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阿拉伯之春”反思之一：伊斯蘭主義與中東民主化

2011年2月25日，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發生的游行示威活動。

作為一場長周期的地區性政治與社會運動，“阿拉伯之春”已經延宕十年有余，并引發了兩輪政權更迭。在2011年的第一波浪潮中，突尼斯、埃及、也門和利比亞政權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被更迭；在2019年的第二波浪潮中，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政權在民眾抗議浪潮的壓力下倒臺。

如果從阿拉伯國家轉型的進程和效果出發，把民主化、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等綜合指標作為評價依據，當今的阿拉伯國家大致可以劃分為嚴重動蕩國家、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國家、處于政治經濟轉型關鍵期的國家和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受“阿拉伯之春”和長期外部干預影響陷入嚴重沖突動蕩的國家，主要包括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伊拉克，它們均面臨戰后重建、國家建設和國家轉型的多重任務；

第二類是2019年下半年以來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國家，主要是蘇丹、阿爾及利亞，目前仍處在艱難的政治過渡進程之中；

第三類是埃及和突尼斯代表的處于政治經濟轉型關鍵期的國家，其形勢雖有所好轉，但依然遠未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第四類是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主要包括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以及約旦、摩洛哥等，即中東地區的所有君主制國家，它們都面臨通過改革增強國家治理能力的嚴峻任務。

十年多來，“阿拉伯之春”未能綻放出燦爛的花朵，更談不上收獲成熟的果實，而且其令人困惑的迷霧卻更加深重。因此，筆者選擇伊斯蘭主義、軍人干政、身份政治三大較為復雜的領域，對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若干核心問題進行反思，以三篇專欄的形式呈現。這些議題在阿拉伯社會有其典型的特殊性，同時也是影響阿拉伯國家政治發展趨勢的核心問題，希求能對反思“阿拉伯之春”有所幫助。

一、如何理解“阿拉伯之春”

從上述四種類型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情況來看，“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十分復雜，很難一概而論。因此，準確判斷“阿拉伯之春”對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影響，是一件異常困難的學術任務。充分重視阿拉伯國家發展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尤其是結合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重要變量，充分考慮這些變量在阿拉伯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共性和差異，圍繞阿拉伯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尤其是因果關系進行辯證認識，無疑是必須遵循的原則。

從總體上看，“阿拉伯之春”是一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區性政治與社會運動，它是繼20世紀50~6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70~80年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之后發生的第三次地區性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增強民主、改善民生是其主要政治訴求，民眾和政治反對派以推翻現政權為目標的抗議浪潮是其典型表現形式。

“阿拉伯之春”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國家又有巨大的差異性。

“阿拉伯之春”的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民眾抗議浪潮為主要形式；以改善民生、增強民主為主要政治訴求；缺乏獨立的領導階層和政治理念；以青年為主體力量；廣泛借助網絡、手機等新型媒體；具有顯著的地區性、跨國性特征。

“阿拉伯之春”的差異性主要包括：首先，共和制國家抗議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顯高于君主制國家，發生政權更迭的四個國家和陷入內戰的敘利亞均為共和制國家；其次，抗議浪潮在不同國家引發政治危機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基本上體現了從突尼斯、埃及的和平抗議，到也門的部族沖突，再到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內戰烈度逐漸提高的三個層級；最后，外部力量的干預方式和干預程度不同，美歐對阿拉伯國家政治進程的干預采取了典型的實用主義策略，針對不同國家采取了軍事干預（利比亞）、外交施壓（埃及、突尼斯）、多種手段并用（敘利亞）、外交庇護（巴林）等不同手段，體現了明顯的多重標準。

“阿拉伯之春”的發生既有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經濟與社會矛盾等同構性的內部深層原因，同時也受到全球化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擴展、美國“大中東民主計劃”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從內外因關系的角度看，中東內部矛盾的長期累積是導致中東變局的根本原因。在政治領域，嚴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機、意識形態危機、老人政治等是阿拉伯國家陷入動蕩的主要根源。

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在于發展的危機尤其是發展模式的危機，其突出表現是經濟結構脆弱和經濟政策失誤，使阿拉伯國家難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腐敗肆虐、兩極分化嚴重、青年人口比例較大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高貧困率等經濟與社會問題交互作用，構成了導致阿拉伯國家群體性動蕩的直接誘因。在對外政策上的失誤也是導致阿拉伯國家陷入政治危機的重要原因。在思想文化領域，自由主義和傳統伊斯蘭思想精英和知識分子都對阿拉伯伊斯蘭社會積弊有深刻的批判。

二、關于伊斯蘭與民主的無盡爭議

伊斯蘭教作為一個包含宗教、文明、社會等多層次內容的綜合體，其與民主的關系異常復雜，本文無意也無力就此進行全面探討，僅討論作為政治思潮、社會運動和政治力量的伊斯蘭主義在“阿拉伯之春”中對阿拉伯國家民主化的影響。

