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醫學界為何參與731部隊人體實驗，戰后又拒絕反省？

每年臨近815，NHK都會給日本國民上一次“戰爭反省課”。與往年強調日本自身受害不同，今年的紀錄片《731部隊的真實——精英醫學家與人體實驗》以戰爭施害方的定位重新審視日本戰爭犯罪，鏡頭也由政府、軍隊轉向了作為普通人的醫學工作者。

這部紀錄片播出后在海內外引起廣泛討論。NHK紀錄片從來都是有的放矢，這次亦不例外。戰后日本被美國改造，成為民主國家一分子，軍事武裝力量受和平憲法制約。然而，2012年安倍二次上臺，在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外交謊言下，開始推進所謂“軍學共同”政策，意圖把日本重新打造為“軍產學復合體”國家。今年4月舉行日本學術會議總會上通過了“軍事安全保障技術研究聲明”，日本大學又有重投“惡魔的懷抱”的危險。安倍的倒行逆施在今夏引起日本學術界強烈抗議，這就是NHK為什么要重新翻開歷史的舊頁，給日本乃至世界敲響警鐘。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部資料陳列館大廳內，正壁掛有一塊匾額，上書“不失其正”四個大字，這是該校第七任校長、日本近代病理學專家荒木寅三郎1899年給當時剛剛創始的醫學部的親筆題詞，出自《易經》，誡諭在此讀書的莘莘學子要堅持作為醫生的品質操守。頗具諷刺意味的是，NHK紀錄片揭示，日本一眾精英學府中參與滅絕人性的人體實驗時間最早、人數最多、涉入最深的正是京大醫學部。而731部隊的罪魁石井四郎甚至還是這位荒木校長的乘龍快婿。

醫學精英們為何自甘墮落成為軍隊的爪牙，反人類的魔鬼？這是很多現代日本人無法理解的。《731部隊的真實》把主要責任歸咎軍部與大學機構之間骯臟的媾合，一方面可能多少還是留了些顏面給日本醫學界，另外限于篇幅未能更深層次地剖析問題的根源所在。事實上，這和日本從德國引進的醫學體系有很大關聯。

戰爭醫學犯罪的根源：實驗研究的偏執和醫學倫理的缺失

眾所周知，近代至二戰結束，無論政治制度還是科學體系，日本都“唯德是瞻”，醫學上也不例外。明治維新后，日本官方排斥英、荷模式，樹立了以德國為模板的西洋醫學體系。近代英系與德系兩大醫學體系最大的區別在于，英系擅長臨床實踐，傾向于培養人們一般理解中的醫療工作者，德系則精于理論與實驗，更傾向于培養醫學科研者。

日本選擇德國醫學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正確”的緣故。19世紀中葉開始，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公共衛生和疫病防控事業，如何利用科技進步更好服務社會大眾是醫學發展的大勢所在。德國在基礎醫學領域確實走在了世界前列，就連當時傳入日本的“蘭學醫書”其實也大半是德語轉譯本。采納了德國醫學的日本僅用20多年就追上世界潮流，涌現出了北里柴三郎、山極勝三郎等名震世界的基礎醫學家，民族衛生事業呈現一片蓬勃興旺。

但與此同時，德系醫學教育的軟肋與缺點也不斷暴露出來。相較于學術氛圍開放自由的一般大學，德國的醫大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課程基本只給學生灌輸實用醫學知識，醫學哲學、醫療倫理、醫學史方面講座基本沒有，課堂也不設自由討論環節，唯講義和論文至上，醫學威權思想嚴重。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早年游歷歐洲，就對注重臨床、關懷病患的極具人文主義色彩的英系醫學推崇備至，而對只顧蒙頭鉆在實驗中、沉醉病理解剖的德國醫學非常反感。他在《西洋事情》一書中批評道：“德醫只專醫學而不敬醫事，本末顛倒，吾邦效顰，毫末不札，必荼禍子孫！”。這段讖語在其死后30年不幸成為了現實，只是荼禍卻是鄰國。

早在1932年4月，在石井四郎牽頭下，日本陸軍軍醫學校內就成立了防疫研究室，這是731部隊的前身，后來更是成為戰時日本統管包括731部隊在內遍布整個東亞地區的細菌及生化部隊的司令部，同時也是和日本各官立大學醫學部之間聯絡協調的中樞機構。各大學醫學部教授替疫研室擬定課題，同時委派自己的學生進入731部隊進行具體研究工作，展開人體實驗。疫研室則下達課題指令給731部隊，協調這些委派入隊的年青學者開展專項實驗。人體實驗獲得的數據由731部隊匯總給疫研室，疫研室把數據和援助科研資金轉交給教授，教授許諾弟子將來以學位和職務作為回報，由此形成一條“黑色利益鏈”。

