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普利策獎得主懷特黑德：妄想有用

科爾森·懷特黑德

編者按：美國當?shù)貢r間2020年5月4日，普利策獲獎名單公布。其中，2017年曾獲得普利策小說獎的美國非洲裔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再次獲得普利策小說獎，這次獲獎作品是小說《鎳幣男孩》（The Nickel Boys），小說通過兩名生在Jim Crow的佛羅里達州男孩被判在一所噩夢般的學校就讀展開。這部小說去年也曾得到美國前任總統(tǒng)奧巴馬的推薦，他評論道，這本書“是一本必讀之書，它詳細描述了種族隔離和大規(guī)模監(jiān)禁如何撕裂人們的生活并造成了今天的連鎖反應(yīng)”。

2017年，科爾森·懷特黑德曾接受過澎湃新聞專訪。本文發(fā)表于2017年5月6日。

十七年前，科爾森·懷特黑德意識到，如果把那條著名的“地下鐵道”寫成真正存在的地下鐵道，應(yīng)當會很有意思。在美國歷史上，“地下鐵道”是18世紀形成，19世紀中期達到鼎盛的一個由秘密路線和安全屋構(gòu)成的網(wǎng)路，據(jù)估計，有十萬美國黑奴借由這一網(wǎng)路，在廢奴主義者和盟友的幫助下，逃往禁止蓄奴的自由州，或鄰國加拿大。“地下鐵道”只是一個比喻，強調(diào)這一網(wǎng)路的秘密性，它并不一定是地下，甚至不一定是鐵路，在后期，這一名詞還可以指代幫助逃奴的廢奴主義者。總之，它象征一條通往自由的小路。而懷特黑德試圖讓它成真：有地洞，有軌道，有站長。

但他也意識到自己還未做好準備。“就純粹的技巧方面而言”，當時的他還不夠好——“鑿入奴隸歷史是一件恐怖的事兒，我那會兒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個體還不夠成熟”。

十七年來，這個靈感跟著他，“似乎把你唬得最厲害的那個靈感，你一直在躲避的靈感，正是你需要寫的東西”。2016年，小說《地下鐵道》出版，懷特黑德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次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他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那些你擺脫不掉的念頭，那些一直跟著你的念頭，證明了其自身的價值”。

《地下鐵道》講述了生而為奴的少女科拉從佐治亞州種植園一路途經(jīng)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印第安納州瓦倫丁農(nóng)場，最后抵達北方，獲得自由的故事。科拉的母親梅布爾在她大約十一歲時逃離了莊園，再無音訊。正是在梅布爾的“成功”的激勵下，科拉同意了同伴西澤的逃跑提議；加上朋友小可愛，三人一起逃離了莊園。然而不久后，三人的命運便產(chǎn)生了分歧。

逃亡故事有一個天生的便宜可占：好心的讀者懷著對女主人公的同情，對她未知但必定多舛的命運牽掛在心，看到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都會荷爾蒙飆升，故事讀起來自然好看；然而如果作家過于依賴逃亡的懸念，懸念本身反而會變成陳詞濫調(diào)，讓人哈欠連連。而懷特黑德在懸念的拿捏上有分寸有克制，節(jié)奏張弛有度，在科拉線性的逃亡之旅中常常出乎意料地穿插一些其他人物的小傳、回溯、揭秘，給這本選材、用語上頗有“古意”的小說增添了現(xiàn)代色彩。

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坦言，西澤、梅布爾等人的“小傳”是他在虛構(gòu)土壤上進行的試點測驗。“誰的故事更說得通，西澤還是小可愛，埃塞爾還是馬丁？（有了答案后）我將他們擴寫，追求最大化的戲劇、主題和結(jié)構(gòu)上的效果。是緊跟著佐治亞章節(jié)揭露梅布爾的去向，還是把她挪到更后面？怎么樣寫最有助于整個故事？”

《地下鐵道》的魅力，以及閱讀它所帶來的滿足感，來自于它層次豐富的現(xiàn)實肌理，光譜式的全景掃描，以及對標簽和固有印象的粉碎。

于是我們得知，在“蓄奴”之下，有無數(shù)以個人為單位構(gòu)建起來的子集：既有特倫斯·蘭德爾這樣的大莊園主，唯利是圖，“當黑色的血就是金錢，（他）知道怎樣把血管切開”；也有西澤的舊主人這樣的小農(nóng)場主，一個守寡的小老太太，認為奴隸制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但教授奴隸知識與技藝，許諾在她死后給他自由。

