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秀女孩，逃離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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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于若璇生活的那座小城里，她的照片依然被印在一些公交車的投幣箱上。

照片上的她剛滿11歲，穿著一整套綠色的衣服，和其他4個與她同齡的小女孩一起擺出了一個街舞動作。

拍攝照片那年是2012年，彼時的她剛剛結束了一檔選秀節目的錄制，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績，而最后的冠軍，則是至今仍會出現在熱搜話題之中的“大衣哥”朱之文。

那一年，是中國選秀飛速發展的第8年，也是她開始參與選秀的第1年。

回頭看，以2004年的《超級女聲》為起點，中國選秀迎來了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娛樂工業迅速成型，各類夢想秀、達人秀等選秀節目層出不窮，流量、人氣、數據漸漸成為判定一個明星的標準。

身處其中，于若璇和她的故事，或許能夠成為選秀時代的一個樣本——

年少入局，在偶像選秀尚未成熟的年代積累下經驗，有過接近成名的可能，卻又在嘗試過后決定退場。

當然，如同她的入場一般，離場依舊無聲無息。

2016年夏末，在發行了第一張專輯后，于若璇出道了。

那年她15歲，在此之前，她以街舞組合的形式參加了不少選秀節目，在小范圍內獲得了一些名氣，被一家不大的經紀公司選中，經歷了長達一年的練習生培訓，最終以三人組合的形式出道。

然而說是出道，她卻從沒有一刻覺得自己真正成為了藝人：“連糊都算不上，我們更像是娛樂圈的工具人。”

之后的日子，她偶爾會以歌手的身份，與大牌明星出現在各類拼盤商業演唱會上。

在演出開始前，她們會被舉辦方用商務車提前送入場進行彩排，路過體育場門口時，排隊的觀眾總會好奇地打開手機閃光燈往車里照，猜測車里坐著的是哪個明星。

那是她接近“偶像”的時刻。

于若璇（右一）出道后的舞臺表演

偶爾她又會成為伴舞，穿著不同風格的演出服，和幾百名舞者一起，坐在臨時搭建起的帳篷下從早等到晚，邊吃盒飯邊等待著上臺排練。

那一刻，又是她身處在這個圈子里，遠離星光的一刻。

在選秀圈，出道被定義為一個“關鍵節點”，出道即巔峰、出道即失業的說法也由此而來，而對于自己，于若璇也做下定義：

“我出道即退圈。”

故事要從一張報紙講起。

2007年的夏天，于若璇7歲，已經學了4年民族舞，正在讀小學二年級。母親在一本當地電視報上偶然看到，市中心有一家街舞社正準備開業。

彼時在她生活的山東小城里，街舞并不算普及，母親覺得新奇，便帶著女兒前去體驗。

和現在不同，那時街舞被視為是“大孩子們跳的舞蹈”，舞校里的學員大多都是十幾歲以上的青少年。沒有幼兒班，于若璇只能跟在那些比她高幾十厘米的高中生后面學習舞蹈動作。

于若璇舊照

街舞一學又是四年，在這一過程中，于若璇認識了另外四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女孩”——差不多的年紀，差不多的身高，差不多的舞蹈技術。

彼時，正是國內選秀節目的黃金期，選秀造星模式正在逐漸形成，各大衛視扎堆舉辦各類選秀節目，草根明星層出不窮。

街舞社的老師覺得是個機會，畢竟，五個不足10歲的小女孩一起跳街舞的場景實在特別，于是便讓她們組成一個街舞組合，給她們起名“Mini Sister”，意為“迷你姐妹”。

2011年，老師們還幫她們報名參加了山東綜藝電視臺舉辦的選秀節目“我是大明星”。

于若璇（右一）與四個好友組成的組合“Mini Sister”

孩子們的父母們沒想太多，只覺得這是一個鍛煉的機會，于是開著車將她們送去濟南參加海選。

父母本以為在海選階段，孩子們就會被淘汰，但沒想到，五個小女孩卻一路晉級，在那年的比賽中獲得了第四名的成績。

第一名，是朱之文。

Mini Sister與冠軍“大衣哥”朱之文的合照

節目結束后，小城、街舞與小女孩成為了她們身上最獨特的標簽。

站在舞臺上，她們稚嫩地做著自我介紹，揮動著還不夠有力的胳膊跳舞，幾乎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收獲評委與觀眾的更多喜歡。

