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伍德：美國革命對印第安人是一場災難

共和主義革命的轉變性力量遍及社會各個角落。它動搖了傳統的等級制度，前所未有地使人民擺脫了習慣的束縛，令所有的權威都受到質疑。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秩序并沒有立即地分崩離析，社會普遍慣例也沒有經歷迅速且大規模的破壞。但是到處都發生著改變，人民與政治之間的聯系、與經濟之間的聯系以及彼此之間的聯系皆是如此。其中諸多改變是在長期運轉中已經根深蒂固了的力量的積累。但是還有一些是新近的革命本身造成的直接結果。

戰爭的影響

革命的一個突然結果就是數以萬計效忠派——或者用愛國者對他們的稱呼，托利黨人——的背離。效忠派的人數可能接近50萬，也就是20%的美國白人。將近兩萬名效忠派投身于他們陛下的軍隊為王權而戰，還有數以萬計的其他人加入地方效忠派的民兵團體中。據估計，有6萬到8萬名效忠派在革命期間離開了美國，去了加拿大或大不列顛，不過他們中有很多人后來回來了，重新融入了美國社會。雖然效忠派來自社會各個等級和職業，但是他們中一大部分人屬于社會和政治的上層。其中許多人都是擔任公職者或與政府訂有合同的越洋商人；在北方，絕大多數都是英國國教徒。他們的地域分布亦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和弗吉尼亞效忠派只是微弱的少數派；但是西部邊陲地區，他們對東部壓迫的敵意可以追溯至革命之前，在那里效忠派人數眾多。在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和南方腹地這些英軍能夠提供保護的地區，效忠派亦是人數眾多。他們的外逃、罷免和退職造成的頂層真空，很快為愛國者所占據。影響是廣泛的。國王和托利黨人價值數百萬英鎊的財產和土地被革命政府沒收充公，而且很快被投入到市場中。由此發生的投機買賣活動導致了革命時期個人財富的大起大落。

南方因戰爭遭受了最嚴重的混亂，不僅僅失去了其固定的煙草和其他日常農作物的市場，而且英國人還釋放了數以萬計的奴隸來為王權而戰。在戰爭行將結束之際英國人把這些前奴隸安置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島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實際上，英國軍隊也許進行了南北戰爭之前最大規模的一次解放黑奴行動。但是這些混亂只是加速了革命前已經出現的農業多樣化。上南部恢復得尤其迅速。18世紀80年代的煙草生產已經與戰前水平相當，但也有了新的參與者和市場規則。

雖然戰爭對于一些特別的地區和個人有著毀滅性的影響，但是它總的后果是激勵性的。先前還處于經濟活動邊緣的商人發現了進入核心圈的新機會。在馬薩諸塞，一些像希金森（Higginsons）、卡伯特（Cabots）和洛厄爾（Lowells）這樣的地方家族很快來到波士頓，形成了馬薩諸塞新精英階層的基礎。到了戰爭末期許多人像馬薩諸塞州州長詹姆斯·鮑登（James Bowdoin）那樣發現“幾乎都是新面孔”。他說，這是一場幾乎“和革命本身一樣不凡的”新變革。同樣的流動各地都在上演，雖沒有馬薩諸塞那么顯著，但是重要性并不亞于馬薩諸塞。新商人全方位地推動新市場的開拓，不僅僅包括原先與其貿易受限的南美和西印度群島殖民地區，還有整個歐洲，甚至遠至中國。

戰后與大不列顛的貿易很快達到之前的水平。到了18世紀80年代，統計數字表明了商業恢復的驚人程度。可是粗略的統計無法公正反映出商業變革的程度。所有州的市場中，都出現了新的供應來源、新的商業模式和新增的參與者。戰時英國進口渠道的瓦解激發了美國境內制造業的發展；而且雖然隨著和平的回歸美國人重新開始購買英國貨物，但是仍然有多個協會組建起來，以推動保護美國制造業的立法。雖然對外出口很快超過了戰前水平，但是它此時只是美國總體經濟活動中較小的部分。人們已經開始轉向內部——相互之間而非對外的貿易；內部商業的顯著擴展很快就帶來了新公路和新運河的需求。在這種變化的環境中，那些沒有腹地可供開發的鎮子開始相對衰落。像羅得島的紐波特（Newport）這樣的城市原先一直是繁榮的殖民地港口，但是因為缺少作為供應地和市場的內陸地區，現在它的經濟地位變得無足輕重了。

革命戰爭本身既是一股破壞性也是一股創造性的力量，它以這兩種形態影響到幾乎每一個人。同所有戰爭一樣，它摧毀了慣常的貿易渠道并且創造了新的財富來源。在長達八年的戰爭中，也許有將近20萬人一次或多次地拿起武器，參加大陸軍或者州民兵。所有這些士兵必須有衣服、食物、住所、武裝，而且他們要到處流動。托馬斯·潘恩在1776年寫到“對武裝的需求會產生新的貿易”，但是他的認識還沒達到當時情況發展程度的一半。三支軍隊——英軍、法軍和美軍——對從毯子、馬車到肉和朗姆酒這一切的無止境需求，催生了新制造業業主和企業團體，還有市場型農民，他們來自那些之前的貿易對象從沒超出過鄰里范圍的莊稼漢。同時，為軍隊采購的中間商群體成了小型承包商和戰后大資本家的溫床，像賓夕法尼亞州的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康涅狄格州的杰里邁亞·沃茲沃斯（Jeremiah Wadsworth）曾負責大陸會議的財政和合同。

