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劍橋古典學家向晚清大臣頒發博士學位時的頌詞

在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大多數夜晚，我總是坐在暢春新園狹小的博士生宿舍里，在電腦前努力寫學位論文。論文的對象是關于晚清中國人的海外旅行詩文，我需要不斷地翻閱鐘叔河先生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還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以及白日里在北大圖書館古籍部抄錄的一些相關資料。時常到了后半夜，覺得思路不靈，就以翻譯約翰·埃德溫·桑茲（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西方古典學術史》第一卷為消遣。作為業余愛好，我對西方古典文學總是有著濃厚興趣，可八竿子打不著的領域，值得這么上心嗎？有個研究明清小說的朋友譏笑我“看見書上有‘希臘’二字就瞎激動”，他應該沒聽說過“philhellene”或“Gr?komanie”這樣的詞匯吧，總之就是那個意思，其實還是抬舉我了。

一定是在某個思維昏沉的時刻，我翻到了“五大臣出洋”的那幾部日記，其中在載澤《考察政治日記》中，會看到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當時載澤剛離開英國至巴黎）記了這么一段話：

接汪公使函云：英外部咨稱，謙伯里區大學堂，擬以“篤克羅”名號相贈，到英時應往該學堂行受文憑禮。案謙伯里區為英最古之大學，“篤克羅”乃英最高之學位，非品學端粹，著述宏富，為士林推重者，不輕相假。他國人得此，尤為榮譽。名實不副，予滋愧矣。

同年閏四月初二日又有一段：

至謙伯里區大學堂。府知事及中文教員相迓。副校長導觀藏書樓，卷軸之富，于英倫居第三。所藏中國書一室，有七經、廿二史、諸子集之屬，云為前駐華公使威妥瑪所贈。既請午宴畢，入校長室少作，進博士緋衣，亦贈尚、汪二使以文科博士、柏銳文科學士之號。鳴鐘辟門，循次升堂。觀者云集，鼓掌如雷。校長導入坐，一博士立誦臘丁文準書，禮成而出。

1906年載澤等人在劍橋（圖中漢人身份待定）

劍橋大學（即“謙伯里區大學堂”）送給了載澤等人博士頭銜。汪公使，指的是汪大燮；尚公使為尚其亨；柏銳，是廣東同文館保送京師同文館畢業的譯員，在倫敦大學學工科，后調回，擔任過京師大學堂的英文教員。載澤這次訪英是非常轟動的，得知劍橋有頒發榮譽學位的計劃后，牛津大學也急忙邀約，鬧得好似爭風吃醋一般。但說實話，這幾位在晚清出洋人士中都應該算不得什么有才學的。至于引文結尾說，“一博士立誦臘丁文準書”，不禁令我想到，他們這些“滿大人”連英語都不懂，拉丁語的內容就更別問了。晚明中國人還知道拼命學習拉丁文字母，“不求甚解海外書，無可與言室中仆”。清初人如吳漁，也堅持要“試觀羅馬景，橫讀辣丁文”。在系資料室翻閱錢鍾書的《容安館札記》抄寫的兩句話時常浮現心頭：“明季人于西教尚識其真遠，遠勝清季人之妄誕。”（原話有誤，今查網友“猶今視昔”先生整理的《容安館札記》第七四八則，當作“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識，真遠勝清季人之妄誕”）而才在圖書館港臺新書區讀到李奭學先生的名著《歐洲文學與中國晚明》，使我“若受電然”。相比之下，有那么多機會出國的晚清文人學者太沒出息了……

而在剛才那個一瞥而過、念頭浮現又消逝的時刻：我對旗人出洋的經歷主要關注在張德彝身上，忽視了很多的細節。一定沒多想，就放下論文，再去繼續擺弄桑茲的那部書。

1906年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藏書室

直到十年之后，不久之前，某兄微信告知：1906年在劍橋大學給載澤頒名譽學位時，發表拉丁文演說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桑茲。

其消息依據是現為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的漢學家艾超世（Charles Aylmer）所編訂注釋的《翟理斯回憶錄》，載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史》（EAH）的1997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通過對照這位劍橋第二任漢學教授的自傳，以及整理者圖文并茂的注釋，我才知道1906年5月24日載澤來訪時，翟理斯原來也在現場；“所藏中國書一室”，就是從首任劍橋漢學教授威妥瑪傳至翟理斯的辦公和教學場所。載澤日記中提到的那位劍橋副校長，是Edward Anthony Beck，一位古典學者（整理過歐里庇得斯的悲劇），午宴的祝酒詞是翟理斯用中文說的，此事他頗為得意，然而載澤對他只字不提（只說有“中文教員”迎接）。