就連曾經在一次選秀節目上見到她們的高曉松，都評價她們為：“我難以想象，在你們生活的那樣一座小城市里，竟然會有這么小的孩子學習街舞，太獨特了。”

Mini Sister舞臺照

選秀如同一個豁口一般，出現在五個女孩的生活中。

2012年，她們又參加了由湖南衛視舉辦的綜藝《向上吧少年》，成為全國14強。

雖然這檔綜藝后來被稱為“最沒眼光的綜藝”——在海選200強階段，就淘汰了易烊千璽、蔡徐坤、王俊凱、鞠婧祎等后來的流量偶像。

但在當時，卻讓那些出現在節目上的孩子們，收獲了不少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的主持還是后來憑借綜藝《奇葩說》大火的陳銘。

2012年

Mini Sister參加湖南衛視綜藝《向上吧少年》

于若璇（右三）陳銘（左一）

那幾年，于若璇所在的組合Mini Sister出現在不同衛視的選秀舞臺上，從東方衛視的《中國達人秀》、安徽衛視的《周日我最大》、再到中央電視臺的《我們有一套》《星光大道》；

小有名氣時，她們登上《天天向上》跳開場舞，接受汪涵的采訪；參加浙江衛視的《夢想秀》，與韓國組合missA一起跳舞；

《夢想秀》的主持人朱丹甚至曾經去往于若璇所在的小學，將學校內的所有學生召集到操場上，拍攝了一段介紹視頻。

2011年Mini Sister與韓國組合miss A

2011年Mini Sister與朱丹、華少

選秀節目如同真人秀一般出現在她們的人生中，記錄著她們成長的各個階段，也滲入到她們的生活之中。

在當時，雖然大多數選秀節目在播出時都是以周播的形式，但是錄制通常都會花費一到兩個月的時間進行集中拍攝。

所以那幾年的暑假，于若璇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各個地方的電視臺度過的。

而頻繁地暴露在大眾視線之中，也意味著要接受更多的審視與討論，甚至是無根據的流言——

有人開始在貼吧與博客上編造，說幾個小女孩的家庭并非如同節目里所說的一般來自工薪家庭，而是因為家里有錢，才能夠有機會登上舞臺。

但好在，在那個上網還需要撥號的時代，互聯網的傳播還并未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網友們也無法通過網絡真正影響與定義一個人的生活。

所以對于家長而言，雖然會因為被誤解而生氣，但只要關掉電腦，生活依然繼續。

而對于若璇而言，這件事更沒有造成困擾：“我還太小了，根本不會因為這些事煩惱。”

那時11歲的于若璇尚且不明白，小孩子雖然沒煩惱，但成長卻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在母親的視角里，于若璇和同齡女孩有很大不同。

在別的女孩都熱衷于追星，將零用錢用來購買明星海報與專輯時，她卻對偶像明星并不關心，回憶起來，她的大部分零用錢都被用來買本子和筆芯。

至今，在她的書桌里還堆滿了許多沒拆封的本子。

究其原因，或許一方面是因為在她成長的過程中，見到明星這件事常有發生。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參加過太多選秀節目，對于各種節目背后的操作與運作，她的視角過于“局內”：

比如有些選秀是有劇本的，每次錄制之前，都會有導演將劇本遞給她們，一句句地教給她們如何說話：

“誰和誰PK，該說哪句話推動氣氛，甚至舞臺上出現的那些矛盾，都被一字一句寫在這些劇本里”；

而有些選秀擁有的“大眾投票”賽制實際上是虛假的。

在真正錄制時臺下甚至沒有觀眾，選手的名次都已被提前決定，大屏幕上的票數通常是被后臺工作人員直接控制，而那些所謂的投票器也只是道具。

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漸漸的，于若璇開始對電視不感興趣。

表演中的Mini Sister

選秀的經歷改變了她對于世界的部分看法，也在推著她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升入初中后，隨著要學習的科目越來越多，幾個孩子的父母有意識地減少她們參加節目的頻率。

