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面具，新斗爭：美國工會運動的死與生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歷史的車輪正在滾滾向前。

4月1日，在紐約市南端斯塔滕島的亞馬遜JFK8倉儲中心，數千名倉儲工人們投票成立了美國歷史上亞馬遜公司的第一家工會。也在同一天的紐約市中心，曼哈頓切爾西市場的星巴克臻選烘焙工坊成立工會的投票也大獲全勝，成為全美第十家、也是雇員最多的組織了工會的星巴克門店——這兒距離華爾街不過四公里上下。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日，美國紐約，亞馬遜工會創始人Christian Smalls與亞馬遜工人一起慶祝并發表講話。

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但到了上世紀末與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絕大多數工會卻都陷入了低谷：成員數量顯見地逐年下滑，對勞工政策的政治影響衰退殆盡，代表職工集體協商這一基本職能也往往只能在極其有限的尺度上進行。許多地方工會已然成了一門生意。身著西裝的工會領袖們手中攥著千百萬工人的會費、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給自己開出巨額工資，聘請些擁有華麗的法學或工商管理學位的律師和經理人，對上敲雇主竹杠、同政治機器勾結，對下則罔顧工人的真實訴求，只關注發展了多少會員、收到了多少會費。這一概括或許有夸張之處，但在當今依舊根深蒂固的傳統全國性大工會中，仍然能找到不少這些弊病的蹤影。

在傳統工會的同行襯托之下，如今如草根般頑強地從地里生長出來的新一代工會才顯得格外振奮人心。亞馬遜工會是沒有附屬于任何傳統工會的獨立組織，星巴克工會因其門店小而分散的特點呈高度去中心化的趨勢，或許將來的某天它們也會成長為臃腫而低效的組織，但在今天，這些新工會已經樹立了屬于自己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工人與組織者們挑戰了官僚化的甚至已然被吸納進體制的傳統工會機器在工作場所的壟斷地位，找回了在美國丟失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工人階級自主性。

只有置身事外的觀察者才會唉聲嘆氣，引用傳統工會的曲折歷史和種種弊病來論證他們對當下工人運動的悲觀判斷，因為只要和那些沒領多少工資也愿意夜以繼日地開展基層工作的新一代組織者們聊上幾句，馬上便會直觀地感受到一種朝氣蓬勃的現狀。當然，擺在年輕一代工會分子面前的依舊是重重難關：4月8日，亞馬遜已經向聯邦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提交了訴狀，指控4月1日的投票“不公且不恰當地偏袒了工會一方”并要求重選；《經濟學人》雜志則干脆論斷“斯塔騰島的成功不可復制”。但在另一方面，新工會運動與同樣在近年來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聯系緊密，扭轉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工會與左翼政治逐漸分離的趨勢，這無疑也對原本高枕無憂的壟斷巨頭們構成了全新的威脅。

站在歷史的當口，我們無從得知自2020年疫情、2016年大選甚至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興左翼工會運動是否會成為美國勞工史上的一道分水嶺。但毫無疑問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低潮后，新一代基層組織者們面前再次出現了那個遙遠的可能性：他們能夠贏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工會像小政府，工人像納稅人”

傳統工會的腐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長期以來美國政府的苦心經營。1947年，《塔夫脫-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 Act）》在國會民主、共和兩黨中保守派系的共同支持下通過，扭轉了自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以來勞工組織的寬松的法律環境，還融入了冷戰陰霾下鎮壓左翼運動的政治意圖。在嚴打“不當勞動行為”的旗號下，“野貓罷工”（即沒有工會領導層同意的工人自發的罷工行動）和許多常用的集體行動策略被禁止，更關鍵的是勞工組織被強迫去政治化。政治性的“團結罷工”成了違法行為，工會不得向聯邦選舉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各大工會的領導人還被要求同共產主義者劃清界限。