伊斯蘭主義，學界也稱政治伊斯蘭，是指主張按照伊斯蘭原初教旨變革現實社會的一種宗教政治思潮及隨之而來的一場全面推行伊斯蘭化的運動。其基本宗旨是反對西方化、反對世俗化，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是現代伊斯蘭主義興起的標志。

客觀而言，伊斯蘭主義力量并非“阿拉伯之春”的領導者，它們也并沒有充分的準備引領“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方向。它們更多是在經過觀望后，在政權更迭后的阿拉伯國家通過選舉等政治參與而取得政權，因此它們是在缺乏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躍居政治舞臺中央的，其典型代表是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埃及穆兄會。兩者的共性是都經歷了從得勢到失勢的過程，但二者的命運和最終結局卻大相徑庭。

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較成功地融入了政治轉型進程之中，并且實現了伊斯蘭主義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間的相互妥協和包容，這也是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中成為唯一轉型相對成功國家的原因之一。

埃及穆兄會的命運卻截然相反，它組建的自由與正義黨領袖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先是于2012年總統大選中當選，隨后很快在2013年因軍人干政而淪為階下囚，穆兄會也遭到埃及政府嚴厲打壓并被定性為恐怖組織，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的關系又重回1952年納賽爾“軍官革命”以后的對抗狀態。

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穆兄會在“阿拉伯之春”中截然不同的命運，再次從理論上提出了如何認識伊斯蘭與民主化關系的命題。“阿拉伯之春”前，西方最為盛行的“伊斯蘭例外論”（Islam Exceptionalism）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首先，伊斯蘭文明存在先天缺陷，難以容納現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其原因在于伊斯蘭教因堅持“真主主權”而反對人民主權，進而反對民族國家、世俗政權及代議制；伊斯蘭社會缺乏平等，廣泛存在對婦女和少數群體的歧視。

其次，伊斯蘭主義力量利用民主制度進行政治參與只是奪取權力的手段，而真正目標是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其結果是民主被伊斯蘭主義劫持。在西方只有少數學者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伊斯蘭教既可以用來支持專制，也可以用來支持民主；伊斯蘭的協商、公議等傳統經過重新解釋，可以成為支持民主議會制、代表選舉制的觀念。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非洲研究院研究員王林聰的總結，穆斯林學者關于伊斯蘭與民主的關系有三種觀點，即伊斯蘭與民主對立論（主要是伊斯蘭主義的觀點）、伊斯蘭與民主相容論和伊斯蘭特色民主論（主要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觀點，該思潮產生于近代，其核心是強調伊斯蘭與科學、理性和民主等現代性因素的協調）。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是一種不確定的關系。伊斯蘭教既能用來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對民主，反對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決于同伊斯蘭教發生關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參見王林聰：《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9頁。）

在“阿拉伯之春”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穆兄會作為典型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在突尼斯和埃及轉型過程中的不同命運表明，伊斯蘭主義力量與民主的關系存在從包容到沖突的不同形式，進而以復雜的現實證明了伊斯蘭與民主的關系存在不確定性的命題。

三、突尼斯模式：伊斯蘭主義與民主化、世俗化在政治博弈中相互妥協

在突尼斯的政治轉型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經歷了在制憲議會選舉（2011年）中得勢到總統選舉（2014年和2019年）中失勢，再到在議會選舉（2019年）占據多數席位的變化，再到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主導的議會遭總統解散（2021年）的過程，宗教與世俗力量的關系經歷斗爭—妥協—再斗爭—再妥協的復雜博弈。在此過程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與世俗力量之間既有合作，也有斗爭，但二者基本上實現了相互包容和妥協。盡管無法確定未來突尼斯的伊斯蘭主義與民主化、世俗化的關系一帆風順，但至少有兩點值得肯定的積極價值。

首先，伊斯蘭復興運動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參與表現出了適應時代潮流并與現代性相融通的溫和性。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的領導人拉希德·加努西（Rashid Ghannushi）明確指出，伊斯蘭應該是“活生生的伊斯蘭”，而不是“博物館中的伊斯蘭”。因此，該黨明確否認其宗教性質，強調學習土耳其模式，實行溫和的伊斯蘭化，同時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主張將伊斯蘭與現代性相結合；強調伊斯蘭教法在突尼斯沒有生存空間，承諾支持政治多元化，把突尼斯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世俗的多黨民主制國家。

其次，在制憲議會選舉得勢到總統選舉失勢的過程中，盡管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也有強化伊斯蘭主義內容的圖謀，但在遭到世俗力量抵制后能夠妥協；在總統選舉失敗后，也能夠接受敗選結果，進而展示出了民主化進程所需要的包容和妥協。

