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希蒂希評《伊麗莎白·芬奇》︱離經叛道的朱利安和尤里安

Julian Barnes, Elizabeth Finch, Knopf, August 2022, pp192

在歷代羅馬皇帝中，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可能是比較樸實無華的一位，但他仍然是后世藝術界反復描繪的對象之一。亨里克·易卜生的戲劇《皇帝和加利利人》、費利克斯·魏因加特納的歌劇《叛教者》以及米歇爾·布托爾和戈爾·維達爾的小說都曾以他為主題，他也是查爾斯·斯溫伯恩1866年的詩作《普羅瑟芬之歌》的靈感來源。按照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說新作《伊麗莎白·芬奇》敘述者的說法，這位皇帝在十八世紀——“尤里安死后聲譽的巔峰時刻”——得到了孟德斯鳩、伏爾泰和愛德華·吉本的贊揚，后者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用了三個章節寫他。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他粉絲。

《伊麗莎白·芬奇》是另一部以尤里安為核心的小說。巴恩斯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中間的五十頁是一篇關于這位基督教“妖怪”的生活、遺產和矛盾的論文，這位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統治帝國的皇帝宣布自己是泛神論者（pagan），并且（正如斯溫伯恩寫下的那樣）戰死在波斯，哀嘆耶穌的勝利：“蒼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們的征服勝利了。”巴恩斯提醒我們，尤里安在位僅兩年（公元361-363年），他“從未踏足羅馬”，而且他出生時就受洗為基督徒。書中他還促使我們去思考這位皇帝的信條與個性的各個方面，這些知識并非都能在維基百科里搜索到。但是這些信息插在一部小說中間是在做什么，這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過巴恩斯先生總是喜歡玩弄形式和風格，游走于虛構作品和非虛構作品之間多孔的邊界。這方面的例子包括1984年的《福樓拜的鸚鵡》，它讓我們去探索激起《包法利夫人》作者靈感的小鳥標本；以及馬賽克式的《10?章世界史》（1989年），此書對諾亞方舟和切爾諾貝利事件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巴恩斯的年齡和經驗（他已經七十六歲，這是他的第三十本書）可不會讓他從現在開始守規矩。

不難看出，為何尤里安會成為熱衷于形而上學的作家的一個好題材。他可能缺乏愷撒大帝的威風凜凜，也沒有卡利古拉的夸張丑聞，但他短暫的一生（他三十出頭就去世了）堪稱是模糊性、多元性和高度道德嚴肅性的大師課。作為一個狂熱的犧牲者和預言者，尤里安批評基督教明顯缺乏復雜性；他嘲笑耶穌所崇尚的簡單與謙卑，但他自己也是一個謙遜而堅貞的禁欲主義者。他懲處基督徒，但又不失寬容和溫和。巴恩斯先生對此的評論是：“你可能會認為這是基督教的美德。”換句話說，這位皇帝的傳說是一塊絕佳的用來投影的屏幕。我們的敘述者投射出他在歷史舞臺上的身影，“不同顏色的聚光燈追逐著他。哦，他是紅色的，不，更像是橙色的，不，他是靛藍色的”。對于像巴恩斯先生這樣的后現代主義者來說，此處就是關鍵所在：“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在看待任何人的生活時會發生的事情。”

朱利安·巴恩斯

這里所說的“真實”生活是指小說標題這個名字后面的人物，是尤里安的某種化身，或者說她是他的化身。1990年代末，書中的主人公尼爾參加了“獨立學者”伊麗莎白·芬奇（經常簡稱為“EF”）的一班為期一年的成人教育課程，主題是“文化與文明”。當時的尼爾三十五歲上下，曾是一名肥皂劇演員，但一直沒出名；他對知識充滿好奇，有點青澀，有點迷茫。小說還寫到了更接近我們當下的時代（英國脫歐后），此時的尼爾已經兩次離婚，芬奇已經去世。他仍然有點迷茫，比起當年的青澀，更有幾分頹廢。