小學時，她們還會偶爾請假參加比賽，但因為課程簡單，通常那些落下的內容經過兩三次補課就能跟上，而這種情況在進入初中后改變了。

在一次參加完比賽回到學校后，于若璇發現自己之前學的生物知識已經完全忘光，而再補起來也并不算輕松。

似乎一切都在暗示著，隨著年紀漸長，她們的人生中或許需要打造一個新的平衡。

而很快，那個推動著一切加速發展的節點，出現了。

表演中的Mini Sister

那兩年，TFBOYS的飛速走紅為娛樂圈提供了一個訊號——或許內地的偶像團體正迎來新機遇，正因如此，許多經紀公司正摩拳擦掌地計劃著打造下一個偶像團體。

2015年，一家北京經紀公司聯系到于若璇所在的組合，表示希望將她們簽約下來。

公司承諾會對其進行包裝，并讓她們以女團的形式發行專輯并出道，與此同時，還會在北京為她們安排學校，讓她們能夠繼續學業。

一個新的選擇被擺在五個女孩面前，更為確切地說，是擺在了她們父母面前。

在后臺化妝的于若璇

決定很快被做出——組合里的五個女孩，有兩個下定決心放棄這個機會，將重心轉回文化課，另外兩個則決定去往北京繼續跳舞，嘗試出道。

身處其中，于若璇的家人糾結了許久，在父母眼中，這個決定更像是某種博弈。

一方面，父母擔心會對孩子的學業造成影響；但另一方面，過往的選秀經歷卻似乎又正印證著，被更多人看到這件事似乎存在著一定可能。

如同站在了人生中的分叉口，父母問于若璇想不想去，得到的回答是：“我都可以，聽你們的”。

最終，在幾番思考下，于若璇和另外兩個成員，決定與經紀公司簽約，去往北京發展。

后來再講起這個關鍵節點，于若璇說當時自己內心其實并不想去：“但我以為，那次離開只不過和過去每個暑假一樣，去到一個新城市，開始長達兩個月的節目錄制。”

“節目結束后，我就能回家，見到闊別一個暑假的同學與老師”。

后來，每當在北京遇到困難時，她總會感到后悔，后悔為什么離開家，后悔當初為什么不多了解一下，也后悔自己沒有說出的那句：

“我不想去”。

于若璇近照

離開家那天，是2015年的夏末，于若璇的父母開車將她送去北京，車的后座上堆滿了秋天要用的被褥和衣服。

因為正值暑假，她甚至沒有機會和同學們告別：“我就那樣，突然消失在了大家的視線之中”。

而連同著一起消失的，還有她的童年時光。

那個夏天，她15歲。對任何人來說，這都不是一個平凡的年齡。

縱使在北京生活了近三年，但至今，對于若璇而言，北京都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城市：“我甚至不知道哪里的東西好吃，哪里好玩，北京沒有給我留下多少美好的回憶。”

初去北京的時候，于若璇和另外兩個隊友在公司的安排下，進入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流行舞專業的高中部。

如今看，這所學校后來成為了培養選秀明星最多的院校之一——劉雨昕、小鬼、艾福杰尼、江映蓉這些選秀出身的選手，都曾在此就讀。

學校位于北京通州，三個孩子的家長們便一起在學校附近的小區里租了一間三室一廳，小區離機場不遠，孩子們在上學或者放學的路上，總能看到一架架飛機起飛或者是降落。

參加演出的Mini Sister

最初，三家家長會輪番去北京照顧孩子，但很快，他們發現這并不太容易——父母們都有工作，而隔三個月就請一次長假顯然并不實際。

討論過后，父母決定將通州的房子退掉，將三個女孩送去學校住校——住在位于北京高碑店的公司宿舍。

說是宿舍，但只不過是公司頂樓的一間教室，房間并不算大，在靠墻處放上了兩個上下鋪，有時東西堆滿了甚至連門都打不開。

在這里，于若璇度過了自己長達一年的“練習生”時光。

那時，除了日常的訓練外，她還要學習韓語、鋼琴、表演與臺詞，此外，公司還將韓國的練習生培訓準則照搬過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極為嚴格的身材管理。

在成為練習生之前的14年里，作為普通人，于若璇的身材一直都被劃為“偏瘦”一欄，但如果在“偶像”的維度看，她則被定義為“不夠瘦，急需減肥”。

為了減肥，公司替她們制定了嚴格的日常食譜：每天早上兩個蛋清，中午水煮白菜，晚上則是一個蘋果。

回憶起來，于若璇說：“因為饑餓，每天都感到頭腦發昏。”在這樣的飲食下，很快，身高一米七的她體重掉到了87斤。

拍攝專輯宣傳照的Mini Sister

但漸漸的，一切變得不可控起來——她們開始背著公司，偷偷吃東西。

那時，她們會在晚上從公司的宿舍后門溜出去，到旁邊的小賣部每人買上幾十塊錢的零食，回到宿舍里一邊吃一邊玩游戲到天亮；

也會在上學的課間去學校的食堂買回一包包薯片與冰激凌，坐在操場邊的涼亭偷偷吃完。

過度的節食反而讓女孩們的胃口變得比之前還大，那時于若璇每天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今天吃什么”。

