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從《鄉土中國》中理解中國社會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教授做客清華“學堂開講啦”，從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出發，講述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特質與治理秩序，強調了傳統鄉土社會中內生性的互惠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費孝通晚年對中國從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文化轉型及其對全世界貢獻的思考。以下講座內容摘編自主辦方提供的現場錄音稿，經講演人審定并授權發布。

趙旭東在講座現場

《鄉土中國》開篇的一句話講到一個概念叫做“鄉土中國的鄉土本色”，關于“鄉土中國”的“鄉土本色”，費孝通先生曾做過一個判斷，即“從基層社會來說，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句話的核心含義是鄉土社會所討論的不是由精英所主導的上層社會，而是在最普通的大眾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一旦鄉土性的社會發生了改變，一些鄉土性的東西也就不復存在了。費孝通生于1910年，于2005年過世，在他生活的近一百年里恰恰是中國近代社會發生巨變的百年，也是鄉土社會發生巨大轉型的百年。

1948年初版《鄉土中國》

作為一本完成于1947年前后、討論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書，《鄉土中國》之所以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響，是因為雖然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鄉村發生了巨變，但是許多鄉土的、鄉村的或者說基于人際關系的屬于中國人特有的東西在城鄉之間似乎都還存在，比如我們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集體性的生活、社會的共同發展、共同享有改革發展成果……實際上這些都與鄉土社會原有的共同體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當我們今天重讀《鄉土中國》，無形中就可以去認識變化前的鄉土中國，然后再去理解如今變化后的鄉土中國。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傳統中國社會做了三點總結：

首先，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傳統的鄉土中國之所以被稱為“鄉土”是因為人與土地之間是具有緊密聯系的。中國農業社會的特點，強調從土地里去謀求生活的種種來源。糧食種植、家庭的勞動力、代際的傳承、家族的延續等實際上都與人和土地的緊密聯系有一種，稱之為“天然的依附和轉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傳統農業社會聚族而居的共同體。其次，是人與人之間的熟悉。正是建立在人與土地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基礎上，人不可能隨時隨地離開土地，于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與人之間就變得非常熟悉，這種鄉土的熟悉性被稱為“結構性熟悉”，由此帶來了一些文化上的特點，比如在這樣一種熟悉社會里，有語言但是不一定有文字，因為事情都可以面對面地說清楚。再次，是對私人關系、人情關系的強調。關于熟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費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越是自己熟悉的人關系越強，然后逐漸向外一層層疏遠，最終是沒什么關系的陌生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大家總能感覺到有人情味，就是因為在這樣一種差序關系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許多事情都是在這種差距格局的網絡里慢慢展開的。

除此之外，費孝通還強調了鄉土中國的一些基本特征。除了剛才提到的“差序格局”，還包括了皇權和紳權的概念，也就是在鄉土社會里權力和組織運作的模式。在封建社會，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國土遼闊的國家，皇權自上而下的影響力是無法去統攝到帝國所有角落的，于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上有皇權，下有紳權，甚至是鄉紳統治的地方自治模式，也就是皇權不需要有太多的作為就可以使地方一方平安，而地方的安定實際上是依靠那些看起來沒有一官半職，但曾經參加過科舉考試，在皇權的中心做過官、退休返鄉的人，因為他們在鄉村社會是有聲望的。費正清在書中說：“在一個世紀以前的4億多中國人口當中，皇帝任命的官員實際上不足2萬人，但卻有大約1.25億的參加過科舉考試有學問的鄉紳在基層處理。”如今有人提出鄉賢的復興，其實質就是在地方社會要依賴于一些學問、道德和做派都比較正直的人，由他們去維持地方的公益和秩序。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鄉村的精英人物實際上控制了鄉村生活。直到今天，鄉村社會依然有三類精英發揮著各自價值。第一類是村干部，他們是在國家政務的科層體制上，將國家的政策、福利上傳下達，落實到基層去，因此他們是無法避開的中介人物。第二類是企業家，這些富人雖然在社會的頂端，但是他們有無形的義務去幫助村里的同一個家族、同一個院子、同一個姓氏的窮人。過去往往是一個家族里學習不錯的窮人家孩子會被富人資助，然后出去讀書，以此來培養家族里面的精英，在未來對接濟過他們的富人也會給予幫助。第三類是一些民間信仰的權威，在許多中國鄉村里都有廟宇和民間祭祀的空間，那些權威有點像韋伯所說的“卡理斯馬”權威，因為他們能夠與神溝通，幫助老百姓解決生活中的疑難問題，許多民間糾紛和日常矛盾，甚至是夫妻之間吵架了要鬧離婚，有的都要先到廟里去燒香，然后再看要不要繼續跑到城里去辦離婚手續，因此可以說廟宇起到了調解緩和的作用，這也就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所講的“無訟的理想”。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須走法律程序，因為打官司要有成本，很多時候就意味著雙方都會有損失，所以大家寧可私了或者是和解也不尋求官方的訴訟。正如王士晉在《得一錄·宗祠條規》寫道：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如何廉明，到城市便被歇家捉弄，到衙門便受胥造呵斥，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

