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埃爾多安的狠話認真的嗎

近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事情上放出狠話“只要塔伊普·埃爾多安還是土耳其共和國國家元首，我們肯定不能對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加入北約說‘行’。”

土耳其反對瑞典和芬蘭加入，原因包括這兩個國家支持庫爾德工人黨（被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及其分支，以及支持被土方認定曾發動未遂政變的“居倫運動”（宗教人士費特胡拉·居倫被認定與土耳其2016年未遂軍事政變有關）。

5月18日，芬蘭和瑞典駐北約大使向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提交了加入北約的申請，標志著芬蘭瑞典正式申請加入北約。那時埃爾多安就曾表示，除非滿足土方要求，否則將堅定反對芬蘭瑞典的加入。

根據土耳其《沙巴》雜志（Sabah）的報道，土耳其對芬蘭、瑞典提出了10點要求：（1）明確庫爾德工人黨（PKK）及其有關組織是恐怖組織的立場；（2）必須停止與PKK及其附屬組織的官方接觸；（3）停止向敘利亞“恐怖組織”敘利亞人民保護部隊（YPG）提供資金支持；（4）避免在伊拉克與敘利亞與PKK領導人進行接觸；（5）停止正在通緝的“居倫運動”逃犯等在芬蘭、瑞典進行的虛假宣傳與游說；（6）加快引渡被通緝的PKK、YPG以及庫爾德社群聯盟（KCK）的成員至土耳其；（7）正確地尋求本國安全保障，所有危及土耳其國家安全的活動必須停止；（8）與土耳其共同建立打擊恐怖組織的機制；（9） 切斷恐怖組織集資的銀行賬戶和資金流；（10） 防止反對土耳其的所謂“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或籌款。（參見鳳凰大參考：《獨家解密：土耳其為芬蘭瑞典加入北約開出10大條件！》）

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土耳其與芬蘭、瑞典（事實上是整個美歐）在庫爾德問題、“居侖運動”兩大問題上的分歧。另外，根據其他方面報道，土耳其還把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問題與土耳其和美歐之間更具戰略性的問題掛鉤，如土耳其要求美歐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將土耳其重新納入F-35先進飛機計劃等等。土耳其還要求購買幾十架美國F-16戰斗機，并為其現有戰機購買升級套件。

土耳其在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問題上的反應程度甚至超過了俄羅斯。這當然有彼此在庫爾德問題、居侖運動問題上的分歧，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土耳其與美歐之間戰略分歧，也是土耳其近年內政外交發生重大變化情況下土耳其與西方深層次矛盾加劇的體現。既強調和彰顯獨特的身份與利益，又無法游離于西方體系之外，并時刻根據國際體系和地區形勢、熱點問題變化凸顯自身的存在感、話語權，是土耳其在整個俄烏沖突及相關問題上行為表現的根源所在。

土耳其與北約的曲折“姻緣”

北約成立于1949年，其12個創始成員國為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丹麥、冰島、挪威、盧森堡。到1991年冷戰結束，北約共有16個成員國，4個新增的國家為德國、希臘、西班牙、土耳其。這些國家中，1952年加入北約的土耳其顯然十分特殊，土耳其成為北約國家中唯一的非西方伊斯蘭國家。

眾所周知，北約作為北大西洋兩岸國家建立的安全組織，創始成員主要是北美和西歐國家。冷戰開始后，美國便提出對土耳其和希臘進行援助的杜魯門主義，以防范土、希發生革命而投入社會主義陣營懷抱。但在北約醞釀籌備過程中，盡管土耳其一直以蘇聯威脅黑海海峽為由要求美國為其提供安全保護，并多次向美國提出加入北約的安全訴求，但美國在介入中東安全事務特別是土耳其、伊朗問題上異常謹慎，并表示以其他形式如雙邊聲明和其他安全條約的形式保障土耳其安全。美國外交、安全等部門內部對是否吸收土耳其加入北約的問題也存在尖銳分歧。

因此，盡管土耳其加入西方陣營特別是軍事同盟體系的要求異常激烈，但美國最終未同意土耳其以創始國加入北約的請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土耳其一面異常積極地參加美國組建的“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一面再度強烈提出加入北約。伴隨冷戰的擴大，美國也認識到土耳其在蘇聯南翼抵御蘇聯擴張的重要地位，以及土耳其對于地中海整體安全的重要性，美國才決定吸收土耳其加入北約。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成為西方抵抗蘇聯的前沿陣地，美國在土建立了多處軍事基地。此后土耳其成為美國在巴爾干、中東和高加索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