因為革命時代的諸州不愿意向它們的公民征稅，而且大陸會議沒有征稅的合法權力，所以美國政府必須依靠借貸來支付他們需要為戰爭準備的貨物。但是借貸根本不足以募集到所需的總額。大陸會議和州政府因此大規模印刷紙幣。政府答應日后償付的債券被用來與公民換取供應品和勞役。

大陸會議和州政府發行貨幣的票面價值總額最終達到4億美元，導致了社會瓦解性的通貨膨脹。到了1781年，大陸會議發行的167美元的債券只值1美元的銀幣或金幣，而且州債券的貶值情況也差不多同樣糟糕。雖然債權人、靠工資為生的人和那些收入相對固定的人受到了通貨膨脹的打擊，但是還有很多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的人——那些及時買入賣出貨物的人——卻能從中獲利。流通的政府債券讓無數生產日用品的農民和貿易商脫離了簡單的物物交易或個人賬目記錄的經濟體制，而且讓他們更獨立、更制度化地進入市場，這是過去不曾有過的。最終，革命釋放出了潛在的經濟能量，將美國推上了一段商業快速發展的道路，世界歷史中的各國罕有能與之匹敵者。

革命的影響

除了這些戰爭帶來的社會和經濟的直接影響外，革命及其共和主義理念還產生了其他更深遠而持久的影響。盡管移民不斷減少而且有很多效忠派流亡者離開，但是人口仍舊持續增長。實際上，18世紀8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人口增長速率最高的十年——這是早婚和對未來期許提高的結果。與英國人和印第安人之間斷斷續續的戰爭阻礙了人口遷移；到了18世紀70年代末，不斷膨脹的人口再次開始向西部流動。一位移民在1785年寫道：“肯塔基地區的人口會令你吃驚，在1779年6月時，居民總數還只有176人，而如今他們已經超過了3萬。”十年之中肯塔基人口已經變得比革命時代大多數的殖民地更加稠密。其實，在整個殖民地時代，革命之后的一代人占據了最多的西部疆土。

當然，在美國白人跨越阿巴拉契亞山脈向西的夢想中，很少或沒有為數以萬計的印第安人安排立足之地。雖然1787年的邦聯會議允諾“對印第安人會懷著最大的誠意，而且他們的土地絕不會在沒得到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奪去”，但是《西北條例》本身就將西北是屬于美國白人移民的天命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了。

雖然許多白人都羨慕印第安人的自由，但是盎格魯—美利堅的自由和獨立理念與印第安人的十分不同。普通美國白人理解的自由是擁有他們自己可以耕作的農用土地，而印第安男性卻將自由視為隨心所欲地漫游和狩獵。像許多美國紳士們一樣，印第安戰士也不認為他們應該去耕作土地；因此他們把體力勞動留給婦女——這點令許多白人感到震驚。對于歐裔美國人來說婦女從事農業生產的理念實在是太不正常了，以至于他們很難承認印第安人從事任何農業活動。最終，盡管印第安人確實耕種土地，但卻遭到美國白人的否認，這成了白人從他們那里奪取土地的正當理由。他們希望印第安人能變成農民，也就是變得文明，否則就為移民騰出土地。

美國在1783年從大不列顛成功獨立對于印第安人來說是一場災難。西北和西南諸多部落曾與英國結盟，隨著和平條約的締結他們發現大不列顛已經把他們土地的主權轉讓給合眾國。一位韋阿人（Weas）的發言人在獲悉條約后向他們的英國盟友抱怨道：“我們傾盡全力地援助你們，而這似乎是在將我們推向毀滅。”因為有如此眾多的印第安人站在英國人一邊戰斗，所以美國人甚至把那些曾經在革命時期是盟友的印第安人也當成敵人。到了18世紀80年代，諸多西部美國人與印第安征服者喬治·羅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有一樣的期望，即所有印第安人最終都將會被肅清。

即使英國王權的基礎是一個不平等和等級制的社會，但是它能從容地將印第安人作為臣民來對待。但是新的美利堅共和國不存在臣民，只有平等的公民。因為美國白人無法將印第安人視為與他們平等的公民，所以他們必然把印第安人視為外族。在18世紀80年代邦聯政府試圖承擔起對印第安事務的管理，并且與印第安確立和平關系。雖然邦聯議會一再表明他們對印第安人公正公平的心意，但是它只是將他們當作被征服的民族而已。邦聯政府和一些不同的民族或部落于18世紀80年代中期簽訂的幾個條約中，合眾國嘗試劃定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界線，以回報印第安人做出的土地權利的轉讓。美國認為土地是它憑借征服獲取的，所以沒給印第安人任何割讓土地的補償。