同理，支持“廢奴”的人也各懷動機和理念，南卡羅來納州醫(yī)院開展科學研究，誘勸獲得自由的非裔婦女絕育，從而做到“去黑人化”；幫助科拉的地下鐵道站長馬丁的妻子埃塞爾，從照顧科拉的過程中獲得教徒救贖愚昧人群的滿足感；而建立瓦倫丁農(nóng)場的約翰·瓦倫丁，從白人商販的父親那里繼承到地產(chǎn)，他渴望通過教育，讓黑人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科拉沿地下鐵道逃亡所經(jīng)過的每一站，都代表了美國蓄奴-廢奴歷史上各方博弈、思想碰撞的艱難歷程，因此每一站在高度寫實的同時，也是富含寓意的精純象征。虛與實從未如此緊密地相連過，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如此解釋他在歷史與虛構(gòu)之間的靈活躍遷：“歷史學家得遵照現(xiàn)實。小說家卻不用。這個故事的前提就是虛構(gòu)的、奇想的——一條名副其實的地下鐵道——因此打一開始，它就不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我希望遵從‘真實’，而不是‘事實’。我又不會被某個‘歷史小說家聯(lián)盟’給踢出門去。”

他以同等的勇猛躍入反派們的視角。獵奴者里奇韋的父親是一名鐵匠，既鍛造釘子、馬掌，也鑄造奴隸主禁錮黑奴的鐵鏈。在鐵匠的眼里，鑄鐵是“侍奉神明”。痛苦于無法匹敵父親，里奇韋在十四歲那年加入逃奴巡邏隊，他信奉弱肉強食，認為白人占領(lǐng)美洲大陸，是美國的天命。

里奇韋對“神明”“天命”的誤讀乃至篡改讓人警醒，從而意識到獨立思辨之重要。從古至今，不同的群體像瓜分月球一樣爭奪著語言和文本的解釋權(quán)。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宗教。蓄奴者信教，廢奴者信教，黑奴也信教，上帝的膚色，從來不是一個小問題。談起小說中埃塞爾和科拉對《圣經(jīng)》進行的討論，懷特黑德對澎湃新聞記者說：“在19世紀50年代，人們可以指著同一段《圣經(jīng)》片段，說這是在支持蓄奴或譴責蓄奴。有的奴隸主認為宗教是一個工具，它給予奴隸關(guān)于更美好的來世的希望，因此讓他們變得平和順從；而另一些奴隸主則反對宗教，因為它讓奴隸開始思考自由。”

提起描寫逃奴的黑人文學，就不能不提到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在寫作時，懷特黑德的案前不僅有廢奴主義者哈麗雅特·雅各布斯的著作《一個黑奴女孩的經(jīng)歷》、曾經(jīng)受奴役的非裔美國人的口述史、非裔美國俗語字典，也有這本《寵兒》。在他動筆前，他心想，“我已經(jīng)有三十年沒讀《寵兒》了，讓我來看看托尼是怎么處理奴隸題材的。”他讀了三十頁，對自己說，“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媽的是個天才，我可比不上她。”于是合上小說。然而這并沒有將他嚇退。“無論你在寫什么——黑奴、戰(zhàn)爭、家庭——總有比你更聰明、更有才華的人寫過了，并且比你寫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視角能帶點新的東西進來。”懷特黑德對記者說。

他為這個充滿懸疑和張力的逃亡小說注入了一種知識分子氣質(zhì)。書中瓦倫丁農(nóng)場面臨一個抉擇，是繼續(xù)留在蓄奴州印第安納，變成眾矢之的，還是向西遷，加入有色人城鎮(zhèn)。農(nóng)場管理者之一的明戈主張留在本地，不再庇護逃犯，追求漸進式的發(fā)展；而雄辯者藍德則更主張西遷，包容逃犯，他認為瓦倫丁農(nóng)場是一個妄想，但卻是一個有用的妄想，而“一個有用的妄想有時要好過無用的真相”。

明戈和藍德進行的這場以悲劇收尾的辯論很容易讓人動情，它讓人想起民國思想者對中國飄搖命運的思考；二者都是在黑屋中思考突破重圍之出路。

懷特黑德對記者坦言：“明戈和藍德的辯論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lǐng)袖），布克.T.華盛頓（美國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W.E.B.杜波依斯（美國黑人民權(quán)運動先驅(qū)、歷史社會學家）的啟發(fā)。保守路線和改革進步路線，哪一個更好，更能帶領(lǐng)黑人崛起？”對于仍然存在種族主義、只是“進步了一點點”的美國來說，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性問題。

在藍德口中，“美國也是一個妄想，所有妄想中最壯觀的一個。”當問及“美國夢”與“妄想”的關(guān)系時，懷特黑德對記者答道：“我寧肯讓文字來說話，但很顯然，如果你的建國宣言里說‘人人平等’，那么當女性和有色人種不平等時，這就是一個妄想。只有當美國切身履行其推舉的理念時，我們才離開了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