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幫忙施散幾杯涼茶”……而已

周作人《兒童雜事詩》作于1947至1948年間，1950年2月起在上海《亦報》連載。甲編“兒童生活詩”以時節為序寫兒童生活及民俗風情；乙編“兒童故事詩”講述古今中外人物故事，有知識性及趣味性；丙編“兒童生活詩補”談故事、玩物、動物、食物等，更加趣味橫生。但是由于時代變化與區域文化差異等因素，今天讀者對詩中非常豐富的時節民俗、兒童游戲、生活習俗、詩文典故等難免時有隔膜無知之感，影響了對原詩的解讀。

為此，當代著名學者、出版家鍾叔河先生自1989年秋冬之際發愿作《兒童雜事詩箋釋》，自周氏數百萬言著述而旁至鄉邦文獻、正史雜書、筆記信札、坊間言談等，無不刻意搜求采輯，從民俗風土、名物勘對、時代情境、作者本懷等多方面箋釋，旁征博引，洵為釋疑解惑、內外會通之作。《箋釋》自1990年初版至今二十余年間，前后五次修訂，以今年初海豚出版社推出“最終增訂版”（2017年2月）而畢其功。捧讀再三，在領會周氏原作之童心鄉趣之外，更有感于鍾先生箋釋之別開生面，及字里行間所寄托之懷抱心曲。

開卷之“箋釋者言”列前后各版前言、題記等，書后另有“箋釋后記”。1998年11月之“再版題記”云：“《兒童雜事詩箋釋》始作于一九八九年秋冬間，時情緒極差，交付出版社時的《箋釋者言》有云：‘寫載道之文已無此力量，為言志之作又缺乏心情，唯以此遺有涯之生耳。……蓋生為中國人，雖慚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過去現在及未來，實未能忘，亦不敢忘也。’此即我當時發愿作箋釋的原因……”（第2頁）又引《廣陽雜記》：“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者難，聽者正自卑易也。”“讀之不禁悲從中來矣。”（第3頁）如乙編“兒童故事詩”之二晉惠帝，從民間廣泛流傳的“何不食肉糜”轉而論曰：“其實惠帝之‘昏’不過糊涂幼稚得可笑而已，比起路易十四明知‘朕死之后有洪水來’還要縱恣荒淫，隋煬帝已怕‘好頭顱不知為誰人斫去’還要殘民以逞，總還要好一些。”此實為史家論世之激音；接著從惠帝父司馬炎、祖父司馬昭、曾祖父司馬懿皆為“雄猜之主”而評曰：“老百姓受夠了他爺爺的統治迫害，見到這樣的‘現世寶’丟人現眼成為笑柄，也可以舒一舒心，解一解氣。”（94頁）則是頗接地氣的坊間野語，法國學界之所謂“社會心態史”是也。丙編二四“玉竹甘草”為詩箋之末，文末引周作人語，云人家夏日以金銀花夏枯草煎湯代茶清暑，此為常談“本色”，亦是“本懷”。于是有感焉：“這便是周作人他作文寫詩的‘本懷’。那么，我呢？”“我沒研究過本草，少知藥味，來作箋釋，最多等于幫忙施散幾杯涼茶……”（236頁）前后二十余年苦心孤詣作箋，卻只言幫忙施散幾杯涼茶而已，鍾老先生此等“本懷”，可入當代大儒心史矣。

鍾叔河先生

據“新版說明”，“此新版箋釋增訂尤多”，除了訂正初版箋釋之誤（如“淡竹葉”等）外，每則箋釋文字從初版的三百五十字增至千字；圖文版式也有很大改動，一是按《亦報》原圖原大復制，二是書后附周作人1950年2月、1966年8月兩輯自抄本手跡，彌足珍貴。說到初版“淡竹葉”之誤，亦可見箋釋中所遇地方風俗之異所造成的誤讀實所難免。此新版箋釋勘誤曰：“淡竹葉并非淡竹之葉，而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植物。.....根本不會發筍。”其實，作為廣州人大都知道在廣東涼茶中常有的淡竹葉就是一種草藥，自然不會有“發筍”之想。

