。部落國家的國王開始與中國進行交往。

繩文時代陶器

彌生時代陶器陶器殘片

鹿是有彌生時代有紋飾陶器上最常見的動物形象。下面一件展品在器身上刻有兩頭雌鹿和一座建筑物。朝向左側的鹿與和寄棟式建筑（屋頂分為前、后、左、右四個斜面）之間有幾條向上的直線。如果這條直線是箭的話，應該是描繪了從建筑物向鹿射箭，鹿驚惶逃竄的場景。

建筑物與鹿紋陶器

這一部分展品更難得一見的是古墳時代的陶俑與特殊器臺。

彌生時代之后，日本進入了古墳時代，古墳時代得名于遍布于日本的早期巨大的土堆墳冢，其中的許多跨越近兩千年的時光依舊保存良好。

關于巨大古墳可以有許多觀察角度，比如被討論最多的，是否受到中國墓葬文化的影響，如我們所知的中國最有名的巨大的墓葬——秦始皇陵，還有和古墳時代同期的北魏留下的古墳。巨大古墳和中國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巨大古墳是堆土成丘，在墳丘的至高處放置棺木以安葬死者，沒有中國墓葬費心營造的地下宮殿。中國地宮里的隨葬品，在巨大古墳這里，被抽象為埴輪，沿著墳墓的中央地區一層層碼放在地面上，如衛兵一般。和中國墓葬更不同的是，日本全國15萬座古墳，確切知道受葬者的僅有20余座。

俯瞰著名的大山古墳

展覽展出的前方后圓墳模型

藝術史家徐小虎在《日本美術史》中談及：

古墳文化最大的特點是人形陶（人物埴輪），后來變形為圓筒狀，沿著墳墓的中央地區擺成同心圓狀，土臺的中心則是陶屋，象征死人靈魂的棲息所，陶屋周圍還有陶制的盾和儀式用的遮陽篷。4世紀末，人形陶傾向神人同形化，中空的身軀綴飾細致的衣飾；6世紀時，動物陶如雞、馬、野豬、鹿、狗、貓、牛和魚紛紛出現，以面朝外的姿勢成列安置于土堆之上，神圣的中央區域則放置鳥、船和屋舍，應是象征引領靈魂往最終安息地的交通工具。

古墳時代人物埴輪

古墳時代船形埴輪

特殊器臺是用于承托特殊壺的。在以岡山縣為中心地區的墓地中，施有弧帶紋的器臺供品被稱為特殊器臺，與特殊器臺相配套的則被稱為特殊壺。二者一方面作為墓葬供獻用的陶器發展，另一方面弧帶紋的設計不斷退化，最終形成去掉器臺底部和弧帶紋的圓筒埴輪。

特殊器臺特殊壺

胄·盾形陶器

展覽也展出兩件金飾的復制品。一件為鎏金銅冠飾的復制品。金冠本體被稱為“廣帶二山式”，兩側分別有凸起部分，中間為一蝶形裝飾。附在主體上的樹木形立飾有蕨手形吊籃形、劍菱形、鳥形等裝飾。無論是本體還是立式裝飾，都是在底板上進行列點紋或直線紋等雕刻，心葉形或鳥形步搖則用鐵絲點綴在上面?！皬V帶二山式”和立飾裝飾是倭國獨有的造型和設計。但另一方面，樹木形立飾的設計，以朝鮮半島的新羅為首，也被指出與阿富汗的蒂拉丘地出土品的關聯。

鎏金銅冠飾（復制品）

飛鳥時代與“日本國的建立”

飛鳥時代是古代日本的一個歷史時期。開始于日本第一個女天皇推古天皇就位的592年，終止于遷都平城京的710 年，上接古墳時代，下啟奈良時代。

飛鳥時代期間，倭國在隋開皇二十年派出了遣隋使。隋大業三年，倭國在給隋朝的國書中自稱“日出處天子”，這激怒了隋煬帝。次年，隋煬帝將文林郎裴世清派遣至日本以示訓誡。618年，唐朝建立后，倭國派遣唐使。留學生與僧侶從隋唐學到很多東西，這關系到以天皇為中心的律令國家“日本”的成立和發展。

672年，日本古代史上發生了最大的內戰“壬申之亂”，勝利者大海人皇子于次年在飛鳥凈御原宮即位。此后，以天武天皇為中心的律令國家的建設加速進行。之后，《大寶律令》于大寶元年編纂完成。這樣，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國家體制終于得以確立。同年，遣唐使被重新任命。大寶二年，“日本國”的大使粟田真人入唐，武則天設宴賜官。自此，“日本”這一國號開始正式對外使用。