該法案與冷戰期間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雙管齊下，大批過去哪怕沒有完全掌控工會也必定是中流砥柱的左翼干部被邊緣化乃至鋃鐺入獄，基層有左翼傾向的工人也往往或是迫于壓力、或是因失望而自愿不再活躍。美國的工人階級中總有相當大一部分由新移民構成，而新移民往往又因難以融入當地社會而滋生犯罪和幫會活動，于是原本工會中就存在著不少黑社會的要素。唯一能遏制幫會和黑手黨掌控工會的力量，就是同樣組織嚴密、也致力于解決工人現實生活問題的左翼政治團體，那么當美國政府的鐵拳砸向后者時，黑社會自然就輕松地在工會登堂入室了。

《愛爾蘭人》劇照

2019年的電影《愛爾蘭人》描繪了二十世紀中葉吉米·霍法掌控下的國際貨車司機兄弟會（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下稱IBT）——美國傳統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工會之一。那時的IBT就是一個龐大的有組織犯罪團伙：強人政治、權術和暴力手段掌控著一百五十萬成員的龐大組織，用賄賂和威脅的胡蘿卜大棒同政府和雇主打交道，在敲詐、勒索乃至直接搶劫等有犯罪活動中大發橫財，甚至還與真正的黑手黨勾結來鏟除異己，維護對基層工會的控制。大筆成員的養老金被霍法投資于黑手黨的產業，拉斯維加斯的星塵（Stardust）、凱撒宮（Caesar Palace）等著名賭場和豪華酒店都是在工人血汗錢的滋養下發家致富的。

雖然吉米·霍法和其他黑幫式的工會強人們口口聲聲呼喊著勞工利益，出于自身利益也不斷推動工會擴張，吸納更多工人加入，但哪怕世易時移，這些強人及其接班人都被趕下了領導崗位，他們也給工會的氛圍與組織結構留下了長遠損害。傳統工會的腐朽和美國政治對工人運動的高壓，使得勞工運動的主體——工人自己——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團結一致直到永遠”的自為階級，退化到了“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狀況。用瑞克（Rick）的話來說，IBT這樣老而大的傳統工會就宛如一個小型政府。

瑞克讓我在文章中寫明他的身份：他是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居民，也是當地一家UPS倉儲中心的工人和IBT在巴爾的摩的355支部的成員。在疫情前的2019年，355支部的總開銷不過三百七十萬美金，其收入的88%均來自成員繳納的會費，卻給當地的工會主席、秘書長分別開出了十三萬、十四萬美金的薪資，當地十六名全職干部與雇員則共計享有一百六十萬工資，平均每人近十萬——要知道馬里蘭州當年的平均收入約合六萬三千美金，公務員平均工資約七萬四千美金，稍富裕些的金融從業者的平均收入也才九萬八千美金。在傳統工會干活可真是個肥差呀！

對于基層工人而言，IBT這類工會確實讓工作十分穩定，讓雇主不敢隨意開除工人或違反勞動合同，但瑞克覺得本地工會中卻彌漫著某種“自滿與惰性”。實際上，355支部之所以能保障當地工會成員的工作穩定，只不過是因為它把每年的三分之一開支花在了聘請律師、購買法律服務上。換言之，傳統工會的政治經濟學不過是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向工人們征收大筆會費，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把打官司、法律援助以及同雇主談判等僅剩的實事外包給專業人士，剩下的要么在無盡的“行政工作”中損耗掉，要么就被工人領袖們笑納入腰包了。這種運作模式就是微縮版的美國政府，工人們像納稅人，工會像政府般征稅，但只有一部分財富才會用在納稅人們期望的公共事業上，多數則成了官僚機器和利益集團自行瓜分的油水。

在雇主一方，應對措施也很簡單：花更多的錢，請來更好的律師和工會破壞專家（union-busters）就好了。于是，缺錢的中小企業和初來乍到的外國商人，往往會如紀錄片《美國工廠》中的曹德旺那般手足無措、視工會如流氓，而大而不倒的巨型壟斷企業卻無需為工會而煩心，只要斥資養著一支專業的反工會團隊即可。據統計，每年全美共計有三億四千萬美元被雇主用于聘請反工會顧問，這還不計入大企業原本就有的精通各類與勞動關系相關的法律、同樣能夠和工會燒錢打官司的法務部門。

畸形發展的傳統工會和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大企業可以說都是美國體制下的一丘之貉，兩者又反過來構成了資本主義政治的經濟基礎，承擔代價的往往只有工薪階層和小微企業。這便是昔日亞馬遜這類利潤盆滿缽滿、雇員待遇卻一直飽受詬病的壟斷巨頭們高枕無憂，以及宏觀上美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卻依舊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奧秘。

