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上的梵高：深圳大芬村整治轉型，五百墻壁油畫工“斷舍離”

楊明個子不高，左邊的肩背向后凸起，從左側看去淹沒了脖子。

夜已深，錄音機里放著歌，大芬油畫村的游人少了，楊明在村內的巷道的墻壁上擱著畫板作畫，漸入佳境。有時候他會從白天畫到凌晨兩點。

楊明是貴州安順人，今年31歲，2008年來到深圳大芬油畫村畫畫，是一名墻壁畫工。因為小時候摔傷，他左側的背部再也沒有挺直過。

他所在的大芬村曾有撲鼻而來的名字——“大糞村”。它本來會隱沒在深圳的東南旮旯，人們也不會設想它跟達芬奇、梵高、畢加索有什么關系。

直到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將商品油畫引入這個狹小的客家村莊，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產生了油畫工廠的藝術流水線，從復制和出口西方的知名油畫起步，由資本驅逐畫作的速度和品相，逐漸有了“中國油畫第一村”的名號。

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主任劉亞菁解釋稱，大芬村空間狹窄，一些畫商和畫工就利用樓與樓之間的過道進行作畫、展示和銷售，久而久之形成較大規模的墻壁畫廊。

超過500名畫工依靠墻面畫廊維持生計。兩堵相對的畫墻距離有時甚至不足一米，老電線糾結纏繞，巷子里散落著顏料，畫板和待吹干的成品，成為大芬村獨特的經營生態。

在由畫工、畫師、畫廊和畫商構建的制售產業鏈中，畫工處于最底端。他們被畫廊雇傭或接受畫商訂單作畫，靠的是“走量”，收購價常被壓得很低。經過層層倒手和漫長的運輸后，畫作最終出現在國內各地和海外的畫廊中。

喜歡畫畫，不回（老）家，想當畫家……這些是楊明內心重要的事情，不容輕易打破。他曾幾年一分錢不賺跟著學畫和幫老師接單；無法溫飽也不敢跟家人聯系，家人差點以為他失蹤；旁人稱他為畫工，他會不舒服，哪怕是復制的畫，他也堅持每張都不同，包含了再創作。

巷道既是畫工作畫和生計的附依，也是消防安全通道。今年5月下旬，深圳龍崗區開展“拔釘”行動，大芬村所在的布吉街道稱，將集中整治小作坊和巷道安全隱患。6月末的整治拆除了大芬村的幾堵畫墻。對楊明來說，他可能要尋找新的出路。

拆墻

深圳大芬油畫村的村口有座銅制雕塑，是一只手握著畫筆，筆尖劃向天空。

大芬村的中心主街叫老圍，分列主街兩側的被稱為老圍東和老圍西，有近萬人零散其中。

老圍東十四巷，原先有的卷簾門都已被拆除，6月23日，老陳眼巴巴看著從墻上摘下的畫作被丟在一旁的垃圾桶邊，有些失魂落魄。

“如果沒有這個平臺的話，就靠幾個畫廊，我們肯定被人宰的。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畫單，我們也會混不下去了。”老陳在墻壁被拆的當天接受財新網采訪時稱。

之后流言四起，有人說老陳瘋了，有人說他病了，有人說他就此退出畫工圈了。

秦國利的畫墻離老陳的不遠，替他辟了謠，“他還常回來買框賣畫，只不過不在這里畫了，去了南坪。”他忘記了老陳的名字，卻能在手機里一下檢索到他，搜出來的是一個標注為“欠800元”的手機號碼。

秦國利看到老陳的遭遇，選擇將舊畫處理掉，“該賣的都賣了，最便宜的一塊錢一張。”

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回復澎湃新聞稱，為了提升大芬油畫村的城市環境品質，規范其經營秩序，消除安全隱患，近十年來大芬油畫村的政府職能部門曾對大芬村里的亂搭建現象進行了多次拆除，但卻出現了多次回潮的現象。

2017年5月，深圳布吉街道相關部門排查后稱，大芬村油畫存在83處巷道亂搭建雨棚、亂擺賣占道經營等現象。148家木框和玻璃加工場產生大量木粉易引爆，室內電線亂接亂拉，消防設施簡陋，有嚴重消防隱患。