艾超世在附錄譯出了前面所引的載澤日記的完整內容。其后附有《劍橋大學報道》（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的官方記錄，其中明確證實載澤與汪大燮得到的是法學博士（Doctor of Law）名譽學位，尚其亨得到的是文學博士（Doctor of Letters）名譽學位，而柏銳得到的并非文科學士而是文學碩士（Master of Arts）名譽學位。需要補充的是，至少在當時，所謂榮譽學位還存在很大分別，一種大概可叫作完整的名譽學位（complete degree honoris causa），只頒發給本校成員（比如向一位已獲得碩士學位的有杰出貢獻的本校教授頒發博士學位）以及國中權貴，接受者還須交納五十英鎊；另一種則可叫作頭銜式的名譽學位（titular degree honoris causa），不必交費，是更為純粹的榮譽，主要是頒發給外國名流的，載澤等人接受的都是這種學位頭銜。從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的三十來年中，在劍橋獲得完整名譽學位的人士有百余位，是獲得頭銜式名譽學位者人數的三分之一。

艾超世所引的官方報道結尾還收錄了桑茲的拉丁文演說詞全文，附有幾個簡注。桑茲生前出版了一部《劍橋演說與書簡集》（Orationes et Epistolae Cantabrigienses，1910），收錄了他自1876至1909年期間擔任大學“公共發言人”（Public Orator）的所有拉丁語發言稿，其中就有此篇（197-198頁）。上面關于榮譽學位的解釋，就見于此書的前言。劍橋的所謂“公共發言人”，主要的工作是在以校方名義向重要人物頒發名譽學位時，發表一個拉丁語的公開演說。而桑茲精曉古希臘及拉丁文學中的演說家與修辭學家著作，曾編訂校勘了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提尼以及西塞羅等人的許多文本，可謂深諳演說的技藝。這部文集前面的二百三十四頁篇幅，依照時序收錄了他針對五百三十一位領受榮譽學位人士的演說詞，其中載澤等人排在第四百三十三至四百三十六則。絕大多數情況下，桑茲是每一人次，無論詳略，都有一小篇內容稱頌表彰的，這次接待的由于是中國使團群體，相對來說是陌生的，他只好發表了一篇總括性的致詞，就依次引出四位受領學位者。現將原作譯出，全文如下：

中華帝國使團中有一位顯赫人物，眾人皆知他是皇帝陛下的堂兄，出于簪纓之家、世胄之門，如今遠游而考察異邦制度，猶如阿納卡西斯再世，他近日抵達吾邦，我謹以本大學之名義向其致意。我校最早的學院成立之日，早在六百余年前，那還是蒙元統御中國的世代。而甚至在我們據以建立紀元的那個神圣時刻，他們國家的古代學說、真理以及表現形式便都已散發出活力，又經由帝國里的眾多官吏長久以來所不斷驗證、甄選并維持至今。與彼同時，蘇格拉底向我們教誨，未經理性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大學對于青年人即如此要求，至于我等老朽則大可不必這么嚴格了。而中國的古代智慧也令我們感到驚奇不已，我們的漢文藏書，俱出自往昔那位超卓出眾的大使，盡管還缺少某些要籍，但畢竟這在全球范圍看，至少在目前的西方各國，乃是最先成規模之處。進一步說，并不能僅僅依靠于西方各國或東方各國，而是在寰宇之內，所有的才智之士憑著對學問的共同愛好而彼此聯系起來。事實上，在西方世界，亞里士多德曾經在他某部名著開篇說，“求知乃全人類之本性”。在東方世界，在同樣顯赫之著作的同一位置，孔子也曾強調，“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nihil esse pulchrius quam discere, atque ea quae didiceris, vitae in usum convertere）。然而不論東西，可以說，最為崇高的，莫過于后一位哲人對人類最寬廣之愛的稱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in orbe terrarum toto sumus omnes fratre）。

桑茲《劍橋演說與書簡集》

艾超世在注釋中說，阿納卡西斯（Anacharsis）是西元前六世紀游歷希臘的斯基泰王子，固然不錯。但他未說出這個人物在古典學家心中的地位。阿納卡西斯是古代作家筆下的外邦賢達之士，在雅典與梭倫論交，甚至有時被視為“希臘七賢”之一。十八世紀法國有位博學的古物學家，讓·雅克·巴忒勒密（Jean Jacques Barthélemy，1716-1795），用了三十年時光寫成一部小說，題為《青年阿納卡西斯希臘游記》（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1789）。即以這個斯基泰王子為主人公，將自己全部的古典學識轉化成筆下完整的文物與風俗圖卷。桑茲在自己那部《古典學術史》第二卷對此小說曾有一大段介紹，而他一向喜歡強調在意大利與希臘的“漫游時代”（Wanderjahre）對學者來說是多么有意義。因此，由載澤來訪而擺出這個典故，也可看出并非草率應付了。