“千禧年社會主義”

然而，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會有抵抗——而且這種抵抗最激烈的時刻往往反倒是不平等看似最穩固、背后的獲利者們高歌猛進的時候。

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時，亞馬遜的凈利潤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雇員達到三萬三千人；蘋果旗下的iPad剛剛面世，發布首日便售出了三十萬臺；臉書在一年間并購了九家業務相仿的公司，獨占了“社交媒體”這個人們尚感陌生的產業。新巨頭們欣然瓜分了一度朝氣蓬勃、據說能挑戰傳統經濟模式的互聯網和電商等高新產業，在這片藍海里原封不動地照搬來了傳統產業中的壟斷資本主義。“從車庫中誕生”的神話離現實越來越遠，曾經信誓旦旦地說“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科技明星們，最終還是要么靠資本運作、要么靠不正當競爭、再要么還是老老實實地壓榨大批無名職工加班加點才能維持高額利潤。

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

但是不到一年后的2011年，華爾街上的抗議者們打出了“我們是那99%”的標語。《滾石》雜志認為這個口號是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創作，格雷伯卻說這是“一項集體的發明”。同格雷伯一起把華爾街“占領”了近兩個月之久的抗議中堅力量，是英文中通常稱作“千禧一代（Millennials）”的八零后和九零后。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們剛走出大學校門不久或是剛開始職場生涯，成長中享受了九十年代美國國內的安詳氛圍，還搭上了信息時代的第一班車，卻展現出了比其父母一代激進得多的政治情緒。

在冷戰中出生、長大、工作、成家的老一輩美國人的觀念中，“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幾乎是些比粗口還惡劣的羞辱，蘊含著一種顛覆他們珍愛的生活與習以為常的一切的意味。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曾經在風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參加過反戰或民權運動，但告別激進后還是回到了成家立業的中年生活。對于產業工人和工薪階層而言，工會組織本就愈發失調，勞資矛盾也沒那么尖銳，還要長期繳納不算多但也不少的會費，雖然仍有些許參與勞工運動的機會，但這些街頭政治哪有充滿小確幸的家庭生活那般安逸幸福呢？

可是這種安穩生活的前提是一片向好的經濟形勢。冷戰的防務壓力與美國在海外支持的種種代理人戰爭，給軍工復合體及其上下游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訂單；為了在同蘇聯的意識形態競爭中勝出，美國政府也同西歐福利國家一樣建立了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推行溫和的財富再分配以緩和社會矛盾。但隨著石油危機暴露了西方經濟的僵化，在經濟學家們的辯護下，1980年代迎來了減少政府管制、限制社會福利的所謂“新自由主義轉向”。如果說里根還礙于冷戰的大環境難以大刀闊斧地削減福利，那么蘇聯解體就徹底讓改革的一切阻力消失殆盡了：美國徹底告別了美好舊時光式的福利社會。

1992年的大選前，克林頓承諾將“終結我們所知的福利制度（End welfare as we know it）”。諷刺的是，他的死對頭、1994年中期選舉產生的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恰巧”在福利改革議題上不謀而合，《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就這樣在克林頓和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的私下會談中誕生了。自那時起，美國的社會保障開支和平均月度福利幾乎連年遞減，普通人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負擔也水漲船高。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在世紀之交時也迎來了小高潮，美國的實業陷入僵局，大量制造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快速發展中的第三世界。

千禧一代美國人就在這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步入了就業市場。他們往往背負著連年漲價的大學學費帶來的學生貸款，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障卻不斷縮水，房價也在1990年至2005年的十五年間翻了一倍，年輕人們除了盡快找到工作外別無選擇；但市場上的中低端崗位又愈發有限，即便能找到工作，激烈的就業競爭下待遇也比父母一輩要差得多。對于美國政治穩定而言更要命的是，這代年輕人還沒在昔日的反共宣傳和教育中浸泡多久，冷戰就結束了，他們不再會像自己的父母那樣把財富再分配視作不可接受的“社會主義”政策——甚至年輕一代中的不少人都覺得“社會主義”不再是貶義詞，反而日益發現其主張有不少和自己面臨的現實處境一拍即合。