攝影記者、紀錄片《中國梵高》導演余海波從2004年起關注大芬村，“那時大芬是一個做訂單加工的油畫工廠，整個村基本每個出租屋里都是一個畫室。”

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大芬村的海外訂單驟減，這給了大芬的油畫流水線一記沉重的打擊。

這一年，楊明和其他三個學畫畫認識的朋友在大芬附近一起合租了一間房，作畫、睡覺。“那個時候我們對大芬都不熟，就畫了拿大芬這里賣。發現自己畫的畫一張都賣不掉。”

楊明遇到過打擊人的老板，但凡拿畫給他看，對方就哼哼，“就是覺得你畫這個畫也能賣？”楊明捕捉到了對方的意思。

楊明的兩個室友沒過多久就離開了大芬，再也沒回來。

“那兩年過年都不敢回家，電話都從來沒打回家里面過，家里面還有一個哥，有一個姐嘛，我哥就以為我失蹤了，還說準備找一幫人來廣東找我。”他對家人感到愧疚。

他沒想退縮，就到處找老師學習，去東莞幫人畫訂單，邊畫邊學；他也找過一個專門畫中東戰馬的湖南老師，但因對方離開大芬而告終。

那以后，楊明也能穩定地接單了，“就慢慢給人做，回單就越來越多，多到自己都畫不完。一天你要想賺到兩百塊的話，肯定要畫到晚上兩三點，好辛苦的。”

2008年后，解散的流水線畫工陸續另謀出路，承租畫廊的轉讓費太高，租金相對低廉的畫墻開始風靡。從老圍東一巷、二巷開始，蔓延到整個大芬村。房東發現這一商機，也把畫墻當做店面來租，租金水漲船高。

大芬村老圍東一畫廊的畫師在地上吹畫和晾畫。

畫墻是畫工們經逐漸改進而形成的：他們先是在墻面釘上木條掛畫，接著弄個帆布遮住。看沒人管就把帆布換成鐵皮卷簾門，巷子再封上天花板，裝上燈和風扇，還有的巷子口兩端用簾子擋上。一條巷子最多時擠著五六個人作畫，行人通過時需要反復側身讓位。

一個臨街商鋪畫廊，轉讓費從5萬到10萬元不等，租金從200到500元／平方米不等。而一個“墻壁畫廊”，大部分是初次經營，只要房東允許，自己投資三五千元就可成型，月租不過500到1000元。

楊明發現越來越多人開“墻壁畫廊”，租金和日常開銷對他來說已是不小的壓力，但想著能比在家畫賺得多，他也將畫墻租了下來。

他對自己的形象和技藝都沒信心，一個月來畫墻兩三天，直到朋友們陸陸續續多了起來，他才放寬了心出來作畫。出來后他有了意外收獲，“這（大芬村）里面有很多畫得好的人。那個時候我發現好像問人家，人家都愿意教。”

他在這里遇到一位老師，專門在畫室里教些有殘疾的畫工。“好像摔了這一跤我也挺幸運的，因為別人他都不收，他就只收我們這些身體有點殘疾的。”楊明有些開心。

租讓

7月13日，墻壁畫工呂彥跟記者正聊著，接到一個電話便打招呼說要離開一下。

呂彥在給打印的畫作上色，偶爾也會畫一些行畫維持生計。

他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從西安美院畢業后就來大芬村了，本來在家接單，直到有了畫墻。

這次聽聞畫墻可能拆除，呂彥急著去看大芬村內轉讓的鋪位，結果卻讓他大失所望，轉讓費八萬，面積比電話中所述小一半，所處位置也較畫墻來得偏。

在大芬租畫廊鋪位，除了租金之外都需要交一筆轉讓費，從而獲得轉租權。因租金年年攀升，轉讓費也水漲船高。“房東轉給二房東，二房東轉給三房東，三房東再轉給我們，第三手要給前面兩個喝茶費，就慢慢往里面加錢。”秦國利說。