在2011年的制憲議會選舉后，取得多數席位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與世俗派政黨共和議會黨和勞動自由民主論壇組成執政聯盟，使突尼斯民主轉型在初始階段就具有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共享權力的特點。在組建聯合政府后，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與世俗政黨聯合執政的蜜月期很快結束，雙方圍繞政治體制、宗教地位、婦女權利方面的分歧不斷加劇。關于政治體制，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主張議會制，世俗政黨主張效仿法國的半總統制；關于宗教的地位，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偏向強化國家的伊斯蘭屬性，其激進派別甚至主張建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顯然與世俗政黨的目標相左；關于婦女權利，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不愿意把性別平等納入憲法，而世俗派強調性別平等。

此后，因世俗政黨統一民主愛國黨和人民陣線黨的領導人于2013年遭暗殺，聯合政府發展經濟乏術等問題，導致突尼斯2013年7月再次爆發要求政府下臺的大規模抗議浪潮。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主導的聯合政府于2014年1月將權力移交給由技術官僚組成的臨時政府，這是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審時度勢后做出的第一次妥協。盡管這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被迫做出的選擇，但也展現了其肯于妥協的靈活性。

伊斯蘭主義力量和世俗力量的矛盾并未因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的首次妥協而結束。2014年10月，世俗政黨呼聲運動黨在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勝，超越伊斯蘭復興運動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立法議會選舉失勢的情況下，面對世俗力量與伊斯蘭主義力量有可能走向政治極化的風險，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再次選擇了妥協，宣布不參加競選，呼聲運動黨領袖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戰勝臨時總統蒙塞夫·馬爾祖基（Moncef Marzouki）成為首位民選總統。2015年2月，融合世俗政黨、伊斯蘭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等各種政治力量，包含41位內閣成員的新政府成立。在此次選舉中，最值得肯定的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審時度勢，未因貪戀權力與世俗力量進行全面抗爭，而是選擇急流勇退，避免了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的對抗以及可能發生的沖突，也使突尼斯國內外打消了對該國發生全面伊斯蘭化的憂慮。

2019年10月，在因突尼斯現任總統埃塞卜西逝世而提前進行的總統選舉中，政治素人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以72.71%的選票當選為總統。政治素人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由呼聲運動黨組建的聯合政府在治國尤其是發展經濟方面乏善可陳。在總統選舉的同時舉行的第二次直選的議會選舉中，獲得52席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取代僅獲得14席的呼聲運動黨再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依據憲法獲得了由該黨出任政府總理的機會，使得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繼續參與突尼斯的政治轉型。

總之，在2011年以來的突尼斯的政治轉型中，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世俗力量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合作、斗爭、妥協、再合作的磨合，在此過程中，“伊斯蘭復興運動拋棄了伊斯蘭主義政治目標，選擇了與世俗政黨合作聯合執政，在民意支持上獲得復蘇。世俗政黨也改變了過去堅決反對伊斯蘭政黨的主張，逐漸包容伊斯蘭主義思想”。

當然，突尼斯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的關系遠沒有達到順暢無阻的程度，依然存在矛盾沖突和不確定性。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總統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宣布，解除現任總理邁希希的職務，凍結議會的所有職權，此后的突尼斯再次陷入政權內部權力斗爭與民眾抗議浪潮相交織的政治危機。據半島電視臺消息，突尼斯總統于2021年9月29日任命在世界銀行工作的納吉拉·布登·拉馬丹（Najla Bouden Romdhane）為新總理，拉馬丹也是該國首位女總理。盡管突尼斯總理空缺兩個月的憲政危機在形式上得以解決，但憲政危機背后的伊斯蘭主義力量與國家轉型的矛盾并未得到解決。

此次突尼斯政治危機，表面上看是總統與議會的矛盾，但背后仍是世俗力量與伊斯蘭主義力量的矛盾，總統賽義德代表的是世俗力量，但加努希領導的“復興運動黨”卻在議會中占多數席位。這是突尼斯總統解除總理邁希希職務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邁希希領導的內閣反映的是占議會多數席位的“復興運動黨”的意志。

但值得肯定是，此次政治危機并未引發突尼斯政局嚴重動蕩，這表明突尼斯伊斯蘭主義力量和世俗主義力量可以在憲政體制下通過不斷博弈實現相互適應和相互妥協，進而展示了伊斯蘭主義可以與民主兼容的前景。

四、埃及模式：伊斯蘭主義與民主化、世俗化的全面對抗與沖突

埃及的情況與突尼斯恰恰相反，穆兄會大起大落的背后是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的對抗和沖突。在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穆兄會在埃及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從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會組建的自由與正義黨在選舉政治中迅速崛起，其領袖穆爾西當選為埃及總統；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是穆兄會短暫執政時期，它與世俗派尤其是司法部門、軍方的對立不斷加劇；2013年8月以來，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領導的軍方利用民眾抗議浪潮廢黜穆爾西政權，穆兄會被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遭到沉重打擊。

