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施曼的《中國建筑》對中國近代建筑的影響

賴德霖

2022-02-13 10:33

【編者按】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國皇家柏林工業高等學院（柏林工業大學前身）教授。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國皇家基金會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中國14個省區，行程數萬里，對中國的皇家建筑、寺廟、祠堂、民居等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張照片、2500張草圖、2000張拓片和1000頁測繪記錄。他的這本《中國建筑》，初版于1925年，共收錄700余幅照片，13余萬字，書分兩卷，共20章，從城墻、大門、殿堂、屋頂裝飾等建筑結構本身出發，以圖文并茂的形式探討中國建筑藝術的本質特征，這是中國古代建筑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對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的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摘編自該書新版卷首由賴德霖撰寫的《試論伯施曼對中國近代建筑之影響》一文，澎湃新聞經中國畫報出版社授權發布。

了解中國近代建筑史的人們都知道美國建筑師茂飛和中國學者樂嘉藻。前者設計了大量符合現代材料和結構技術原理，同時又具有清代官式建筑風格的新建筑；后者在1935年出版的《中國建筑史》一書則是中國同類著作中的第一部。目前有關二人生平及其設計或著作的討論與研究已不鮮見，但有兩個問題似乎仍有待回答：茂氏雖然有機會訪問北京、廣州和南京等中國重要城市，并參觀紫禁城這樣高等級的建筑實例，但他有關中國建筑的文章除了一般性的概述，并無詳細的調查資料。他能夠設計出造型相對準確、類型又頗為多樣的中國風格建筑，原因何在？樂氏不是中國營造學社會員，應該沒有梁思成、劉敦楨那樣多的田野考察機會。他的著作提到了許多營造學社出版物并未介紹過的實例，它們又源自何處？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在20世紀初期，大多數建筑師沒有接受過中國古代建筑史的教育，也很難有充足的時間和條件業余進行實地考察，那么他們設計中國風格的建筑所參照的樣本是什么？這些問題看似不大，但又是研究中國風格建筑和中國建筑史必須面對的問題。它們的部分答案其實就在當時的一些出版物中，而德國學者恩斯特·伯施曼的著作《中國建筑與風景》和《中國建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年來中國建筑史學史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截至目前，學界關注的重點還只是中國營造學社，特別是梁思成、劉敦楨和林徽因等人的研究和論述。盡管伯施曼曾經是營造學社通信研究員的事實已是眾所周知，近年來有關他的生平、來華經歷及學術成果也不乏較為系統的介紹，更有學者探討了他的建筑史研究的人類學視角及其與梁、劉等人技術與法式研究的區別，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對他當時中國建筑創作和研究的促進作用卻鮮有論及。其主要原因，在筆者看來，不僅僅在于中英文讀者對于伯施曼的德文著述存在語言上的障礙，更主要的還在于雙方學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對孤立，即未能自覺地將書面文獻與實地材料相互參證，并將域外論著與本土研究進行對比。本文擬將伯施曼的《中國建筑與風景》《中國建筑》與其后的一些中國風格的建筑設計和建筑史寫作進行對照。筆者相信，這一研究不僅可以揭示伯施曼對于中國近代建筑的影響，還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認識中國近代建筑史上學術研究與建筑實踐的互動、中外學者之間的交流與砥礪，以及中國學者們對于西方研究的取長。據何國濤編譯的材料，伯施曼1891年進入柏林的夏洛滕堡工學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今柏林工業大學）攻讀房屋建筑專業。1896—1901年，他曾任管理房屋建筑的長官，在東普魯士軍隊房地產管理處工作。1902—1904年，他以建筑官員（隸屬于德國駐東亞的殖民部隊）的身份在中國工作。1906年8月，他又以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科學顧問的身份來華，其間對中國建筑開展了長達3年的調查研究。到1909年，他探訪了中國當時18個省份中的14個，收集和拍攝了大量照片，還對一些古代建筑進行了實測。他的部分調研成果發表在《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三卷，1911、1914、1923，中國畫報出版社即將出版）、《中國建筑與風景》（1923）、《中國建筑》（二卷）（1925），以及《中國建筑陶藝》（1927）等專著之中。《中國建筑》共計正文162頁、照片700余幅、測繪圖103版、速寫8幅、地圖2幅。全書共20章，分別為：1.城墻，2.大門，3.殿堂，4.磚石建筑，5.亭子，6.樓閣，7.中線對稱建筑，8.梁架與立柱，9.屋頂裝飾，10.立面雕飾，11.欄桿，12.基座橫飾，13.墻壁，14.琉璃，15.浮雕，16.路邊祭壇，17.墳墓，18.石碑，19.牌樓，20.寶塔。而《中國建筑與風景》也有288頁攝影圖版。這些照片和測繪圖不僅反映出中國建筑在地域風格、功能和造型類型上的多樣性，而且以其對細節的重視顯示出中國建筑的工藝特點及其與宗教和文化的關聯。