最初在大芬村租房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

“這個城中村閉塞、臟亂，剛來大芬的時候，這里的房子很破舊，還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擺地攤的菜販，”墻壁畫工李紅民回憶，也正因此，房東沒有太多的溢價空間。

李紅民從1991年就從老家湖北武漢來大芬周邊畫畫，時常會去大芬村，兩年前才有了自己的墻面。

時光流轉，大芬村名聲鵲起。到2011年，深圳地鐵三號線開通。村里的房租從兩年漲50元變為每年漲100元。城里工作的白領也都紛至沓來，干凈、收入高、對價格不敏感，房東們更愿意把房子租給他們。

租金和生活成本在漲，訂單卻沒有明顯增量。呂彥會畫一些原創的機械寫實油畫，更多的時候，他在大芬村畫行畫養活自己。

行畫是一種油畫工藝品，以臨摹名畫為主。紀錄片《中國梵高》的主人公趙小勇是大芬村畫梵高畫作最多的人，“在大芬這些一線畫師們臨摹復制都是為了生存、養家糊口，只有少部分去嘗試原創藝術，我覺得畫畫就是一門語言，你把某幅畫臨摹到了極致了也就有它的價值了。”

趙小勇趕上了大芬最好的時候，訂單是“噌噌”往上增加的，他從在家里自己畫，到找親戚搭手，再到雇人幫忙，直至擁有屬于自己的畫廊。

但多數后來者就沒有這般幸運了。

李紅民過去從一個香港畫商處接單畫畫，對方只做畫古典畫寫實，要求質量非常嚴格，“我們就是在那種環境下慢慢地一步步，心態和水平、耐心都得到磨煉，技術是一個積累的過程，需要十多二十年。”

他中途看見有的朋友做生意發財，自己也有想過放棄畫畫。甚至有段時間做過傳銷，賭博過，但最終還是回歸正途。他覺得“畫畫就像沼澤地一樣，一腳踩進去，很難拔得出來。”

李紅民年逾不惑還是單身，問他有沒有覺得被畫畫耽誤，他放下手中的畫筆，撥弄起老爺收音機的換歌鍵。在撥了幾十下后放了首肯尼·羅杰斯（Kenny Rogers）的《我們之間的愛》（this love we share），他聽不懂歌里唱的“不能失去我們的愛”，但他說歌曲激越的調子和旋律能引起他的共鳴，給他激勵，哪怕“晚上睡著的時候有感覺到特別窘迫，眼睛睜不開的時候還要打底，要交房租過日子”，他都覺得應該積極一點活著。

他兩年前收養了一只流浪狗，“它不能吃咸的，不然會掉淚掉毛。”白天流浪狗會出去，每天十一二點會回到他的畫墻，趴著陪他作畫。無論白天走多遠，晚上都會回來。

李紅民說，如果畫墻拆了，他打算租個畫室繼續畫，招學生畫畫，“我五年級就開始學畫畫，我的老媽總是跟我說’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人要有自己的堅持。”母親在生前反對他作畫，一說起母親，他眼里都是淚水。

逃避

聽聞老陳的畫墻被拆，羅仁東已經好幾周沒去大芬村開檔了，他選擇掩耳盜鈴式地躲避。

46歲的羅仁東從小對畫畫感興趣，2000年在東莞石龍的工廠里畫油畫，2005年6月揣著300元來到大芬，租房子都是賒賬，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接單作畫，2009年后在大芬村開了畫墻。

走進他在木棉灣的出租屋，未經收拾的畫室顯得有些雜亂，頭頂上，兩側墻壁各打了數根鐵絲線，它們齊齊橫跨整個大廳。光景好的時候，訂單多，每一根鋼絲線都吊滿了一幅幅尺寸各異的油畫。那是剛畫好或打好底的作品，全部吊在空中等著晾干。

他把幾百張樣片擺在地上，找出了三張讓他在大芬村起步的畫，分別畫著玫瑰、郁金香和馬蹄蓮。他那時精力旺盛，一天畫上三十張50cm*60cm的畫，以10塊一張的價格批發給畫商，沒日沒夜地畫，最終拿到了6000元的收入。