而面對公司不定時的集體體重測量，她們甚至想出了一個對策——從瑜伽墊上剪下一塊軟墊，放到體重秤下，這樣稱出來的體重會比實際要輕。

這樣的暴飲暴食帶來的后果是，她們的體重飛速反彈，甚至比開始減肥前還重。

另一個讓于若璇感到困擾的是唱歌。

因為公司計劃將她們以女團的形式推出，唱歌也成為了她們需要掌握的必備技能之一。

但對于于若璇而言，通常一個新舞蹈她看幾遍就能跳下來，但是到了學唱歌時，她卻始終找不到竅門，在調子與節奏的把控上總會出現偏差。

在練歌的于若璇

最困擾的時候，公司負責人給她發來短信施壓，告訴她如果再唱不好，就要換人出道，送她回家。

那幾乎成為了于若璇人生中最低落的時刻：“每當這種時候我就會覺得后悔，看到曾經的同學上學那么快樂，有正常的作息，有美好的朋友，我就很悲傷。”

“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覺到，我丟失了童年。”

回溯過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舞臺對于若璇而言只是一個能夠收獲目光與快樂的地方。

但當出道之后，舞臺則被她分為了三類——一類是為了自己而跳，一類是為了演出費而跳，而還有一類，則是不得不跳。

2016年8月末，15歲的于若璇與另外兩個隊友一起，以“Mini Sister”這個組合名發行了第一張同名專輯，正式出道。

在拍攝歌曲mv的Mini Sister

回頭看，這是她們的第一張專輯，也是最后一張專輯。

專輯發出后并沒有激起太多水花，但卻成為了她們進入娛樂圈的某種“入場券”——自此之后，她們可以被定義為“偶像團體”，開始擁有一些工作機會。

比如參加一些房地產、酒產或者是微商公司的拼盤商業演唱會。

Mini Sister參與的商演海報（一排右三）

通常，這種演唱會要演出三首歌，兩首是她們專輯中的單曲，另外一首則是當下流行的歌曲，比如《小蘋果》或者是《隱形的翅膀》。

因為需要邊唱邊跳，所以這些歌曲的副歌部分多數情況都是提前錄好，等到真正演唱時話筒則處于半開麥狀態。

有時舉辦方還會特地雇來一群“粉絲”，拿著她們的燈牌站在臺下，在她們演唱時會大聲吶喊她們的名字。

縱使有過在大雪天依然要穿著短褲跳舞、發著高燒依然要唱歌的經歷。但對于若璇而言，商演是她比較快樂的演出體驗——

通常這類演出不會太累，而她們則更是會以“藝人”的身份被主辦方招待，無論是吃飯還是住宿，都不會太差。

參加商演路上的Mini Sister

相比之下，給明星伴舞則被她歸為“痛苦的體驗”。

那時候除了接商演，經紀公司還會讓她們參加各大晚會給明星伴舞。

這種工作通常需要她們凌晨就起床，坐著大巴前往電視臺，在后臺開始長達一天的彩排與等待。

因為晚會節目涉及的工作人員眾多，所以等待上臺排練的時間格外漫長，每當這時，她們只能穿著表演服，坐在節目組臨時搭建的小棚子里。

遇到大型晚會，這樣的彩排甚至會持續三天，而在這一過程中，明星只會在伴舞們排練好之后，才會出現在舞臺上，短暫地和她們合演一遍，有些明星甚至連彩排都不會出現。

參加伴舞的Mini Sister

那幾年，她們最擅長的選秀節目，卻很少參加。

唯一嘗試參加的一檔選秀節目，是2016年“蜂蜜少女隊”——她們在錄制前一晚到達節目組，因為第二天就要開始錄制，她們必須連夜學習節目的主題曲以及接受采訪。

彼時于若璇因為受涼高燒不退，但仍要在練習室里熬夜學歌，學到最后，她整個腦子都開始放空：“當時感覺要死了，真的要死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節目組通知她們，因為年齡原因，她們還是無法參加節目，無奈之下，她們只好回去公司。