伯施曼的著作是20世紀初期少數（只有兩本）對中國建筑進行全面介紹的重要專著。盡管其德文文字有可能會妨礙中英文讀者對于作者觀點的接受，但其中大量精美的照片和測繪圖無疑為當時的建筑人士了解中國建筑提供了寶貴參考。從中獲益最多的建筑家當屬茂飛。茂飛的中國風格建筑設計一直體現出他對清代官式建筑的追摹。1914年當他初次到中國并進入紫禁城之后，就被它那純粹而莊嚴的建筑深深地震撼了，繼而稱贊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1919—1926年在設計北京燕京大學校園建筑時，他的事務所便充分利用了在京的有利條件，近距離地觀摩紫禁城。至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還保存著當年美國工程人員要求赴三大殿攝影的文書。這位名叫赫爾（H. E. Hill）的美國建筑師（茂飛事務所的成員）為了赴故宮參觀，通過美國大使館與北洋政府內政部進行了多次信件溝通。

南京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的大牌樓。茂飛繪。

清西陵石牌樓。伯施曼測繪。

完成燕京大學工程之后，茂飛在中國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南方。1923年，他應廣州市市長孫科的邀請為該市做規劃，1927年又擔任了南京國民政府首都計劃的首席顧問，還在1931年獲得了南京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的設計委托。雖然直接借鑒北京官式建筑實物的機會越來越少，但他卻能利用其他有關中國建筑的視覺材料作為設計參考。伯施曼的《中國建筑》一書無疑就是其中之一。茂飛的設計清楚地反映出了伯施曼著作的影響。尤其是他為陣亡將士公墓所作的六柱五樓大牌樓設計，除了比例縮小三分之一和斗栱攢數有所減少之外，整體造型和多數局部竟完全是照抄伯施曼著作中“清西陵石牌樓”一圖的測繪圖。公墓梅花瓣平面的墓壙也顯然參考了伯施曼著作中“普陀山一處墓地”的造型。對于公墓的紀念塔，曾有學者認為是對19世紀中期毀于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明代南京大報恩寺塔的復原，但對照伯施曼著作中“廣州六榕寺花塔”的照片，我們便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高度相似性。此外，紀念塔前石欄板的蓮葉瓶及望柱的疊云柱頭造型也可以在伯施曼著作圖398—圖399中找到來源。

南京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的大牌樓。茂飛繪。

廣東六榕寺的花塔。伯施曼攝。

樂嘉藻也是伯施曼著作的獲益者。這位在中年就立志研究中國建筑的學者在晚年曾對自己擁有的研究條件不無感慨地說：“其初預定之計劃，本以實物觀察為主要，而室家累人，游歷之費無出。故除舊京之外，各省調查，直付夢想。”所幸的是，當時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方便。所以他又說：“幸生當斯世，照相與印刷業之發達，風景片中不少建筑物，故雖不出都市，而尚可求之紙面。”將樂嘉藻的《中國建筑史》與伯施曼的兩部著作比對，可以看出伯施曼的著作就是樂嘉藻這些紙面材料的一部分。

樂嘉藻著《中國建筑史》中的“浙江普陀山太子塔”。

浙江普陀山的太子塔。伯施曼攝。

茂飛的設計以及樂嘉藻的中國建筑史研究或參照或描摹了伯施曼著作中的圖片，這一發現促使我們在更大的范圍里考察后者的影響。事實上伯施曼的著作不僅嘉惠了茂飛和樂嘉藻二人，也是其他一些中國建筑師和建筑史家參考甚至批判的對象。

郭偉杰指出南京陣亡將士公墓的六柱五樓大牌樓是由當時在茂飛事務所工作的董大酉經手設計的。這一事實說明了董大酉受到了伯施曼著作的影響。這一影響至少還可見于董大酉在1931年設計的大上海體育館。對比它與《中國建筑》中圖706（“北京碧云寺漢白玉塔”）兩座建筑須彌座束腰部位的瑪瑙柱子和椀花結帶圖案的造型，我們就能看出二者的關聯，盡管董大酉制作的須彌座的上梟和下梟都有所簡化。