這就是被稱作“千禧社會主義（Millennial socialism）”的政治潮流。在大學、社區與工作場所，年輕人開始接觸、學習乃至接受左翼思想。

中文互聯網上有關美國社會的一手信息往往來自于留學生和新移民，因這些群體往往處于社會中上層，而少有對這一潮流直觀、個體視角的見證。但只要和年輕些的美國社會主義者攀談上一會，就不難為他們勾勒出一副群像：父母是銹帶或其他傳統工業城的下崗工人，或是大城市服務業的底層雇員，因養老金少得可憐而不敢生病、不敢退休；負擔不起良好教育，從小只能在缺乏經費、質量堪憂的公立學校讀書，最后雖然上了相對便宜的社區大學或州立大學，卻還是背上了工作數年都無法償還的學生貸款；收入勉強能養活家庭，但卻無法承擔任何疾病等意外，還可能在經濟形勢較差時遇上欠薪或非法解雇等倒霉事。于是自然而然，只要等來些契機，工薪階層的年輕人們就會加入斗爭。

新工會的紅色底色

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在4月1日亞馬遜工會成立的現場，組織者們不再忌憚一些傳統工會中少見的象征符號：亞馬遜工會的標志使用了代表勞工斗爭的拳頭，統一印制的文化衫底色是顯眼的紅色，現場出現的標語中也包含了“階級斗爭”的字樣。星巴克工會雖然沿用了星巴克品牌的深綠基色，但其標志也采用了拳頭的符號。亞馬遜與星巴克工會還同著名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伯爾尼·桑德斯開展了一系列宣傳活動，也同美國民主社會黨（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簡稱DSA）等左翼組織公開合作。在聲明和社交媒體上，這些新工會也并不避諱“99%”“工人與大企業的對抗”等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修辭。

當地時間2022年3月25日，美國紐約，亞馬遜斯塔滕島一個倉庫的員工將參加選舉投票，決定是否成立工會。亞馬遜(Amazon)正在為艱難的勞工斗爭做準備。

在傳統工會中，表達激進傾向并非不可想象，但它們往往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官方的姿態。美國最大的十個工會中，八個以藍色為主色調，還有一個綠色與一個黃色；它們的標志大多代表了本行業（如代表貨運工人的IBT的標志中有馱馬和車輪），或是干脆只有名稱的英文縮寫。這些傳統工會往往也在官方表態中謹慎地挑選語言，只提工作保障和工資等經濟權益，偶爾加上今天美國近乎是陳腔濫調的社會正義說辭，而避免流露出意識形態的色彩。

可以看出，在半個多世紀的由美國政府、黑幫式領袖和大企業們共同推動的去政治化后，工會運動在今天重新獲得了鮮明的政治屬性。這個過程即是從僅意識到自身經濟訴求和工人間相似處境的“自在階級”，轉變為更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擁有主動進行集體斗爭的意愿與能力的“自為階級”。

對工薪階層的普通人個體而言，這一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需要契機，而近幾十年來愈發極化的美國政治就接連不斷地提供著這些契機。奧巴馬當選時，保守派將其醫保政策抨擊為“社會主義”，即便奧巴馬連連否認，卻也促使人們認真思考這個政治主張，網上“社會主義”一詞的搜索量在那時急劇攀升；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讓人們思考自己是否也屬于那資本主義系統下勞而不獲的“99%”，也傳播開了質疑寡頭巨額財富的話語；2016年伯爾尼·桑德斯的選戰則開展了一次真正的政治動員，許多將來的工會活動家在這時第一次參與了政治實踐，DSA的成員規模也在此后快速上升。

最后一根稻草來自于疫情。更多人的經濟狀況淪落到了無法忍耐的地步，社會保障體系缺失的問題在疫病下更被放大。同在2020年發生的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也進一步暴露了傳統工會的僵化：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工人組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在BLM爆發之際，美國主流工會卻只做了些不痛不癢、緬懷逝者一類的表態。這是因為傳統工會往往大權集中于領導層，缺乏基層工人的政治參與，無論多么流行的社會運動倘若被工會領袖們抵觸，便都難以動員工會參與其中；而正好警察工會在傳統工會的組織網絡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其影響力最終讓傳統工會的領袖們集體沉默。

