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電影，為什么那么上頭？

原創 木子童 那個NG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丨渣渣郡

題圖 | 《杰伊·比姆》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里，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2021年12月，一部電影在印度上映，公映不過一周，主演Suriya就收到了3封死亡威脅信。

“誰如果能干掉他，我就獎勵10萬盧比！”

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政客Anbumani Ramadoss甚至公開懸賞，點名就要Suriya的項上首級。

最終警方不得不派出4名全副武裝的警衛，全天24小時貼身守護，才保住了Suriya的安全。

這部叫做《杰伊·比姆》的電影，豆瓣評分8.7，一度躋身TOP250片單， 可能是近幾年最被低估的一部印度電影。

“印度版《辯護人》。”

“全程2小時40分鐘我甚至都不舍得暫停一秒鐘。”

影片簡介只有一句話：當一名部落男子因涉嫌盜竊而被捕時，他的妻子求助于一名人權律師以幫助伸張正義。

卻從綿延千年的種姓歧視、女性安全問題，到政治腐敗、警務系統黑幕，涉獵了幾乎所有印度最危險的公共話題。

故事來源于著名人權律師錢德魯，在他畢生經手的96000多件低種姓人權案件中，這是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件。

歷史課告訴我們，印度種姓制中，人分四等，分別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大種姓之外，皆是最低等的“賤民”。

但占總人口16%的“賤民”在生活中究竟何等“賤”法，書本卻很少提及。

南部賤民部落“伊拉魯族”，世代以高超的捕蛇技巧而聞名，附近人人都要依靠他們處理家中時而出沒的毒蛇，但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土地，只能住在泥地上的稻草帳篷里，甚至不配擁有一雙拖鞋。

因為沒有土地，所以沒有戶口，因為沒有戶口，所以無法合法擁有土地。

盡管早在1948年，印度國會就通過了廢除種姓制度的議案，規定保護低種姓權益，但賤民依舊生活在無法自證的怪圈里。

高種姓人視他們為不潔的穢物，碰一碰都是晦氣。

即便出身同一村落，高種姓夫人也會因為賤民的一句“我們同村”而大發雷霆。

而一旦發生犯罪案件，第一個被懷疑的就是賤民。

不需要什么審訊，不需要什么證據，只要一頓皮鞭大棒招呼下來，自然就會“真相大白”。

更可怕的是，一次入獄經歷，就意味著開啟無縫銜接式牢獄生涯。

每個出獄日，都有成批為破案率KPI發愁的警察守在門口：

“高種姓？請自便。”

“低種姓？滾過來！”

在前來迎接的妻兒父母面前，剛剛刑滿釋放的賤民再次被警車拉走，被迫頂替新的罪名。

根據人權律師錢德魯調查，短短兩周，就有7000名這樣的無辜者，在泰米爾納德邦各地無故被捕。

電影前半程的主角拉賈坎努正是其中一員。

拉賈坎努本是捕蛇部落“伊拉魯族”人，捕蛇技藝高超，勤勞能干，心地善良。

抓到誤入人家的毒蛇，他從不輕下殺手，甚至有幾分同病相憐：

“上帝把毒液涂在它的牙齒上，無論它走到哪里，都不被喜歡，可這不是它的錯啊。”

平日在磚廠做工，最大的愿望就是為心愛的妻子蓋一棟磚房。

本來小日子過得清貧卻有盼頭，可天有不測風云。

一天，村主席家黃金珠寶失竊，曾去村主席家幫忙捕蛇的他，成了頭號嫌疑人。

警方二話不說，直接把拉賈坎努和2名兄弟押回警局，一番嚴刑拷打，要拉賈坎努認罪。

為了清白，拉賈坎努抵死不認，事情陷入僵局。

懷孕的妻子森加尼聽說消息，立刻趕來警局，幾天后卻被告知，丈夫兄弟三人，趁半夜守衛不嚴越獄而去。

可嚴刑拷打下身受重傷的賤民，能逃多遠、又能逃去哪里呢？

森加尼敏銳地感覺到，事情絕不像警方描述地那樣簡單。

越獄的丈夫自此人間蒸發，再無音訊。遍尋不到的森加尼，只得在當地教師的幫助下，前往城中求助于律師。

但沒有律師愿意為一個窮苦的部落賤民對抗警方，因為只有風險，沒有收益。

只有錢德魯，一位高種姓出身、專注人權案件的天才律師接下了委托。

在錢德魯對案件的一步步抗辯與調查中，黑警、偽證、屈打成招、刑囚致死，司法與執法系統中官官相護的黑幕一點點展露，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實，逐漸抽絲剝繭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影片對現實的還原度堪稱細節。