對尼爾來說，EF的課程仍然是他一生中的亮點。他與昔日的導師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聯系，因此在她去世后繼承了她的文檔和藏書。他希望能理出些頭緒。其結果就是這本EF的肖像兼回憶錄以及他未能交出的最后一篇論文：關于叛教者尤里安。

即便我們只能瞥見EF的身影，也足以展示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她更喜歡教成年人而不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更加自以為是”，她教學的主要原則是“嚴格的樂趣”。她很嚴厲，言辭犀利，但有著一顆溫暖的心，而且經常表現出機智。她對模仿時尚不感興趣，而且似乎“與她的年齡不符”，但也明白自己的歷史位置。她蔑視“單一”（“一神論……一根筋。一夫一妻制……我準備提出單軌鐵路是有用的”），但又斷言“愛是一切”。她致力于一個完全本真的生活，但“相信假象”（當尼爾提到他的演藝生涯時，她感嘆道：“啊，通過表演制造真實的完美范例”）。她陶醉于矛盾之中，是“[尼爾]所見過的最不善于操縱他人的女人”——而她把他牢牢地捏在手中。

自然而然地，尼爾被她迷住了——并不完全出于男女之情（盡管他發現她很“風流”），但肯定是包括了智力、精神,甚至情感等方面。他開始著迷于她私生活的各個方面，想知道她是否有一個或幾個情人。他結識了她的弟弟克里斯托弗——“開朗、銀發、粉頰……普普通通”——并希望還能有更多發現。

作為一個多元多樣的存在，EF與一個日益極化的世界越發對立（正如它暗示的那樣，叛教者尤里安的世界也是如此）。我們一開始就讀到她曾經歷過“公開羞辱”，后來才知道細節：EF為某文學雜志寫的一篇關于尤里安的文章被英國小報發現，這些小報針對她關于基督教戰勝異教和希臘化是歐洲文明的災難的論點一番小題大做之后，隨之而來的是記者的騷擾和對她私人生活的窺探。這個社交媒體為王、動輒發動文化戰爭的時代，不是EF想要的。而巴恩斯先生的這本小說可以被解讀為對這兩者的狡黠批評。

關于“羞辱”的線索也成為了這本書的一種巧妙的敘事手段，挑起我們的興趣并使我們不斷讀下去。推進情節的其他重要事件包括班上其他學生之間的關系（關于尼爾有過的一段戀情），以及EF是否是猶太人的問題（她有時會提到“希特勒的餐桌談話”）。

巴恩斯先生在這里的立足點并不那么堅實。作為EF復雜品格的象征，同時作為一個短暫代入身份政治的載體，這條猶太人的線索讓人覺得略顯廉價。至于其他人物，他們得到了很好的描繪，但僅此而已。巴恩斯先生的這種模式化風格是直截了當的。書中包括：“安娜（荷蘭人，因此偶爾會被英國人的輕浮所激怒）、杰夫（挑釁者）、琳達（情感不穩定，無論是在學習上還是生活本身）”等等。所有這些使人覺得與其說是“憑借人為產生真實”，不如說是小說家在敘事上沒多花工夫。

這反映了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論述尤里安的那篇論文處于故事的中心地位。雖然它呼應了小說的主題和邏輯，但它對小說的藝術性幫助不大，它令我們從一個很好地展開的故事中轉移了注意力，這個故事在后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不得不努力重新確立自我。

在《伊麗莎白·芬奇》全文中，巴恩斯先生經常提醒我們神話創作的支配力。我們會讀到“誤讀歷史是一個民族作為自我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宗教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家庭的一部分”，甚至“作為一個人的一部分”。尼爾也同樣熱衷于肯定“歷史學家能夠……成為優秀的小說家”，而“神學家”也可以。

小說家也可以。這里的另一位朱利安（譯注：指作者巴恩斯，他與尤里安同名）很清楚自己作為一個故事敘述者的離經叛道，雖然許多讀者會欣賞他的模棱兩可又想法繁多的技藝，但其他人只想要更簡單的東西：人物和情節的發展，不那么花里胡哨的樸素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