這便是新一代工會運動孕育以及勞工運動與政治斗爭合流、進而被重新刷上紅色底色的過程。

當然，傳統工會自身也面臨著來自基層工人和活動家的改革壓力，而一部分推動傳統工會改革的運動也已經獲得成功。去年11月，致力于推動IBT內部民主、擴大基層工人政治參與的“卡車司機爭取民主工會（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所支持的候選人團隊擊敗了吉米·霍法的兒子詹姆斯·P·霍法（James P. Hoffa），在IBT領導層選舉中大獲全勝。因為IBT主要代表貨運行業工人，在亞馬遜的各大倉庫組織附屬于IBT的工會也是新領導層確定的工作重點之一。

但種種線索依舊提示著傳統工會的低效。2020至2021年，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簡稱RWDSU）試圖在阿拉巴馬州貝斯莫的亞馬遜倉儲中心組織工會。RWDSU是成立于1937年的老牌工會，擁有五萬余名會員和逾四千萬美金的資產，照理來說應當能動員更多政治資源，甚至還得到了拜登在視頻講話中的支持，還有多名國會議員參與其中，但最終成立工會的投票還是以738票支持、1798票反對的絕對劣勢失敗了。同樣有意向在亞馬遜成立工會的IBT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切不可操之過急，改革自身的組織工作，并爭取在現有的集體談判中爭取更多權益才是首要任務，這才能讓廣大工人意識到工會的意義、進而支持成立工會。

與之相比，斯塔滕島的亞馬遜工會的領導人克里斯·斯莫爾斯（Chris Smalls）從中總結的教訓，則是傳統工會依舊靠不住，只有基層工人自己組織、自己參與運動才更具有活力和韌性。事實證明他是對的：4月1日勝利組建的亞馬遜工會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傳統行業工會的獨立工會，次日斯莫爾斯便在采訪中說，“倘若傳統工會果真有用，亞馬遜早就該成立工會組織了”。

我們無法預知前路，但至少在斯塔滕島，至少在這個四月，美國工人已經擺脫了“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狀況。看來，所謂工人階級主體性并非一句空洞的理論修辭。

尾聲：“永遠團結”

如果參加過近些年流行的“社會主義夜校（Socialist Night School）”，就不難發現在如今勞工基層組織者的敘事中，美國工會的發展史仿佛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下子就跳到了二十一世紀，其間的漫長歲月中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六十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上文所述的冷戰期間體制化、去政治化并被強人所主導的工會歷史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雅各賓》雜志將亞馬遜工會成立稱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勞工最重要的勝利”，也反映了這種乍看之下有些怪異的歷史觀，而這正是新工會政治色彩的寫照。

新工會運動的參與者們把自己視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左翼工會精神上的直接繼承者。那時，激進左翼意識形態在工會運動中相當普遍：規模有限但影響力可觀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公開宣揚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思想；規模更大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AFL）雖然沒有官方的政治立場，其內部尤其是基層左翼思想也十分流行；約翰·里德等人創立的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美國共產黨的前身）更敦促其近六萬成員全部加入工會。從創作于1915年、被IWW與AFL都用作會歌的民謠《永遠團結（Solidarity）》中，不難感受到那種氛圍：

“我們手中的力量強過他們私藏的金礦，

這股力量比千軍萬馬還要強過一千倍，

我們將在廢墟上建起一座全新的社會，

只因工會給我力量。

團結一致直到永遠，團結一致直到永遠，

團結一致直到永遠，因為工會給我力量！”

鮮血染紅的旗幟、擰緊的拳頭、階級斗爭和工人群眾對抗資本家的話語、在工人運動中誕生出一個新世界的希望，還有這首歌本身，種種百年前的衣缽都被當代年輕的工會活動家們繼承過來了——當然還有這一切背后所蘊含的那種思想和主張。而2021年的12月，亞馬遜工會的組織者們正是在紐約時代廣場唱著這首歌慶祝圣誕節的，那時他們還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否會是另一場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