但是， 并稱“官學雙雄”的 東大和京大之所以肯屈就與軍部合作，絕不只是石井四郎牽線搭橋之功。時代大背景是，由于經濟危機日本大幅削減理工類大學的科研經費，而上世紀30年代世界基礎醫學發展又遇到瓶頸期。在“功利心與求知欲”雙重作用下，這些精英醫學家為了獲得重大突破，開始越過人類倫理道德的底限以尋找“捷徑”。

一戰后，在德國醫學界興起的“優生運動”也飄洋過海來到了日本。1930年，從德國哥廷根大學歸國的東京帝大教授永井潛效仿德國，成立“日本民族衛生學會”，公然宣揚“人種優生論”、“劣等民族及殘疾人應當被凈化”等極右翼思想。這種“優生思想”與“強制斷種法” 恰好符合當時日本“健民健兵”與“富國強兵”國策，1934年永井被當局擢升為東大醫學部長。永井雖未直接參與731部隊人體實驗，1937年他前往臺北帝大擔當醫部長，在他默允下，同為東大出身的細菌學教授細田省吾就利用臺灣6名精神病患者進行立克次氏體傷寒感染的人體實驗。1940年，刊載在《民族衛生》雜志北海道大學免疫學教授山崎春雄的演講文稿公然寫道：“直接處死滿州的匪賊毫無意義可言，還不如利用作為醫學研究的好材料。”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陷入兩線作戰的日本陸軍軍醫缺口多達1萬，不得已開始了瘋狂般擴招速成，為了讓這些初出茅廬新手迅速上崗，大同、潞安、張家口華北等地日本陸軍醫院索性光明正大拿活人做起了“手術演習”。

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大同陸軍醫學院谷村一治軍醫少佐組織“冬季衛生研究班”，遠赴內蒙古零下15度的冰原之上進行所謂野外手術演習。演習對象是被蔑稱為“生體”的8名中國“政治犯”，研究班在對8名俘虜做完凍傷、彈傷手術、動物輸血、止血手術等慘無人道的實驗后，將其全部槍殺掩埋，毀尸滅跡，事后還荒誕無恥地在現場舉行吊慰儀式。吊辭污蔑稱，這些中國“政治犯”因為不幸誤入歧途，做了重慶蔣介石政府的走狗，本該立即處決，但因有幸參加這次研究實驗，以死造福了內蒙等地百萬皇軍，也給日本、全人類做出貢獻，所以特設壇告慰云云。

集體的沉默: 日本醫界為何拒絕反省戰時罪行

二戰結束后，1947年8月20日，德國紐倫堡戰犯法庭對在戰爭期間犯下滔天罪行的23名納粹醫生進行終審判決，7人判處絞刑，4人終身監禁，4人被判監禁10年到20年不等。可是，同樣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的原731部隊核心成員卻沒有一人因此站到東京法庭之上。除了1949年蘇聯政府在伯利法庭單獨審判的13名與731部隊相關的日軍俘虜，主犯石井四郎因為和美軍有過秘密協議，以細菌戰研究資料作為交易，免于被起訴，過起低調隱居生活，其余大部分731部隊骨干戰后依舊春風得意，在日本大學、醫院、學術機構、大型藥企甚至政府內擔當要職。為什么這些戰爭劊子手不僅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甚至不用受到道義的譴責？

以1947年紐倫堡“納粹醫生大審判”宣判為契機，同年9月18日， 世界醫師學會（WMA）在巴黎成立。翌年，第二屆WMA總會通過了《日內瓦宣言》，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后世界醫學史上第二個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后，人類終于意識到了醫學研究的發展和倫理道德之間的沖突，開始填補這方面的空白。1964年，又在日內瓦宣言基礎上延伸出確立了醫學倫理學六原則的《赫爾辛基宣言》。

德國在1948年加入了WMA，雖然紐倫堡審判結束，但對醫學犯罪者的懲戒并沒有點到為止，200余名涉案醫生被格除公職、撤銷論文、剝奪學位，90余人被終身禁止行醫。時至今日，德國對于迫害人類的納粹醫生的追捕仍未停止。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日本731部隊原成員金子順一、吉村壽人等在戰后竟可以利用沾滿鮮血的人體實驗數據成果編寫論文，暢通無阻地拿到醫學博士學位，進而搖身一變成為道貌岸然的學界權威。

1952年，原731部隊凍傷研究班班長吉村壽人在日本生理學雜志上發表人類凍指研究相關英語論文，文中甚至使用了出生3天的嬰兒的實驗數據，被指在戰時用出生3天的中國嬰兒做人體實驗。1978年，吉村壽人因為在“環境適應學”方面的貢獻，獲得日本政府勳三等旭日章，1990年病故。1981-1983年，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在日共《赤旗》雜志上發表731部隊醫學犯罪三部曲《惡魔的飽食》，使得吉村壽人聲名狼藉，還在1984年撰寫回憶錄《喜壽回顧》出版為自己“鳴冤”。吉村是戰后731部隊將校技師中唯一出來跟媒體論爭的，盡管終其一生他都否認自己參與過人體試驗，他的書仍然讓后世的研究者從側面窺見731部隊與大學間勾結的內幕。