從捕蛇、逮老鼠的橋段，到奇特葬俗，很少有電影花如此大的筆墨，去展現部落民的日常生活。

警局里，用大拇指吊起全身重量的酷刑、以辣椒粉撒眼睛辨別囚犯生死的手段，非親歷者難以想象。

法院里，同為律師的善良同僚、良知未泯的高級警官，早對賤民頂罪的慣例習以為常。

法院外，森加尼母女第一次穿上拖鞋，象征從來默認自己低人一等的“賤民”開始覺醒。

更可貴的，是用冷靜的敘事手法，還原了警察如何在業績系統壓力下，把工作中的無能，通過暴力轉嫁到手無寸鐵的平民身上。

以及，法律在事件的解決中起到了何種作用。

由于探討的話題太過犀利與真實，影片一經上映，就受到片中事件原型地區高種姓社群的強烈抗議。

他們稱，這部電影嚴重失實，抹黑了當地高種姓族群。

接連向劇組發送死亡威脅，并試圖阻止該影片在當地上映。

從前，提起印度電影，腦海里浮現的總是《寶萊塢生死戀》那樣，滿屏俊男美女，一言不合就開跳的三小時尷尬歌舞劇。

現如今，寶萊塢也開始在電影中思考更多的價值。

平心而論，單純從電影技法與人物塑造上來說，《杰伊·比姆》相比于珠玉在前的韓國電影《辯護人》，仍有許多地方稍顯稚嫩。

比如正義主角錢德魯律師，明顯有著過重的主角光環，一切陰謀詭計都逃不過他智慧的洞察，警方使用的小花招，紛紛被他輕松寫意地隨手化解。

那張永遠剛毅的面龐上，從來不知恐懼與退縮為何物，過于偉光正的形象，就像戲臺上的一張臉譜。

就連仗義出手的理由，也正直得像個不存在世俗欲望的圣人。

而《辯護人》中的律師宋佑碩，從開始起，就是個再狼狽不過的小人物。

因為囊中羞澀，欠下飯店大嬸的飯錢偷偷溜走，直到七年后，事業有了起色才終于還清。

最初他為被控左翼社團的青年學生辯護，并不是為了什么崇高的理念，只是因為被捕的是大嬸的兒子，想要償還當年的這筆良心債。

從個人私情到國家公義，是宋佑碩經歷一次次庭審、一次次深入調查后，潛移默化發生的轉變。

因此，他在鏡頭中神情百變，有痛苦、有憤怒、有幻滅、也有崩潰。

雖然看起來狼狽許多，但相比永遠四平八穩、智珠在握的錢德魯，我們還是更愿意相信，這個跌跌撞撞的宋佑碩，才是真正的你我。

當宋佑碩正式和政府打起擂臺時，常務長對他說：

“今天起，是你把自己安穩的人生一腳踹了。”

宋佑碩害怕過，也猶豫過，他是吃過苦的人，知道富足安穩的人生何等來之不易，但正是這份并不完美的害怕與猶豫，才讓最后的決定，顯得彌足珍貴。

可惜，這是“道心堅定”的錢德魯所沒有的側面，也是《杰伊·比姆》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最大的遺憾。

批判而不冷峻、深刻卻不嚴謹，嚴肅議題中夾雜著爽片的套路，讓人邊痛邊爽，也是印度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大魔幻特點。

但拋開細節不論，《杰伊·比姆》這樣題材的電影出現，已經足以贏得盛贊。

我們常說，韓國電影以社會批判見長，殊不知印度電影也正在齊頭趕上。

《三傻大鬧寶萊塢》《起跑線》批判僵化內卷的應試教育制度。

《起跑線》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聚焦女性意識覺醒與男女平權。

《摔跤吧！爸爸》

《我的個神啊》《廁所英雄》諷刺混亂功利而與人性相悖的宗教信仰。

《廁所英雄》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重新審視戰爭中，民族、宗教與人性的價值。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

《印度合伙人》解決女性的月經貧困、《耳光》直指婚內暴力、《一個母親的復仇》暗示新德里公交慘案。

《耳光》

所有曾讓印度人煩惱過、痛苦過的話題，都正在成為新電影的靈感之源。

而《杰伊·比姆》的勇敢在于，它所言說的故事尚還鮮活，不是一件塵封已久的往日舊聞。

從森加尼到錢德魯，再到涉事的警官、村干部，整起事件中的當事人依舊健在，影片播出后的反撲早可預料，但即便如此，這部電影還是如期完成了拍攝與公映。

《杰伊·比姆》的熱評中，有人提起聶樹斌案，一個冤罪多年，終于昭雪的故事。

最早披露“一案兩兇”、一直為聶樹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鄭成月也沒有那么幸運，他沒有這部電影中錢德魯律師的主角光環和開掛的庭審表現，他丟了官，被視為“異類”，身患重病無錢醫治，18年靠眾籌才得以獲得更好的治療。