土耳其在北約的尷尬處境在冷戰時期便有突出體現，其核心矛盾是美國既希望土耳其在對抗蘇聯過程中發揮屏障作用，又壓制土耳其實現自身利益的訴求。例如，1961年美國肯尼迪政府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要求土耳其撤除了在其領土上布置的朱庇特彈道導彈（PGM-19 Jupiter），以換取蘇聯放棄在古巴部署導彈的計劃，但這是美蘇事先拋開土耳其進行的私下交易，使土耳其倍感屈辱，對美國的不信任感由此產生。又如，1963年塞浦路斯危機爆發后，由于擔心土耳其軍事介入，美國總統約翰遜在1964年6月致信土耳其總理伊諾努，要求土耳其必須放棄軍事介入塞浦路斯，否則美國將停止對土耳其的軍事支持。這就是著名的“約翰遜信件”，又令土耳其深感屈辱。

冷戰結束后，蘇聯解體導致土耳其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有所下降，但雙方戰略伙伴關系并未發生改變。冷戰結束初期，土耳其仍把與美國的盟友關系置于外交優先地位，并對美國在中東戰略行動予以積極支持和參與。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土耳其全力支持美國的行動。“9.11事件”后，在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中，土耳其也對美國的“反恐戰爭”予以配合，并作為北約成員國在阿富汗戰爭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執政后，特別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十年來，伴隨土耳其內政外交發生巨大變化，以及北約自身的變化，土耳其與西方圍繞土耳其國內政治發展、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特別是中東熱點問題、土耳其與俄羅斯關系等問題均產生了深刻分歧，并對土耳其與北約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

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背后：土耳其與西方的深刻分歧

目前，土耳其在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問題上的表態并非執意反對它們加入北約，其背后是土耳其與西方深刻矛盾分歧的反映，或者說是土耳其力圖通過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實現其自身利益。同時也是土耳其特別是埃爾多安對美歐強烈不滿情緒的宣泄，因為近二十年來土耳其在加入歐盟及國內政治問題上不斷受到西方的擠壓。這也恰如半島電視臺的評價所言：“土耳其對北約擴張所持的保留意見，從更廣泛層面反映了安卡拉對其大多數西方盟國的失望。”

第一，土耳其威權政治的加強導致西方國家與土耳其在價值觀念領域的分歧不斷加劇。

近20年來，特別是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變后，土耳其通過實行總統制、削弱軍方權力，不斷強化以總統為核心的威權統治。在美國和歐洲看來，土耳其已經背離了西方倡導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已不再是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民主燈塔”，這是美土矛盾加劇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根源。目前土耳其與美國圍繞“居倫運動”領導人的斗爭（土耳其要求引渡定居美國的居倫遭美多次拒絕）、美國和西方多次要求土耳其釋放其監押的政治犯，甚至是美歐與土耳其圍繞庫爾德問題的分歧，都是土耳其與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矛盾的體現。

第二，土耳其與西方圍繞庫爾德問題的分歧，既成為雙方在反恐問題上分歧的原因，同時也擴大到雙方圍繞中東地區熱點問題的分歧。這也是此次土耳其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最直接的抓手。

在土耳其與西方的關系中，庫爾德問題既是政治問題，更是安全問題。政治問題是指西方尤其是歐洲不斷批評土耳其的庫爾德政策，特別是土耳其對庫爾德人和解政策在受挫后陷入停滯，引發歐洲國家不滿，成為制約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重要因素。安全問題是指庫爾德工人黨對土耳其的安全威脅，以及在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危機和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過程中周邊庫爾德力量壯大對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的影響。

在庫爾德問題上，土耳其擔心美國對伊拉克、敘利亞境內庫爾德力量的支持，對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產生不利影響，這迫使土耳其多次越境進入伊、敘打擊庫爾德武裝。此外，土耳其認為歐洲國家對流亡歐洲的庫爾德工人黨成員打擊不力，更不配合土耳其進行甄別和引渡。