出道后登上央視節目的于若璇

各種各樣的經歷出現在她們16歲的人生里。

比如被拉去一些網劇劇組進行試戲，但對于讓她們演戲這件事，公司并沒有做太多嘗試，于若璇說：“因為我們演得真的太尬了。”

再比如在直播行業剛興起的那兩年，公司搭建起了幾間直播間，還給她們簽約了公會，要求她們每天至少直播兩小時。

通常，于若璇會在自己的直播間里跳舞或者聊天——畢竟如果只坐在里面不說話，會有公會的工作人員發來微信，要求她們“活躍一些”。

直播中的于若璇

于若璇的“直播事業”經營得還算不錯，最多的時候她的直播間里有4000多人同時在線，偶爾還會有粉絲給她刷禮物打賞，只不過，這些收入最后都會被公司收走。

實際上，那幾年，無論是商演還是伴舞，于若璇和隊友都并沒有分到一分錢，與此同時她們還要自己承擔學費以及生活費。

這一年是2018年，于若璇來到北京的第三個年頭，她開始漸漸覺得，這條成名之路給自己帶來的消耗遠遠大于獲得：

“我的意志與信念感正被逐漸磨滅，那時我就覺得，這條路大概走不通了。”

2018年的夏天，在與父母商量過后，于若璇決定脫離經紀公司，回到家備戰高考。

因為落下的課程太多，在學業上一切只能從頭開始，已經17歲的她被父母送進了補習班，開始從零學習高中知識。

再次坐在教室里，于若璇的心里被兩種情緒填滿，一種是新鮮感，另一種是她感到自己終于又再度拿回了對人生的掌控權。

一切都像是一個新的開始。

2019年，于若璇考入上海視覺藝術學院流行舞專業。

大學入學前夜，她激動地久久無法入眠，畢竟她上一次開學還發生在2015年。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于許多孩子而言，理所當然的人生節點與體驗，卻在于若璇的人生中消失了。

進入大學后，她終于有機會開始嘗試與他人建立連接，擁有自己的朋友圈，感受校園生活與青春。

雖然有些遲到，但好在，她終究沒有錯過那些專屬于十幾歲的友情、學業與校園。

于若璇近態

至今，每到假期，她仍會和Mini Sister的其他四個好友相聚。

大家都已考入不同的大學，今年9月，她們將升入大四，有人計劃著考研，有人已經被保研，有人則開始思考未來的工作。

偶爾，她們五個人還會一起回到小時候學習街舞的舞社跳舞，在那里，依然有許多7、8歲的孩子們正學習街舞，正如她們當年一般。

Mini Sister成員近照

于若璇（右二）

偶爾，于若璇仍舊能從自己的社交軟件上，看到過去因為選秀與出道認識的人們的新動態：

他們中有人已經離開這個圈子，選擇新的人生走向，有人仍在堅持，等待著機遇與成長的到來。

有些人等到了——比如給她們第一張專輯寫歌的符龍飛，去年憑借《追光吧哥哥》火了起來；

同樣和她們從《向上吧少年》走出的劉雨昕，也憑借《青春有你》的舞臺走出，被更多人看到；

而曾在在綜藝《夢想秀》中負責她們的導演，后來成為了綜藝《奔跑吧兄弟》的總導演……

也有些人，青春錯付，最終什么也沒等到。

對于未來，于若璇說：“我對那個圈子不感興趣，但是也不能說要放棄所有機會，畢竟也投入了那么多時間。”

“有合適的機會我也會去嘗試，只不過不再會死磕了。”

在大學里，以舞者身份依然在表演的于若璇

今年，于若璇21歲了。

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當聊起在北京生活的那三年，第一個出現在她頭腦中的詞語，多數時候都是“后悔”。

而如今，隨著歲月的增長，那段經歷帶來的情緒開始在她的人生中逐漸被稀釋，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客觀的審視。

當再聊起過往，于若璇的答案早已發生改變：

“如果再讓我來一遍，回到15歲那年，我可能還是會選擇去北京。我不能否認這個圈子對我提升，正如我從不否認它對我的消耗。”

說這話時，距離她第一次參加選秀的那個2012年，剛好過去10年。

故事正在結束，故事也將要開始。

但有些夢想，早已幻滅。

原標題：《選秀女孩，逃離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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