樣片已經有些泛黃，或是沾上了顏料。他介紹著，順勢推給記者一把椅子讓坐下，椅背沾上的顏料還沒來得及風干，他一碰就弄了一手。“畫畫的地方總是弄不干凈。”他笑笑，解釋了現在精明的房東們都不愿租房給畫畫的人了。

家中的條件談不上好。他有個冰箱，合上門后還要用繩子綁好，因為它一直漏冷氣，但他懶得買新的。

屋內的空氣也十分糟糕。油畫顏料、松節水和煤油在揮發，最毒的當屬油畫速干水。油畫一般是畫完一層等風干后再上一層，層層推進。但畫工們在早期批量趕畫的時候會往顏料里摻入揮發性強的速干水，只為提高交貨效率。

他沒有買空調，開空調的話得緊閉門窗，味道更散不掉。只有風扇在一旁呼呼地搖著頭。

羅仁東有三個孩子，大女兒也才11歲，今年從老家湖南來深圳度暑假。三個孩子一旦跑來圍觀他畫畫，就會被他罵走。他不希望孩子走他的老路，他知道畫畫這條路的艱辛。

羅仁東不讓孩子看著他作畫，他抗拒讓孩子學畫。

他想把還在老家上幼兒園的兒子安排到深圳上小學，但兒子不愿意，說要回老家跟姐姐們在一起。他的妻子在深圳的一家工廠做流水線工作，常常早出晚歸，也會給予丈夫鼓勵，對他的努力深信不疑，“哪一天總會賺錢的。”

羅仁東說，“畫畫的人生活沒規律，單多時，可能餓了忘記吃，困了又不能睡。明天要交貨了，今天你肯定要趕出來，有時候我最長是兩天沒睡覺，喝了17杯紅牛、咖啡，想睡又睡不著了，一天畫1000多塊錢。”

低價的畫非但不會趕走挑剔的客戶，還偶爾拿走畫工的尊嚴。秦國利倒不嫌趕工累，只是他受不了客戶無休止地要求修改，“恨不得自己上手畫”。“別人命令你的時候，就像把你放在洗衣機里面攪，按照別人的意思搓來搓去搞來搞去，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折磨，就像自己坐在老虎凳上，把你手綁起來，竹簽往你手里插的那種感覺。畫完了他讓你改來改去，你忙了半天不按照他的意思改，你就數不了錢吶，大家都白忙了！”同為墻壁畫工的李紅民說。

也有人下個大單，等畫完工后人又失蹤了。起初，他們連訂金都不懂去收，更確切地說是不敢收。墻面畫工們怕丟失客戶，不敢怠慢客戶，更別提拒絕了。

每個人都會本能地憂慮明天。“你一天沒事，一天的開支多大，不是不能拒絕，是不好，要考慮自己的退路嘛”。

羅仁東們希望，龍崗區正推進的大芬油畫產業基地綜合發展規劃能有他們的一席之地。按照這個規劃，未來幾年，將以現有的大芬油畫村為原點，周邊1至2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圍內規劃建設包括美術館、油畫博物館、專業演出劇場、油畫培訓中心及酒店等大型配套設施，與旅游部門合作開發大芬油畫村的旅游資源，最終將大芬油畫村建設成為國際化的油畫生產基地、油畫交易平臺、油畫展覽中心、油畫培訓基地和油畫旅游小鎮。

7月13日上午，龍崗區和布吉街道的相關負責人和大芬村墻面畫廊的幾位代表在大芬美術館碰面座談，一方面傳達消防整改的要求，一方面也聽取畫工關于拆墻的訴求和想法。此前，雙方也有過幾次小規模的溝通。

13日當天的座談暫未有結論。如果大芬村的畫墻保不住，羅仁東要重回原點，再找一間出租屋作畫，畢竟同樣的租金只能租到更小更破更偏的屋子。這種時候，他常會想起梵高，一生也沒有賣出一幅畫，備受生活折磨，他突然覺得自己還能靠作畫混口飯吃，眼前這些不算什么。

楊明在給新畫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