1951年3月日本醫師會為加入WMA提出書面申請，面對當時已被媒體曝光、為國際共知的犯罪事實，只是以“本會謹代表日本醫師全體對戰時敵對國家人們施加的眾所周知的殘虐行為強烈譴責與聲討”一語帶過，這也是迄今為止日本醫師會針對戰爭醫學犯罪的唯一官方聲明。即便如此，依舊仍頑固分子認為這是國際社會給日本醫學界強加的莫須有罪名。同年10月被批準加入WMA后不久，一本日本厚生省背景的醫學雜志上便出現了“日本醫學界只是被迫屈服于軍部權力而非在做戰爭的幫兇”為731部隊醫學者公然翻案的論調文章。1952年，日本學術會議提請政府加入禁止非人道生化武器制造與使用的《日內瓦公約》，被日本醫師會否決，推動否決的大多是731關系網內的學者。1955年，時任日本醫師會副會長的木村廉在熊本大學做演講，臺下有記者問他如何看待石井四郎與內藤良一在731部隊所作所為，木村廉臉色鐵青，把這名記者轟了出去。因為木村廉正是石井四郎與內藤良一的授業恩師，戰時從軍部獲得的好處并不比京大醫學部長戶田正三少。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民間科學技術交流活動加速，731部隊醫學犯罪成為橫垣在兩國學術界之間的最大阻礙。10月25日第62回日本學術會議總會上，40余名物理學者、歷史學者、精神衛生學者聯名上書，要求革去吉村壽人與北野政次兩人在日本學術會議擔任的南極特別委員會醫學部職務，作為對中國學術界的回應。由于吉村與北野兩人在被媒體曝光后早已名聲狼藉，日本醫師會會長武見太郎只能“棄卒保會”。1989年，東京新宿原陸軍軍醫學校遺址發現人骨，媒體質疑是731部隊實驗用人體標本殘骸，但日本醫師會拒絕派出專門小組進行人骨鑒定，東京新宿區只得委托札幌學院大學人類學教授佐倉朔進行鑒定，確認人骨為60-100年前東北亞蒙古系人種。

1989年起，“醫療倫理”成為德國醫科生必修科目，而在日本至今只有大阪醫大強制必修。盡管1990年代以后日本醫學界也開始普及醫療倫理教育，但日本醫學界仍然沒有對731部隊進行反省，只有地方性的日本保險醫協會發表了謝罪聲明。2007年在大阪舉行的27屆日本醫師會總會一度被看作清算這段歷史的最好機會，當時的討論主題是 “戰爭、醫者與倫理”，還邀請了當時中國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王鵬與會參加討論。會議達成了促請日本醫師會對731部隊在內日本醫學戰爭犯罪進行謝罪的決議，然而10年過去了，依舊石沉大海。

2010年，日本與德國醫學界聯合對各自醫學教育機構的學生進行“醫療倫理教育調查統計”。雙方對醫療倫理的認知比例差不多，但關于赫爾辛基宣言與醫師戰爭犯罪兩項，日本遠低于德國，連30%都達不到。

如果說過去日本醫學界拒絕反省戰爭罪行的主要原因是受到731部隊關系網中的醫學權威掣肘，那么戰爭已經過去72年了，當初那些權尊勢重的當事者都已亡故，在戰后民主社會成長起來的日本醫學人士為何仍然推動不了反省？這和貫穿戰前戰后的日本醫局制度有關。

醫局制度是1893年東大率先從德國引入的“公立醫院管理體系”的核心機制，德國1960年將其廢除，日本卻沿用至今。這一制度決定了日本公立醫院各科室的大權不在院方手上，而在各國立大學醫學部和醫大的教授手中。醫局設立的初衷是為了保障日本醫療供給體系始終圍繞學院權威運轉。由于醫學生專業特殊，培養周期長，幾乎半生都不會脫離醫局，這就造成了醫學部教授對自己的弟子有生殺大權。而日本醫界權力的金字塔頂尖又是以東大與京大為首的六所國立大學醫學部組成，加上私立的慶應大學，以醫局為輻射構成了日本七大醫閥，由上至下把持了日本主要醫學機構和大型醫院的人事網。這些名門學府70余年前都曾卷入那場“瘋狂的醫學盛宴”，一閥之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裙帶利害關系下，誰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欺師滅祖”呢?

2014年2月11日，京都大學醫學部資料館落成展上特意陳列了兩張關于石井四郎與731部隊的寫真板畫，但僅僅過了一周，校方又偷偷把這兩幅板畫撤下。對于京大醫學部來說, 與731部隊醫學犯罪的交集似乎是永遠無法承受的黑歷史，但德國已經用深刻反省的姿態和行動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無法背負的歷史，只有不想背負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