伊斯蘭主義力量在埃及的命運之所以與突尼斯截然不同，原因非常復雜，尤其是與軍方在兩國政治轉型中的角色不同密切相關，但僅就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力量關系而言，有以下兩點值得總結的教訓。

首先，穆兄會在執政后未能履行實行溫和、多元政策的承諾，逐步向自身壟斷權力和推行伊斯蘭主義路線，進而激化了與世俗陣營的矛盾。穆爾西曾宣稱，自由與正義黨沒有宗教性質，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伊斯蘭政黨，而是公民政黨；它支持政治多元化發展，主張取消緊急狀態法，恢復公眾自由，允許自由組建政黨，實行新聞和言論自由；主張在維護伊斯蘭價值觀的同時，實行制憲會議和政治改革；堅持世俗化路線，采取漸進方式對社會進行變革。但是，在執政過程中，穆爾西政府卻未能妥善處理與軍方、司法部門等世俗力量的關系，并且不斷謀求壟斷權力。在穆爾西的幾次政府改組中，他不斷撤換非穆兄會勢力的部長，加強穆兄會的權力。2012年11月，穆爾西發布憲法聲明，宣布總統有權任命總檢察長，其所有總統令、憲法聲明、法令及決定在新憲法和議會產生前都是最終決定，因此被反對派稱之為“新法老”。經過2013年5月的政府改組，穆兄會成員在內閣中占據的席位由８個增加到10個；穆爾西還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在埃及的27個省中，有穆兄會背景的省長達11人，其中7人為2013年6月任命。

在組織制憲和施政的過程中，穆爾西政府始終存在偏離世俗主義、推行伊斯蘭主義的傾向。例如，穆爾西上臺不久就力圖影響制憲過程，他曾經發布規定沙里亞法（伊斯蘭教法）為主要立法源泉的憲法聲明；2012年11月，由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主義力量主導的制憲委員會通過憲法草案，規定伊斯蘭教法原則為國家主要的立法源泉，并在遭到反對后舉行全民公投，在僅有32.9%投票率的情況下，以63.8%的贊成票通過憲法，這是導致穆兄會與世俗力量徹底撕裂、世俗派組織大規模民眾抗議浪潮即“二次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埃及伊斯蘭主義力量與世俗力量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共識，雙方在政治轉型過程中互相設置障礙，互相否決，這是導致穆兄會失敗的重要根源，也是埃及宗教與世俗矛盾尖銳的真實反映。

一方面，司法部門和軍方不斷為穆兄會掌權設置障礙。在2011年11月的人民議會（下院）選舉和2012年2月埃及協商會議（上院）選舉中，自由與正義黨和光明黨等伊斯蘭主義政黨大獲全勝，控制了立法機構，埃及憲法法院卻于2012年6月宣布選舉違憲，下議院被迫解散。在遭穆爾西發布總統令否決后，最高憲法法院又裁定穆爾西的總統令無效，迫使穆爾西不得不宣布尊重最高法院的裁決。此后，穆爾西與司法部門的沖突持續不斷。在穆爾西當選總統前，為防范穆兄會當權，埃及軍方于2012年6月17日發布補充憲法聲明，宣布在新人民議會選舉產生之前，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收回制憲立法權、對外宣戰權以及國家預算決策權等核心權力。

另一方面，穆爾西也不斷通過行使和擴張總統權力否決世俗力量的決定。例如，2012年7月，穆爾西在就任總統不久后便發布第11號總統令，撤銷解散議會的決定；8月，穆爾西在解除了國防部長坦塔維和總參謀長阿南以及海軍司令、防空軍司令和空軍司令職務同時，下令取消軍方6月發布的補充憲法聲明，同時頒布新憲法聲明，收回立法權。

2013年6月底，埃及軍方廢黜穆爾西政權，穆爾西執政時期制定的憲法中止，新的制憲委員會重新制定憲法；2014年1月，埃及通過新憲法，新憲法禁止宗教政黨活動，穆兄會對埃及民主化進程的參與以徹底失敗告終。

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和穆兄會作為典型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它們在突尼斯和埃及轉型過程中的不同命運表明，伊斯蘭主義與民主的關系具有不確定性，伊斯蘭主義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對民主。總之，伊斯蘭主義與民主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

就未來的發展趨勢而言，伊斯蘭與民主的關系將呈現多樣化發展態勢并不斷進行調整與重塑。無論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還是通過自下而上的變革，民主變革都將成為大勢所趨，但阿拉伯國家不會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實現具有各自國情和伊斯蘭特色的民主。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