大上海體育館的須彌座。建于1931年。董大酉攝。

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剛寶座塔”（局部）。伯施曼攝。

此外，營造學社社員、建筑師盧樹森在1935年設計的南京中山陵園的藏經樓也得益于《中國建筑》。這座頗為純粹的清代官式風格建筑看起來在書中并沒有對應的實物，不過它與伯施曼著作中的“蘇州玄妙觀彌羅閣”均在歇山形屋頂上另加一個略小的懸山頂，這一共同特征正好體現了二者的關聯。如何將中國建筑的屋頂改造為有用的空間是現代中國風格建筑設計的一個挑戰。曾有建筑師試圖按照西方的辦法在中式屋頂上開辟老虎窗以便通風和采光，但結果卻造成了屋頂中式風格的弱化。彌羅閣的這一手法——將歇山頂中央升高，附加懸山頂，利用兩個屋頂之間的間隔開窗，為藏經樓的設計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范本。盧樹森作品中的藏經樓與伯施曼著作中的彌羅閣的不同體現了一種規范化的努力，即建筑師并沒有照搬原來的建筑風格，而是采用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設立了平座欄桿和八角形天井（室內）。這些又都是營造學社通過研究《清式營造則例》、《營造法式》（宋代），以及調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所獲得的古代官式建筑的語言。同樣的屋頂做法在楊廷寶于1947年設計的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建筑上也可以看到。

南京中山陵園的藏經樓。盧樹森攝。

蘇州玄妙觀的彌羅閣。伯施曼攝。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楊廷寶攝。

1925年南京中山陵和1926年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設計正值伯施曼著作出版之時。兩處主體建筑在整體造型和細部處理上并沒有明顯地效仿任何伯施曼著作提供的實例。建筑師呂彥直曾作為茂飛的繪圖員，在1919年參與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中國風格校園建筑的設計，所以他對中國傳統建筑的了解應當另有來源。不過從兩處建筑群的個別小品和一些細部依然可以看出他曾參考了伯施曼的著作。通過對比不難發現，中山陵祭堂前廣場兩端的華表的柱頭、柱身甚至須彌座的造型都與《中國建筑與風景》圖24與《中國建筑》圖240—圖243中的華表如出一轍。

南京中山陵的華表

清西陵泰陵內的一根柱子。伯施曼攝。

上述實例說明，20世紀20—30年代大多數建筑家對于中國建筑尚缺乏系統了解，且無力實地考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關中國建筑的圖片材料便充當了中式建筑設計以及有關論述的參考。伯施曼的《中國建筑與風景》和《中國建筑》所記錄的中國建筑類型豐富，圖片清晰，因而受到學界的廣泛重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伯施曼著作中的材料得自當時中國的14個省，具有廣泛性、多樣性，但上述建筑家們并無意效仿其中裝飾繁冗或造型夸張的地方風格，而更傾向于參考清代的北方官式建筑進行修改。伯施曼也因此通過自己的調查服務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式建筑的創作，或如傅朝卿所說的“20世紀中國新建筑官制化的歷史”。

不僅如此，伯施曼還通過這些資料與自己的見解對中國近代以營造學社為主導的中國建筑史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1924—1927年，在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期間，伯施曼《中國建筑與風景》的英文版以及《中國建筑》先后出版。但梁思成對它們連帶其他一些同時期西方學者的中國建筑研究著作并不滿意。梁思成曾在1947年評論說：“他們沒有一個了解中國建筑的文法，對中國建筑的描述一知半解。”然而這并不意味他拒絕參考這些西方人的研究，如他在1935年與學生劉致平合作編纂的《建筑設計參考圖集》就包括了“臺基”“石欄桿”“店面”“柱礎”“琉璃瓦”等中國建筑細部的分類介紹，這些內容在伯施曼著作中也都有詳細的對應材料。

梁思成的著作中還轉用了伯施曼著作的一些調查材料，如其《圖像中國建筑史》中的圖77-e（北京西山無梁殿）即引自伯施曼著作中的圖6—圖7，而且梁思成還注明這本書的圖75-c（北平西山碧云寺金剛寶座塔）也描摹自伯施曼著作中的圖705。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梁思成所描摹的金剛寶座塔刪除了原圖中的雕刻，這表明他研究中國建筑的視角與伯施曼有所不同。科格爾曾說：“梁思成試圖根據西方學院派的體系尋找中國民族建筑的一種新表述，而伯施曼則以一種整體性的方法去涵蓋一個依然活生生的文化。”金剛寶座塔的兩種不同表達進一步說明，對于伯施曼來說，建筑是一種意義的載體，他不能忽視其含義；而對于梁思成來說，傳統建筑的造型和結構更重要，因為只有它們對現代建筑有借鑒意義。