關于豐子愷為周氏兒童詩配圖的因緣，坊間有此一說：《亦報》創刊人唐大郎在《兒童雜事詩》連載之前，特意約請已移居上海的豐子愷為之配圖，豐慨然允諾。但是，查《豐子愷年譜長編》（陳星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并無記約稿之事，僅在“1950年”條提到一句：“3月至5月，在（上海）《亦報》為周作人《兒童雜事詩》配圖69幅。”（591頁，按，3月應為2月23日）。而澳大利亞學者白杰明（G.R.Barmé）在《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賀宏亮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先說豐子愷為周詩配圖的“緣由不詳”，但后來又說可能因為周氏很欣賞豐子愷的藝術風格而“向其尋求幫助”（287頁），當然未可為據。

自從1963年周作人致鮑耀明的信公開發表之后，關于周、豐詩畫是否“珠聯璧合”便成了研究者感興趣的一個話題。《箋釋》對此也沒有回避，早在“初版前言”中即認為“豐畫未必盡嗛周氏之意”，而在最終修訂版中則先述“周作人一直喜歡竹久夢二，亦曾對豐子愷的漫畫感到興趣”，然后直書1963年4月4日周作人給鮑耀明信中的這一段：“豐君的畫，我向來不甚贊成，形似學竹久夢二者，但……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謂海派者”，并說“插畫中可取者也不多”。繼而指出：“前后態度不同，恐與周氏后來對‘海派’的惡感不無關系。”（112頁）所引、所論均出之以寬厚之心，皆平實中肯。

豐子愷先生

我們知道，周作人對豐子愷配圖表示不滿并非一次，幾年前有拍賣行拍賣周作人于1957-1966年致鄭子瑜信札八十四通，據陳子善教授介紹，在與鄭子瑜的通信中周氏對豐子愷配圖“頗有微詞”。由于這批信札至今未正式出版，特致電子善兄請教是否記得“頗有微詞”的具體內容，可惜他也不記得了，但他說該信先于給鮑耀明的那封信。一再“微詞”，說明周氏內心確實有點耿耿于懷。在坊間對這個問題多有說法，有些說配圖之事未先征求周作人意見、《亦報》發表時豐子愷配圖所占版面遠大于周作人的詩而給人以詩配畫之感、1950年之后的地位落差也使周氏心態失衡等等。其中亦有失實之言，如版面大小之異，僅從1950年2月23日“兒童雜事詩”首刊于《亦報》的版面（見《箋釋》卷首）即可見差異不大。早在1939年12月，周作人對豐子愷《漫畫阿Q正傳》就感到很不滿意，認為不如蔣兆和畫得好，并在媒體上撰文說：“豐君的畫從前似出于竹久夢二，后來漸益浮滑。”似乎這是引發后來對配圖不甚滿意的遠因。

鍾叔河先生對豐子愷繪畫自有其深刻體察與高度評價，多年前曾在文章中說：“豐氏之畫有如其文，亦如其人，平淡而不掩溫腴，拙訥而內涵智慧，在天真爛漫的童心中，含蓄著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世的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中國文化》1989年第一期）但在《箋釋》中對豐子愷配圖的評述卻無護短之嫌，而是客觀地作出如實分析。他指出豐子愷配圖的確時有違背原詩內容之處，例如“乙之四陶淵明責子”，箋釋據周氏相關言述而論其詩本意為“嘉孺子”，以“慈祥戲謔”的態度出之。那么，“從這個意義上看，豐氏的插圖似不太理想，坐在一旁‘且進杯中物’的父親神氣雖還慈祥，戲謔的空氣卻感覺不到……”（100頁）

而對為“乙二十陳授衣”所配的《拋堶》這幅插圖，“我看也是畫得最好，因其主意即畫兒嬉，不是古詩今畫，也不是圖寫故事。乙十八捉迷藏那幅也是一樣，不過往公園水面投擲瓦石早被禁止，適于‘打漂漂’的小青瓦片亦已絕跡，所以更加難得。兒童游戲是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最能反映當時當地人的笑貌風情，記錄社會風俗亦即活的文化的流轉變遷，詩人和畫家卻多半仍然看不上眼，《拋堶》這樣的圖畫如今已難見到了，豐氏原作亦不知尚在人間否，思之惘然”（148頁）。翻檢《兒童雜事詩》所有配圖，這兩幅兒嬉圖確實是天真爛漫、無拘無束，鍾老先生欣然會心于此，或可略抒憂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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