我一直記得當年媒體報道中，2016年11月30日，當時重病中的鄭成月和聶樹斌的姐姐通話時說的一句話：“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給我在聶樹斌的墳墓旁邊樹一個碑，寫上——人民警察愛人民。”

案件過程同樣曲折、高貴，甚至更加驚心動魄，但隨著蓋棺定論，不再有新的消息出現，有關它的社會記憶正在風蝕剝落。

所以有人說：我們有一千種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電影。

當我們任記憶隨風遠去時，他們在渴切而真誠地用寬銀幕，為自己的時代留下遺痕。

“電影是印度的良心。”

2013年，印度影星阿米爾·汗登上《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時代周刊》如此評價道。

這一年，他主持揭露印度社會黑暗問題的電視節目《真相訪談》，通過訪談和脫口秀的形式，報道強制墮胎、天價嫁妝、家庭暴力、醫療失當、種姓問題等種種社會頑疾。

威脅信、死亡電話紛至沓來，指責他不知善用自己的影響與能力，偏要制作這種節目，在國際上抹黑印度。

阿米爾·汗回答：

“拍攝電影不是用來迎合誰的，沒必要為自己祖國被放在聚光燈下而羞恥。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是我們進步的第一步。”

你可能很難想象，電影在印度國民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根據Macquarie Research數據，印度每百萬人擁有7塊電影屏幕，中國擁有16塊、美國擁有125塊。

而2016年，印度的觀影人次數就已經達到30億，同年中國的觀影人次數則不足14億。

在四季炎熱的印度，清涼又廉價的小影院，就是最好的消暑去處，花點小錢，廝混上一整天，是最幸福的消閑。

盡管好萊塢是世界電影市場收益的絕對大頭，印度卻是當之無愧的生產大戶。

每年平均1500部，高峰時抵近2000部的年電影產量，令世界其他電影生產基地望塵莫及。

北方的寶萊塢盛產精工制作的高品質電影，南部的考萊塢、托萊塢、莫萊塢，則以量取勝。它們更注重聲色誘惑，大量生產套路式爽片、用開掛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底層觀眾。

在印度，再沒有什么，能比電影更深地滲透進每一個平民的生活。

有人考證，一位原本寂寂無名的印度教女神Santoshi，只因一部名叫《萬歲，Santoshi女神》小成本愛情電影爆火，就一躍成為躋身神界第一梯隊的知名女神，受千萬人信奉敬仰。

以至于總統選舉，都要借助電影來宣傳和造勢。

2019年，印度人民院選舉前，一部電影被緊急叫停。

這部電影叫做《莫迪總理》，正是講述印度總理莫迪人生軌跡的傳記影片。影片中，莫迪被表現得親切而睿智，也解釋了此前施政中，飽受詬病的“廢鈔”政策等疑點，是十足的加分影片。

印度選舉委員會認為，放任電影不管，將會極大地影響選舉公平。

電影人也會憑借名聲擠進政壇。

1984年，有“印度成龍”之稱的影星阿米塔·巴強，受好友拉吉夫·甘地邀請，以國大黨身份參選國會議員身份，成功當選。

2009年印度人民院選舉，著名寶萊塢影星沙特魯甘·辛哈和謝爾卡·蘇曼共同競爭比哈爾邦議席，同年，還有超過10名娛樂明星在不同選取參選，史稱“明星之戰”。

關于為何要參選，辛哈直言：“魅力只有有限的影響力，而權力有無限的魅力。”

就像《熔爐》為韓國帶來新生，印度的社會批判電影，也在給社會帶來改變。

《廁所英雄》上映后，補貼力度高達75%、專為農村女性修建廁所的“清潔印度”專項資金廣為人知，許多婦女學著電影的樣子鬧起“廁所離婚”，最終推動大批廁所得以建成。

《印度合伙人》揭露月經貧困后，促使原本高達12%的衛生巾消費稅撤銷，男主扮演者阿克謝·庫馬爾成了互聯網上的“護墊俠”。

阿米爾·汗的電視節目《真相訪談》，更是直接促進相關兒童保護法案的出臺。

近年來，呼吁阿米爾·汗，以及史詩巨作《巴霍巴利王》中，巴霍巴利王扮演者Prabhas參與政治競選，成為領導人的呼聲從未斷絕。

相比于空洞的政治口號、難解的宗教妙旨，以及選前毫無節制的許諾，似乎還是這些電影中永遠可靠的英雄更加親切一點。

人們何嘗不知道，電影中的一切都是虛構的呢？

但有時候，對于想不了太多的普通人來說，相比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份電影般篤定的正直與善良，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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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原標題：《我們有一千種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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