這一時期中日交流愈發密切，很多文物也體現出交流融合的痕跡，如一件收納火葬骨的藏骨器，出土于奈良縣香芝市穴蟲的丘陵。作為鑄造鍍金的容器，蓋和器身分為半球形，接合處是蓋身共合的印籠蓋式。器蓋基本上每行10字，呈放射狀共刻有 391個字，被評價為日本最優的中國式墓志銘。銘文寫道：威奈大村曾侍從持統天皇和文武天皇，慶云二年成為正五位下越后城司，慶云四年在任上去世，年僅46歲。

威奈大村藏骨器

飛鳥凈御園宮主殿建筑模型

飛鳥時代開始提倡“薄葬化”，天皇陵采用八角墳。齊明天皇和女兒間人皇女的合葬墓被認為是八角墳的牽牛子冢古墓。

高松冢古墳和龜虎古墳都是7世紀末至8世紀初期建造的兩段式圓形古墳。高松冢古墳的橫口式石槨的結構是由床石、壁石和頂石構筑成的箱形，內表面涂有灰泥，并繪有壁畫。繪制內容有四神，即東壁的青龍、西壁的白虎、北壁的玄武和南壁的朱雀；人物（男子群像、女子群像各4人，東西兩壁面）；東壁太陽，西壁月亮和頂棚部的星宿。高松冢古墳和龜虎古墳是已知日本僅有的描繪四神和星宿的壁畫古墳。

高松冢古墳壁畫人物

高松冢古墳壁畫自發現以來一直被討論其與唐及高句麗的關系。星宿圖、四神圖和人物群像是隋唐古墳壁畫的常見題材，人物群像在7世紀后半期以后的中國墓室壁畫中也頻繁出現。在懿德太子墓（706）中，人物通過前后重疊排列的透視法進行了立體表現，高松冢西壁女子群像與之相同。

唐墓中大量使用唐三彩作為明器。裝飾有綠色、褐色、白色、藍色等色彩鮮艷的唐三彩也被帶到了日本，日本國內還獨自生產了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奈良三彩被認為是在平城京及其周邊地區燒制的。東大寺正倉院文書中有“造佛所作物帳”，從中可以領略到奈良三彩的制作技術。

奈良三彩小壺

祈拜形象與中國視角的日本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大約在6世紀中葉通過中亞、中國和朝鮮半島傳入了位于歐亞大陸東端的島國。元興寺的緣起類記載是公元538年，《日本書紀》記載是公元552年。這一年百濟的圣明王贈送了一尊佛像、莊嚴具及佛經。這就是所謂佛教的公傳（官方傳播）。據《日本書紀》記載，欽明天皇在看到這尊名叫佛的異國神靈的雕像后，評價其姿態端正莊嚴。從那以后，日本從與當時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王朝的交流中獲得的知識中尋求規范，同時進行了將神圣的東西表現出來的行為。

有關佛教形象傳播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磚佛。

日本在7世紀后期至8世紀初進行將黏土壓模后燒制的浮雕像的生產制作。初唐時期，645年玄奘西行求法歸來后，印度式的磚佛制作在首都長安盛行。遣唐使將之帶回，促成了磚佛制作在日本的迅速傳播。能夠通過模具大量復制的磚佛,作為連接古代亞洲美與精神的媒介，可以說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飛鳥時代多尊像佛磚

飛鳥時代方形六尊立像磚佛

另外，展覽為了展示中國視角下的日本，也選取相關文物，如銅鏡、金屬制品、磚瓦、佛像、墓志等。從某些特定的角度展現古代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

如十六國三燕時期（前燕337—370，后燕384—407，北燕407—436）金屬制品，如步搖、黃金器、馬具等，以實物證據彌補正史中失載的3世紀晚至5世紀初期間中日交流的歷史。

十六國前燕，鎏金銅刻鳳紋山形箭箙飾，朝陽縣文物管理所

透雕鎏金銅馬具飾件（前橋）十六國前燕

金步搖十六國前燕

另外，展覽中也展示了三國晉至南朝畫像磚，從紋飾角度，如四神、蓮花、建筑、佛像、神人等，窺見當時中日間的密切交往；西安唐長安城大安國寺遺址出土佛像，是研究盛唐時期長安寺院密教雕刻和日本密宗雕刻的重要實物資料；“日本國朝臣備書”李訓墓志、井真成墓志，是反映遣唐使歷史的重要資料，高玄墓志則涉及作為中日文化交流重要中介之朝鮮半島的歷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