北平西山碧云寺的金剛寶座塔。梁思成繪。

北平西山碧云寺的金剛寶座塔。伯施曼繪。

1932年伯施曼通過中國駐柏林代辦公使梁龍君致函中國營造學社，并附贈他的著作《中國寶塔》，表示希望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通訊研究員。伯施曼隨后受到營造學社聘請，他的工作因此也更為營造學社的成員們所了解。1932年3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1期“本社記事”中曾提到伯施曼的贈書及營造學社的另一位通訊研究員德國學者艾鍔風（Gustav Ecke）與中國社員翟兌之、葉公超合作對贈書進行節譯的消息。同年9月《匯刊》第3卷第2期“本社記事”中還有朱啟鈐對伯施曼贈書的說明。而伯施曼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實例，如《中國建筑》中的“蘇州玄妙觀”和“西康雅安高頤闕”等，也應當為中國營造學社按圖索驥進行古建筑調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此外，營造學社社員王璧文（璞子）在1943年出版了專著《中國建筑》，書中的“蘇州玄妙觀彌羅閣”“北京妙應寺塔”“四川灌縣竹索橋”等插圖也是采自伯施曼的著作。

與外國同行的交流還使中國學者們獲得了對比和超越的目標。如1937年6月營造學社社員鮑鼎發表論文《唐宋塔之初步分析》，探討中國古塔的類型特點和時代特征。他在文章的前言中提及伯施曼的研究并稱贊說：“東西人士對于中國佛塔之調查研究頗不乏人……德人伯施曼教授所著之佛塔尤見精彩。”但他隨即指出了他們在編輯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以及自己的方向：“然均皇皇大著，未便初閱。且對于佛塔均只作個別的記述，未嘗作斷代的分析，于初學尤為不便。因不自惴谫陋，將我國佛塔精華所萃唐宋時代之式樣作初步分析。”

這種在與國外研究進行對話的過程中提出自己觀點的做法尤見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寫作。關于梁、林的中國建筑史寫作，筆者已有若干專論，在此需要著重說明的是，林徽因關于中國建筑反曲屋頂起源的解釋其實就包含對于包括伯施曼在內的一些西方學者的批判。林徽因說：

屋頂本是建筑上最實際必需的部分，……屋頂最初即不止為屋之頂，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實題，早就擴張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難事，但是檐深則低，低則阻礙光線，且雨水順勢急流，檐下濺水問題因之發生。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發明飛檐，用雙層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線。又因美觀關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這種前邊成曲線，四角翹起的飛檐，在結構上有極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幾乎可以說它便是結構法所促成的。……總地說起來，歷來被視為極特異神秘之屋頂曲線，并沒有什么超出結構原則，且和不自然造作之處，同時在美觀實用方面均是非常的成功。

雖然林徽因并不見得可以直接閱讀德文，但她一定知道伯施曼及其他西方同行的的一些觀點，因為這些觀點曾由英國學者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總結，并在1930年介紹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據葉慈的研究，西方曾有人認為中國的反曲屋面是中國古代游牧先人居住的帳幕的遺痕，也有人認為它模仿了杉樹的樹枝，而那些吻獸就代表了棲息于樹枝上的松鼠。伯施曼則說：“中國人采用這些曲線的沖動來自他們表達生命律動的愿望。……通過曲面屋頂建筑得以盡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形態，諸如巖石和樹木的外廓。”林徽因與梁思成一樣，都相信中國建筑的結構不僅合理而且符合功能需要，屋頂造型也不例外，所以她認同英國建筑史家福格森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個看法，而不贊同上述所有西方學者的觀點。她繼續說：

外國人因為中國人屋頂之特殊形式，迥異于歐西各系，早多注意及之。論說紛紛，妙想天開；有說中國屋頂乃根據游牧時代帳幕者，有說象形蔽天之松枝者，有目中國飛椽為怪誕者，有謂中國建筑類似兒戲者，有的全由走獸龍頭方面，無謂的探討意義，幾乎不值得在此費時反證。總之這種曲線屋頂已經從結構上分析了，又從雕飾設施原則上審察了，而其美觀實用方面又顯著明晰，不容否認。我們的結構實可以簡單地承認它藝術上的大成功。

伯施曼與中國營造學社的關聯同時表明，中國建筑史話語的形成并非中國近代幾位建筑史先驅自說自話、孤立研究的結果；他們與其他學者，尤其是國外學者的交流與對話也非常重要。這種關聯性對于研究中國建筑史學史尤其重要。

伯施曼對中國近代建筑之影響這一個案也再次提醒我們，近代以來，中國建筑的發展逐漸呈現為一個全球化的過程，而對中國近現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和認識也需要具有跨文化的視野。將書面文獻與實地材料相互參證，將域外論著與本土研究進行對比，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他人，而且也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