但是邦聯政府權力十分有限。不僅僅各州無視邦聯的條約并自行與印第安人訂立協議，而且白人移民和擅自占地者的行動根本無視任何權威。議會18世紀80年代的土地條例中關于移民會均衡且有序地向西移動的設想是根本不切實際的。反而，人們有意避開高價格土地，侵犯印第安人的條約權利，無規則、無秩序而且不均衡地流動，從一處奔向另一處，身后留下了大塊荒無人煙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飛地。到了1787年，許多印第安人已經拒絕接受他們中的一些成員被迫簽署的條約，而且試圖組建松散的同盟以抵擋白人的侵蝕。戰爭和流血無可避免地隨之而來。

盡管有印第安人的存在，美國人口仍然持續以驚人的態勢增長和流動，更進一步地削弱了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一個肯塔基人在1792年告訴麥迪遜，這樣的流動人口“構成的民眾勢必不同于之前生長于同一地區的人……他們不認為自己比什么養尊處優的人或家族低一等”。共和主義的意識形態助長了這種趨勢。一位撰稿人于1787年在《美國博物館》（戰后創辦的幾份美國新雜志中最重要的一份）上宣稱，在一個共和國中“平等理念的風吹拂著一切和每一個有雄心不再甘居他的鄰居之下的人”。

共和主義平等成了滿腔抱負的中產階級人民的集體吶喊，他們如今更公開地憎惡那些曾經被認為是社會上層的人物。對辛辛那提兄弟會（ Society of Cincinnati）的普遍抗議表達著這種憎惡。1783年，革命軍隊軍官為了紀念對革命戰爭的參與并且使之長存，組建了世襲的辛辛那提兄弟會，以戰爭結束后解甲歸田的羅馬共和領導人辛辛那圖斯（Cincinnatus）的名字命名。雖然華盛頓曾同意領導這個組織，但是辛辛那提會引起了強烈的敵意。老愛國者們，例如塞繆爾·亞當斯都認為這個兄弟會表明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世襲化的軍事貴族快速發展的趨勢”。這種激烈的指責迫使軍官們不得不收起他們的虛榮，而辛辛那提會很快成了眾多備感壓力的團體中的一員，而這些團體的出現表明，用一個南卡羅來納州州長1784年的話說，這個國家發了“社團瘋”。

一些抱有平等思想的狂熱公民攻擊著所有類型的差等，參加私人社交俱樂部和穿戴進口華服都是遭到非議的行為。北方一些地區的紳士發現傳統社會權威的標志——教養、教育和優雅的舉止行為——都變成了政治領導資格的障礙。普通公民現在對稱呼的權利提出訴求——先生和太太（Mr. and Mrs.）——而那曾經只是紳士才有的稱呼。在這個嶄新的共和主義社會中，沒有人想依附于其他人。費城白人奴仆在工作場所的比例在18世紀中期還有40%—50%，現在急速下降；到了18世紀末契約奴仆差不多已經消失不見了。國外訪客震驚于美國仆從不愿意將他們的男、女主人當成高其一等的人來對待，也震驚于仆從們堅決認為自己只是“助手”。對于許多美國人而言，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意味著絕不向任何人脫帽致敬。

這種不斷壯大的平等主義并不意味著財富會在革命后的美國分布得更均勻。相反：革命后財富分配比以前更為不平均。可是美國人感到更平等了，那才是重要之處。畢竟作為個人聲稱高人一等的形式，財富比起出生、教養、家庭繼承、紳士頭銜甚至是教育而言，更容易被接受，它是最容易比對而且最容易被努力克服的。社會關系如今越來越多地以金錢而非社會地位為基礎了。例如，鎮不再根據年齡和地位來安排教堂的席位，而是開始將座位拍賣給那些競價高的人。富有的人開始夸耀自己卑微的出身——之前從未如此普遍過。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政治家于1784年在出版物中被稱頌為一個“沒有關系也沒有朋友，但是金錢成就了他”的自我奮斗成功者。這是思想界發生的一場微妙卻激進的革命。當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在死后18世紀90年代出版時，19世紀對“自我奮斗成功者”（self-made man）的謳歌開始了。

到了18世紀末，前君主制社會中的家長式作風陷入了混亂。學徒不再是師傅家庭中的依附者；他們成了越來越脫離家庭經營的生意中的受培訓者。工匠也減少了為他們依附的主顧做“定制”或“指令”的活計，他們越來越多地為非個人的市場從事生產制造。各行業的師傅不再是家長，也不再以家長式作風對待滿師的學徒工，變成了付給雇工現金工資的雇主。當師傅變成雇主而滿師的學徒工變成雇工時，他們的利益變得比之前更有所分別而且還相互抵牾。1786年美國歷史上雇工第一次參加了反對他們雇主的罷工。作為回應，師傅們訴諸法庭，強制使這種原先被視作互助且私人的關系繼續下去。

 （本文節選自《美國革命：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史》，[美] 戈登·S. 伍德著，趙辛陽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