許多鄉村的宗族條規都將無訟理想潛移默化帶入到老百姓的生活里，讓大家把打官司看成是不很好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法律對于傳統中國社會是沒有效率的，維持鄉村秩序、治理鄉村事務依靠的是一種“禮”的傳統，即所謂的習俗傳下來的規矩，或者類似我們今天所說的“習慣法”，這可以說是鄉土中國的第三個特征。“禮俗”之所以在鄉村社會中起作用是因為在熟悉社會里不強調變化，千百年來都一樣，那些規矩和習俗從祖上傳下來一代代都會牢記在心里。當遇到事情的時候，就會依據這些習俗去處理。費孝通在燕京大學的校友瞿同祖將其稱之為“中華帝國時期法律的儒家化”，也就是在基層鄉村社會的矛盾沖突化解中，用禮俗的秩序去代替法律的那些遙遠的、或者說是不起作用的規則。只有到了現代社會，熟悉社會被陌生人組成的社會所取代，人與人之間不清楚彼此的底系，所以才產生了法律契約的關系。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理解費孝通當初寫作《鄉土中國》的初衷。這本書是在1948年出版的，當時大家所面臨的是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未來的新中國和舊中國究竟怎么不一樣，新中國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上，費孝通當然是在思考像這樣的關乎未來中國走向的大問題。他強調了當現代國家建立后，必須要把一個原本是內生性的互惠關系放到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當中，使得一些公共利益轉化成了私人的交換。這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沒有完全討論到的，但卻是在今天的社會里需要注意的。實際上我們今天的社會也在強化這樣的一個互惠原則，比如我們國家所提出的“共同富裕”就是要避免某一方的資產或所得變成獨享的，而是社會的一個合理存在，就是要有相互性的往來，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與此同時，在現代國家里同樣解體的還有雙軌政治，費孝通在《鄉土重建》里強調了雙軌政治，也就是理解中國政治的兩條軌道：一條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的軌道，另一條的民間自發的自治軌道。當國家力量過于強大，一直深入到基層社會后，因為很多時候不熟悉地方的生活特征，所以就會帶來一些特征性的轉化，如今我們對基層的改造也面臨鄉村治理如何能夠真正落實和可持續的一些問題，而且在未來可能變得會更加突出。所有的鄉村改造或者鄉村振興如果不能使基層百姓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讓他們發揮力量，那么就會很可能造成一種可持續性的危機，所以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講到的自治性隱含了給予鄉村社會自我發展空間的一種期許。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鄉村治理的成本會非常高。甚至當國家過度下沉到鄉村以后，可能會帶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的一些問題。

事實上，費孝通在晚年就已經意識到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完全傳統意義上的鄉土中國，面對當今世界性的文化轉型，鄉土社會也正在經歷一種轉變。他強調說：“通過我這60多年的經歷，我深深體會到我們生活在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中，而對中國文化本身至今還缺乏實事求是的系統知識。我們的社會生活還處于‘由之’的狀態而還沒有達到‘知之’的境界”。”這個“由之”的狀態就是鄉土社會的一個特征，就是大家不用去問為什么都是按習俗規定的。但是今天的世界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么，就是“知之”的狀態，這與個人權利、公共利益等許多方面都是有關的。所以費孝通說：“我們的生活本身卻已進入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轉型期，難免使人們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實不僅我們中國人是這樣，這是面臨21世紀的世界人類共同的危機。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們還未能尋找到一個和平共處的共同秩序。”這是他在1997年前后所說的話，但你會發現如今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一個世界性的，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種規則是如何難于達成。這也就是說從原來的鄉土社會到如今的全球社會，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簡單概念就能解決的，而是要面臨許多新的問題。所以這也促成了他在晚年從一個早期關注鄉土社會的鄉土結構，轉換到對文化價值的討論上。

當今的中國已經選擇了從一個自我封閉起來的鄉土中國走向現代世界，通過諸如“一帶一路”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鑒的舉措，試圖用中國曾經的文化邏輯服務于世界文明，從而尋求在走向世界性的過程中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因此，人類學、社會學應當注意基于互惠社會的研究價值對未來中國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導價值，基于這種互惠原則，未來中國將從一個地方性的社會存在變成一個世界共同體的存在。這其中會遭遇許多挑戰，也會有許多博弈，但中國如何做出自己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費孝通曾經講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得到了今天許多人的贊同，從中可以看出他已經跳出了原來傳統的鄉土社會，開始關注到從鄉土社會進入到世界社會之后大家如何相處的一些原則，這四句話無形當中也把中國推向了世界。