桑茲在典禮上介紹載澤時說，“我請您諸位來見證我們心靈上的兄弟，著名的王公，中華帝國之特使”（Animi nostri fraterni in testimonium praesento vobis Ducem illustrem, TSAI TSE, Imperii Sinensis legatum extra ordinem missum）；繼而便介紹汪大燮是“在文學與哲學方面造詣深湛的中華帝國駐英著名使臣”（Vir litterarum et philosophiae in studiis praeclarus, WANG TAHSIEH, Imperatoris Sinensis inter Britannos legatus illustris），尚其亨是“中華帝國的杰出人物、特使”（Vir insignis, SHANG CHI-HENG, Imperii Sinensis e legatis extraordinariis unus）；柏銳是“同一使團中出類拔萃的杰出文士”（Vir eximius legationis eiusdem litteris conscribendis praepositus）。值得注意的是，桑茲的演說詞每次引介領受者時，有固定的套路，說的是“Duco ad vos etc.”，“我向你們引介……”，惟有這次他改了花樣，原因就是上文最后提到了“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中國古話。

我啰嗦地介紹并翻譯（不能保證準確）了這段資料，想要說明什么呢？如果講拉丁語這種古典語言，在中西文化交流早期歷史中的介入，自然有大量的、更重要的文獻例證。即使是晚清，也有某些時刻更值得大書特書。比如那位勤懇的日記作家張德彝，在他的《八述奇》中，兩次抄錄他觀看古羅馬戲劇的情形，各有十多頁篇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此前曾有尹德翔撰《晚清使官張德彝所見西洋名劇考》一文，翻檢《稿本航海述奇匯編》中記載詳細的西方戲劇十四種，于此兩處未曾道及。根據日記所述，我們得知張德彝是圣誕節期間在西敏公學（Westminster School）看的演出。該校向來特重拉丁文教育，發音獨樹一幟，有“西敏拉丁”的稱號。自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即形成了每年圣誕節排演普勞圖斯、泰倫提烏斯作品或是其他新作拉丁文喜劇的習慣。根據人物名稱和故事梗概，可確定是前一部是普勞圖斯的《仨錢兒銀幣》（Trinummus），后一部則系泰倫提烏斯模仿希臘喜劇家米南達所作的《安德羅斯女子》（Andria）這部喜劇。兩部古羅馬喜劇作品，張德彝能夠提供這么詳盡的介紹，在后文還描述了演出舞臺布景以及自己的觀感，可謂極其珍貴的資料，但這無非只是因為張德彝是“日記狂人”，并非他特別重視拉丁文學。錢鍾書晚年讀《八述奇》，他那樣博覽的人，因為找不全一套婁卜古典叢書的普勞圖斯戲劇集，竟也不知道張德彝看的前一出為何劇（見《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二十冊，291頁）。而直到2015年，王煥生譯普勞圖斯、泰倫提烏斯的傳世作品全集出版，這兩位拉丁文學的喜劇家才算首次以完整面貌來到了中國。

最近，我在準備我這學期因自己的淺陋無知而斗膽開設的一門新課，“近四百年中西文學交流”。我請教研究明清音韻學的同事：為什么在晚明有了《西儒耳目資》這樣好的拉丁字母注音方式，也有了方以智、楊選杞，甚至可能還包括劉獻廷等中國讀書人在這方面的勇敢探索，可是到了《康熙字典》那里還要用反切法呢？同事搬出他老師的論文來給我看。雖然我是外行，但也注意到，里面有一個意思是很明白的：即使只是拉丁字母，對清代的中國人來說還是覺得太難，于是在當時未能改變中國的注音傳統。

回到晚明與晚清面對西學態度的比較上，也許相較于晚明人對拉丁字母都認個半天，晚清人出國，其實是素質高了，他們見識的古希臘羅馬文化肯定更多，也許多到不屑于事事記述。凡事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聞不問，除了能抬高自己身價聲名的虛浮之物而無所用心，這真是文化交流過程中特別要不得的。

于是，劍橋的古典學家在歡迎中華帝國使臣時發表的這篇拉丁語演說詞，可能只有我才會覺得意義特別。從“游記西學”里追索近代中國知識更新的點滴進步，從西方古典學術史中探尋其悠久傳統的現代嬗變，我在這兩個題目游離徘徊乃至分不清主次偏重的時候，哪里想到，寫博士論文時為消遣而翻譯的作者，和相隔遙遠的論文對象，早已存在著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