總之，庫爾德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土耳其從剛性的反恐政策出發打擊庫爾德工人黨，以及周邊國家敘利亞、伊拉克與庫爾德工人黨存在聯系的庫爾德武裝力量，并希望美歐予以支持和配合。但在西方的觀念中，庫爾德工人黨問題并非簡單的恐怖主義問題，其背后與土耳其庫爾德政策存在密切關聯，進而引發雙方復雜的矛盾分歧。針對土耳其抓住庫爾德工人黨問題責難申請加入北約的芬蘭、歐洲，有分析評價指出，庫爾德問題“一直是土耳其與西方關系在過去幾年內出現緊張的主要原因”。

第三，土耳其不斷與俄羅斯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進行合作，對北約安全一體化構成嚴峻挑戰。

由于土耳其與美歐的矛盾不斷加劇，土耳其還大膽地通過與俄羅斯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實現既維護自身利益，又通過俄羅斯來撬動西方的雙重目的。與此同時，土耳其還利用自身地緣優勢靈活游走于西方和俄羅斯之間，而當前土耳其在俄烏沖突中扮演的角色更是把這種政治邏輯發揮到了極致。

最令美國和北約惱火的是土耳其不顧美國嚴重警告購買并部署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2017年土耳其表示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的企圖時，美國便警告將中止土耳其參與新一代F-35戰斗機項目的權利，并威脅對其進行制裁。土耳其則威脅關閉英吉利克（?ncirlik）空軍基地等軍事基地。2020年10月，土耳其在黑海海岸測試S-400防空導彈系統，并成功追蹤美式F-16戰機；12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土耳其實施制裁，以懲罰其采購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這是美國首次將《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AATSA）相關條款適用于北約盟友。

美國和北約因S-400問題向土耳其施壓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強烈反彈。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黨（MHP）領導人德維特·巴切利（Devlet Bah?eli ）表示：“我們可以從任何我們想要的人那里購買武器，我們永遠不必向北約證明這一點。”在最近闡述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的主張中，埃爾多安要求美歐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將土耳其重新納入F-35先進飛機計劃等要求，無疑仍是土美雙方圍繞S-400博弈的延續。

事實表明，土耳其與北約的矛盾使土耳其對北約的信任不斷下降。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2004年至2014年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北約在土耳其的支持率在接受調查的聯盟國家中是最低的。

近年來，土耳其與北約及其歐洲成員國之間可謂齟齬不斷，甚至直接影響了北約的安全合作。例如，在北約2016年華沙峰會上，也就是土耳其2016年7月15日未遂軍事政變前幾天，北約曾同意2018年在伊斯坦布爾舉行北約峰會。但在土耳其未遂政變后，德國和加拿大等十多個北約成員國反對在土耳其舉行峰會。在此背景下，2018年北約峰會改在布魯塞爾舉行。此舉引起了土耳其強烈不滿。

又如，2017年， 一位北約的挪威承包商在網站上把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和現任領導人埃爾多安列入“敵對領導人”加以攻擊，為避免該事件對即將舉行的軍事演習產生沖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挪威國防部長不得不向土耳其正式道歉。盡管如此，仍引起了土耳其社會對北約的強烈反對，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要求土耳其退出北約的強烈呼聲。

再如，2016年6月2日，德國聯邦議院宣布1915年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大規模屠殺為種族滅絕。三周后，土耳其以拒絕德國議員訪問北約駐土耳其英吉利克空軍基地（該基地有260名德國士兵）的做法進行報復。此外，土耳其還拒絕德國擴大在英吉利克基地軍事部署的計劃。直到2016年10月，在德國政府公開宣布聯邦議院的投票（指對亞美尼亞問題的投票）不具有約束力后，德國議員們才被允許訪問該基地。2017年5月，土耳其再次禁止德國議員訪問英基利克空軍基地，導致雙方緊張局勢再次升級。受此影響，德國不得不轉而決定向約旦的空軍基地部署士兵和飛機。

土耳其最終不會阻止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土耳其盡管在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問題上措辭強硬，但主要是借此機會向西方特別是美國表達不滿，以實現或部分實現土耳其在現實利益方面的訴求，最終應不會阻止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近些年來，土耳其經常對西方有任性之舉，但始終沒有走到危及土耳其與西方關系的地步。在土耳其表達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立場的同時，土耳其官員解釋稱，這種立場并非旨在關閉兩國加入北約的大門，而是旨在迫使兩國回應土耳其關于限制“恐怖組織”活動的要求，并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問題上采取明確立場，以及解除兩國在2019年對土耳其實施的軍事制裁。

就以往土耳其與西方交惡的情況看，雙方都不會突破底線，最終會妥協，避免雙方關系走向徹底破裂。例如，2021年10月，美法德等西方十國駐土耳其大使發表聯合聲明，敦促土方釋放被監押的政治異見人士——土耳其商人卡瓦拉，而埃爾多安宣布西方十國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暗含對其驅逐出境的警告。但這場風波還是以雙方的妥協很快得到平息。

從西方來說，目前在美國不斷加大與俄羅斯戰略博弈的情況下，西方不會因小失大，進而削弱歐美在烏克蘭問題上抗衡俄羅斯的能力。這也恰如半島電視臺評論所言：“在當前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并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繼續這場激怒土耳其的游戲，這也是過去五年來塑造土耳其新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鑒于烏克蘭戰爭給歐洲安全和全球穩定帶來的新挑戰，建立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北約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

從更深層次上說，土耳其對于北約和西方仍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土耳其聯通歐洲、巴爾干、中東、高加索和中亞的戰略位置，是任何其他國家都難以取代的；土耳其擁有北約第二大軍事力量，更是北約必須倚重的。土耳其的軍事基地在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安全體系中發揮著突出作用。土耳其的英吉利克和科尼亞空軍基地駐有來自其他北約國家的部隊，在伊茲密爾駐有北約盟軍陸軍聯合司令部（NATO Allied Land Command）的部隊，在庫吉克部署著美國雷達預警裝置，該雷達是歐洲導彈防御運行系統的一部分。

土耳其在北約的行動中也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土耳其參與了北約在巴爾干半島的所有行動，為北約在科索沃執行任務做了重要貢獻。土耳其也一直是北約駐阿富汗執行任務部隊的主要貢獻者。它還長期負責管理喀布爾國際機場，并為訓練阿富汗國家警察作出了重大貢獻。土耳其高級官員曾兩次擔任北約駐阿富汗的高級文職代表。2014年北約的作戰任務結束后，土耳其是唯一一個沒有減少阿富汗駐軍人數的北約成員國。相反，它還擴大了其軍事存在范圍，并為阿富汗安全部隊提供訓練、建議和援助，直至2021年8月美國撤軍阿富汗。

土耳其和俄羅斯也是既合作又斗爭的關系，土耳其仍需要美國和北約保障其安全并平衡俄羅斯的壓力。盡管土俄雙方在經貿、能源、安全和地區熱點問題上有密切合作，但在中東、中亞、巴爾干、高加索等地區事務中存在復雜的斗爭和博弈。例如，近年來土俄雙方在黑海一方面存在經濟和安全合作，但在出現矛盾和沖突時，土耳其又會轉向自身的北約成員國身份，并迫使美國和北約對俄羅斯施加壓力。

總之，在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問題上的矛盾是土耳其與北約、土耳其與西方長期矛盾的反映和延續。這也恰如有關評論所言：“芬蘭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諾限制對安卡拉構成威脅的組織的活動并非難事，但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將這個問題與土耳其和西方之間關系聯系在一起，會使土耳其對北約擴張的反對，成為一個不僅僅會阻礙兩國加入北約的問題，而且還可能導致安卡拉與其西方伙伴之間的關系的進一步動蕩……如果西方不回應土耳其的安全需求，那么土耳其對重塑它與西方之間的伙伴關系的熱情也會削弱。”

盡管土耳其與西方關系在一定時期內仍會維持既合作又斗爭的總體格局，但就演進趨勢看，土耳其與西方在身份認同、價值觀念、政治和安全關系等領域的分歧和裂痕將不斷加劇，并重塑土耳其與西方的關系。

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已完成五輪東擴。但是，伴隨北約東擴和全球及歐亞地區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北約凝聚力下降、各成員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高漲、美國領導能力嚴重不足，都使北約東擴越來越背離北約本身的安全定位，陷入越擴張越不安全的悖論，北約內部的“土耳其現象”將層出不窮，并最終使北約走向末路。這或許也是俄烏沖突的對世界的最大警示。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